叶青山回忆诺尔曼·白求恩

一
诺尔曼·白求恩同志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远渡重洋，艰苦跋涉，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到达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五台山金冈库村。我跟随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热情地欢迎了这位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即共产党)党员、世界著名的胸部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态度非常谦逊的第一流的外科专家，曾随加拿大志愿军参加了西班牙人民反弗朗哥的正义战争。回国刚刚三个月，又来到了中国。如今，他穿一身灰布的中国式服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虽已斑白，精神却依然十分健旺。
谈话一开始，白求恩同志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那时军区的卫生医疗事业处于初建时期，医务工作人员很少，而伤员却有六百多名。更困难的是，我们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较低，器械和药品非常缺乏，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也不健全。聂司令员介绍了这些情况后，当场请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以加强军区的卫生工作建设。翻译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同志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急于要工作，第二天便来到军区卫生部，随后就到了后方医院。一连四个星期，白求恩同志成天忙着给伤员们进行治疗，并且向院方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他一面工作，一面思考着如何在现有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把原来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一所模范医院。他的计划得到聂司令员的热烈赞助。白求恩同志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每天一大早就起来，除了给伤病员诊治外，便忙着指挥和帮助工人们盖手术室，做骨折牵引架和妥马氏夹板，打探针、镊子等等。甚至裁缝做衣服、床单，他也要亲自过目查问。晚饭后，还要给医务人员上课。深夜，山村已经完全沉寂了，他的紧张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在黯淡的烛光下，他用极快的速度赶写适合我们医务人员需要的医学教科书，给毛主席、聂司令员和美国、加拿大党组织写工作报告，或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看书。我说：“你年过半百，要注意休息１他笑嘻嘻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嘛！就是这样，白求恩同志以无限的热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辛勤地工作着。两个月以后，模范医院建成了。在落成典礼会上，他以主人的身份登台讲话。他说：“……伤员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倒的敌人就是‘死亡’。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 的中国，而且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新中国。……” 会后，白求恩同志领大家参观了刚刚落成的模范医院：伤员接待室，内外科室，奥尔臭氏治疗室，罗氏牵引室，妥马氏夹板室等等。各种设备，虽然简陋，但却整齐、清洁、井井有条。接着，他又在广场上作了一次实际的手术表演和换药表演，人员分工、工作秩序、进行速度，都使人们惊叹不止。这天，各分区卫生部长、医院院长、医生和护士都得到极大的启发，都说：“回去后一定要按照白大夫的做法，把我们的医院办好。”
勇于克服困难、艰苦朴素是白求恩同志一贯的作风。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他提倡下病房换药，并创造出一种用木板制成的药篮子(我们称为：“白求恩篮子”)，下病房换药时用它非常方便。对于敷料和绷带的消毒工作，虽然在白求恩同志来边区以前我们也曾做过，但不够完善。有些棉花、纱布使用过一次便扔掉了，浪费很大。他来后经过一段摸索研究，提出了“消毒十三步”的建议。这个办法不但把用过的纱布、棉花更合理 、充分地使用起来，节省了大量材料，而且使敷料和绷带的消毒工作更趋完善。以后，为了适应战地流动环境，他又苦心设计了一种可以用两个牲口驮运的轻便手术室设备，其中包括一张能折叠的手术台，一整套外科器械和做一百次手术、上五百次药的药品和敷料。
白求恩同志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严肃。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护士换药时，瓶里的药和瓶签不一致，他生气地立刻用软膏刀把瓶签刮掉。护士愣了一会儿，白求恩同志和蔼地拍着那个护士的肩膀说：“亲爱的小同志，我刚才做的是对的，就是态度不太好。要知道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会致人死地的，今后绝不允许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我们要对病人负责啊！护士听了非常感动。
当时，敌后的生活非常艰苦。党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每月给他一百元津贴。但他马上写信给毛主席，谢绝了，而且建议把这笔钱作为伤员的营养费。他的理由是：聂司令员每月才五元钱津贴，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应有特殊的享受。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我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工作……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二
九月下旬，敌人以步兵、骑兵、炮兵共二万三千多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分十路向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攻。白求恩同志振臂而起，向医生们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到伤员那儿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应该在哪里！在他的主持下，军区成立了几个医疗队，分赴各地。
白求恩同志率领一个医疗队，来到了军区医院第一所，工作还不到三天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自雁北打来的电报，告诉他前线的战况。他一听到那里战斗频繁，饭也没有顾得吃，黑夜便出发了。十一月天，崇山峻岭的雁北已是严寒气候。白大夫走了八十里山路，披着一身雪花，黄昏才到达灵丘河浙村旅后方卫生部。一进村他就急忙问顾正钧部长：“病房在哪儿?”顾部长说：“不远。吃完饭再去吧。”
“吃饭还有多久?”
“二十分钟。”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他检查了一些伤病员，其中有几个是刚从前线抬下来的。一个叫肖天平的伤员躺在手术台上，脸色苍白，腿上的伤口发出一股腥气，看来是没得到及时的治疗。白求恩同志很激动地说：“是哪个医生负责?为什么不上夹板?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和优秀战士，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倍加爱护，宁可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让伤员受痛苦。”说着，他俯下身去，惋惜地对伤员说：“时间太久了，要切掉呀，好孩子!”
直到深夜十二点钟，才把全部手术做完。他回去吃饭，刚脱下外衣，又跑回了病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那些刚动过手术的伤员：“好不好?”伤员们个个很平静，都说：“好!”他快乐得简直跳了起来，对旅卫生部潘世征政委说：“只要伤员告诉我一声好，我就不知该怎么快乐了。”
吃饭的时候，他还在为那个伤员的腿惋惜：“假使一个连长丢掉一挺机关枪，那不消说是会受到处罚的。可是，枪还可以夺回来，而一个生命、一条腿失去以后就不能再挽回了。我们花了多少年的工夫，工作、学习，就为的是保护自己同志的生命和健康……。”这时候，他在想着如何缩短运输时间，使伤员得到及早治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他决定在沿途设立救护站。这样，便使伤员们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大大减少了伤员的痛苦和死亡。
从三五九旅回到一所，他就忙着筹备建立特种外科医院，培养一批医务人员，给三百多名重伤员进行治疗。他差不多平均每天要给十个以上的伤员动手术。
有一次，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须作离断术。可是，这个伤员因流血过多，体温很高，精神萎靡，看样子难以经得住这种手术,为了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白求恩同志决定给伤员输血。
当时，血的来源比较困难。我要求输血，可是白求恩同志却对我说：“你刚输过血不久，不能再输你的血了。我是‘Ｏ型’，万能输血者，这次输我的。”我们考虑他的年纪太大了，而且身体又不太好，因此都不同意输他的血。这时，白求恩同志严肃地说：“前方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可以流血牺牲，我在后方工作，拿出一点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呢？以后，我们可以成立志愿输血队，把血型预先检查好。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抢救伤员要紧，来！快动手吧!”说罢，便伸出了他那青筋隆起的瘦弱的手臂。于是，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 诺尔曼·白求恩同志的三百毫升血夜，徐徐地流到中国人民战士的身上。国际无产阶级朋友的血，使这个战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此后，根据白求恩同志的倡议，志愿输血队组织起来了。医院的政委、翻译、医生、护士，甚至附近的老乡也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白求恩大夫也报名参加了这个志愿输血队。从此，输血就在晋察冀边区逐渐推广，不少伤员因此从垂危的边缘被挽救过来。
三
不久，特种外科医院建成了。为了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白大夫通知各部派人来学习。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实习周开始了，这是白大夫对边区医务人员进行集体实际教育的一个运动周。大家不分职别，分着什么就干什么，第二天按职务升一级，招呼员升看护，看护升医生，医生降下来当招呼员。张杰、潘世征等同志都当了看护。大家非常高兴，认真地替伤员端尿盆、扫地、剪指甲。白大夫每天给大家讲“离断术”、“腐骨摘除术”、“赫尔尼亚手术”等，一边讲，一边做，用实际例子说明问题。行手术后，叫学员们每个人开十个处方，然后他细心修改；自己也开十个处方给大家学习。 学习周结束时， 潘政委在日记上写道： “七天，胜于读书七个月，每一个学员都感觉空空而来，满载而归……。”他们回到自己的单位，都按照白求恩的方式，展开了同样的实习周。
这时，日军正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白求恩同志见全军区的医疗、卫生、训练干部、治疗伤员等各方面的工作已整理得有了头绪，便请求去冀中参加战救工作。得到聂司令员的批准后，他便和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的十八个同志一起，组成了“东征医疗队”，于二月十九日，冒着危险，穿过了平汉路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冀中。
像在山西的丛山里一样，在这里的平原上、茅屋里、战壕里，早就传开了这个令人崇敬的名字：白求恩——一个能把垂死的伤员变成生龙活虎的战士的大夫。有一次，贺龙师长请白大夫看戏，想不到这个剧演的正是白大夫的事。剧刚演完，贺师长当场宣布：“白求恩同志就在这里！会场顿时轰动了，人们把他簇拥上台，和战士们见了面。于是，前线的每个角落里，立即传遍了这个喜讯：“白求恩来了!”
四月下旬，齐会战斗打响了。一天夜晚，白求恩的医疗队就在温家屯村边一个小庙里布置好手术室。白大夫穿上手术衣，围上橡皮围裙，头上戴好小电池灯，又忘我地忙碌起来。忽然，一颗炮弹在手术室的后面爆炸，震得庙宇的瓦片格格作响。一二○师卫生部的曾部长劝白大夫转移到后方去作手术。白大夫毫不在意地说：“前面有队伍，不要紧。做军医工作的，就要亲临前线。你去看看，有头部、胸部和腹部创伤的，不必登记，马上告诉我……”
一会儿，火线上下来一个腹部创伤的伤员——七一六团三连连长徐志杰，他冲击时中了步枪弹，肠间膜动脉管破裂，腹部大量出血，眼看就要死亡。白大夫把他的腹部剖开，发现横结肠和降结肠有十个穿口的裂罅，便用羊肠线一一缝好。他还拿出木匠家具自己动手替徐连长做了一副靠背架。过去，他经常教育医务人员：“一个医生，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屑一做的。”这时，他又一边锯一边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还要会作木匠、缝纫匠、铁匠和理发匠的工作。这样，才能算是好的外科医生。”他把徐连长安置好，又回来做手术，每隔一小时去看一次。他自己吃很简单的点心，把省下来的荷兰牛乳和咖啡给徐连长吃，把别人送给他的梨子放在徐连长的枕边，把香烟放在他的嘴里，给他点火。部队行动时，他叫人抬着徐连长，跟他一块走。二十八天以后，徐连长的伤口已没有问题了，白大夫这才叫人把他送后方去休养。徐连长抓着白大夫的衣服，感动得放声大哭，舍不得离开。白大夫给他擦干了眼泪。徐连长哽咽着说：“我以后只有多杀几个敌人来报答你!”
在冀中短短几个月，经他救护治疗的伤员就有一千多，其中不少伤员像徐连长一样，是在死亡的边缘被抢救过来的。白求恩大夫的动人事迹，在部队中传诵着，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在战场上，战士们高喊：“冲啊!白大夫就在后边!”
七月一日，他回到冀西山地。
聂司令员得到好几次报告，说白大夫工作太累，不肯休息，在冀中时，曾经一连六十九个小时替一百十五个伤员作手术，生活很艰苦，气色很不好。聂司令员为他的健康担心，便请他回到司令部来，休息几天。
他从聂司令员那里，知道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从纽约给医疗队汇钱，宋庆龄先生也从南方设法运了一批药品来，有些外国的和中国的外科医生也曾极力想法到敌后来，但是这一切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了。他气愤之极，痛心地想到：现在，药品快用光了，在齐会战斗时，就已经没麻醉药用了。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而在战场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还得在手术台上忍受痛苦！必须做出一个适应目前条件的计划。他想开办一个新的医科学校，来迅速造就大批中国医生和护士；同时建立自己的合作工场，以便制造几种主要的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为此，他提议亲自去美洲一趟，募集经费、药品、器械和书籍。
他的提议,不久便得到党中央的批准。白求恩一面忙着照顾伤员,一面作各种赴美洲的准备工作——为未来的学校写了《游击战争中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教材，筹办了制造纱布、假腿、夹板的合作工常……
十月二十日，是他预定启程回国的日期。这时，日寇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说：“我不能在战斗的时候，离开部队。等这场战斗结束，我再启程。”于是，他毅然率领战地医疗队来到一分区。
从摩天岭前线下来的伤员，来到了涞源的孙家庄。白求恩同志把手术室设在孙家庄的木板戏台上，台上挂起几幅白布。白大夫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前线激烈的枪炮声，十分清晰。战斗的第二天下午，一个哨兵突然跑进了手术室，报告北面山上发现可疑的活动。立刻去村北观察，果然看见对面山顶上有许多像是敌人钢盔似的东西在闪闪发光。他马上回来告诉白求恩同志：“敌人从我们后方袭击过来了，离这儿不远!” 一个勤务员跳上戏台，一把拉开白布幔，气喘吁吁地问道：“伤员怎么办?”
“等一下!”白求恩一面继续着手中的工作，一面问：外面还有多少没有动手术的伤员?” “十个。大部分是重伤。”
白求恩下命令：“把已经动过手术的伤员立刻运走；马上在这儿添两张手术台，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派一个卫兵去北面放哨，另一个卫兵照顾民把驮子收拾好，准备随时出发。”
这时翻译说：“白大夫，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在齐会、宋家庄都不一样，如果有必要，我们大家都愿意留下来。可是你——”
“可是什么？”白求恩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走，岂不是增加伤员的痛苦和危险？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敌人暂时不会到，我们还可以给剩下的伤员作完手术。”说着，他走到台边，对护理员喊道：“把伤员抬上来!”
三张手术台上，同时进行着工作。除了手术的器械声，一点声音也听不到。
几分钟以后，哨兵又来报告，至少有七百个日军下山来了。白求恩专心工作，没有讲话。山谷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仿佛就在身边。
“糟糕！白求恩生气地说了一声。大家飞快地转过身来。但是，他让大家继续工作： “没什么，我把手指切破了。”他举起左手，浸进旁边的碘酒溶液里，然后又继续工作。
二十分钟以后，剩下了一个腿负枪伤的年轻人，被抬上白大夫的手术台。枪声又响了，这回更近。哨兵又跑回来嚷道：“白大夫，你一刻也不能逗留了！”林大夫扯着白求恩的胳臂：“我来接替你……你不能再停留了……。”手术台上那个年轻的伤员也抬起头来，恳求说：“白大夫，你走吧，我伤得不很历害。把我带走、丢下，都可以，但是你千万快走吧!” “好孩子，只需要一会儿功夫。”白大夫温和地说，“如果现在花几分钟，以后我可以给你治好；要不你这条腿就完了。”
激烈的机枪声越来越近。这时，手术已经做完，伤员都被抬走了。
白求恩骑上那匹棕红色的骏马，走在担架后面。伤员们刚刚进入山沟，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冲进了那个村庄。
四
医疗队回到一分区卫生部第一所。白大夫虽然刀伤左手中指，局部发炎，仍然继续给伤员动手术。十一月一日那天，他检查了一个外科传染病人(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质炎)，白大夫给病人作手术时没顾得戴橡皮手套，可能他那切伤了的中指，这时受了感染。他把第一所需要作的手术做完后，派一个组去检查南线四分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自己去冀中部队的后方医院。到了目的地，他的患部恶化起来，肿胀，痛得厉害。王大夫把他发炎的中指切开，放出脓来。
十一月七号，日军猛烈向我军进攻，前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他不顾自己的病，急着要到前线去。大家劝他多休息几天，他却发起脾气来：“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上这点小伤算什么?你们要拿我当一挺顶呱呱的机关枪使用!……”
任何人的劝解，都没有效果，医疗队又出发了。白求恩同志骑在马上，摇摇晃晃。路上有一些伤员从前线抬下来，他难过得连声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到达王家庄一个团的卫生队，他手指肿得益发厉害，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增高。他服一些药，又顽强地支撑起来。这儿到火线没有电话，他叫翻译派通信员去通知各战斗部队，把所有的伤员一齐送到他这儿来。同时，他命令把头部、胸部、腹部的负伤伤员，一定要抬来给他看，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他。
十一月九日，他把左肘转移性的脓疡割开，精神稍好一些。但到了下午，体温又增高。敌人从五亩地白家庄袭来，必须转移。但是白求恩不肯走：“几个钟头以后，我就又能动手术了！”直到季团长赶来慰问他，同时命令部队转移，他才没有话说了。他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机枪声中，离开了王家庄。途中，他浑身发冷，呕吐了好几次，说话也没条理了。
十一月十一日，他们宿营在唐县黄石口。这时，聂司令员派人送来了急信，要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安全地把白求恩同志送出这个在敌人威胁下的区域，挽救白求恩同志的生命。军区卫生部也派人来了。
长期疲劳和疾患的折磨使白求恩同志清瘦的面孔越发苍白了，四肢冰冷，身体已到了最坏的程度。医疗队的大夫采取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但病情仍不见好转。绝望之余，他们建议把手臂割掉。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我是信任你们的。只要能活得下去，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请你们出去一会，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
全村人都知道了白求恩病重，聚集在院墙外面倾听着，谁也不说话。这时候，有一支部队经过黄石口，听到白求恩同志病在这里的消息，都不走了。他们中间有好多是受到白求恩的治疗归队的战士，有人血管里还流着白求恩同志的血液。他们商量好，派了几个代表来到院子里。医生们只允许他们从窗孔里看一看白求恩大夫。战士们挤在窗台前，悄悄地张望着，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日夜思念的那张外国人的脸，看到了他那翘起的胡髭和那只瘦骨嶙峋的、已经变青的手臂，都流泪了。 走的时候， 他们要求医生们一定要治好白大夫，并说： “我们要用战斗来帮助你们治疗他的病，他听到胜利的消息一定会高兴的。……”
到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院墙注视着翻译和医生，还是一动不动，还是一声不响。
白求恩同志勉强坐了起来，沉重地呼吸着，开始写他的长篇遗嘱。他向聂司令员建议： “立刻组织手术队到前方来做战地救护。……千万不要再往北平、天津、保定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他请聂司令员转告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 “我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最后他说：“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黄昏，他把写好了的遗嘱交给了翻译，解下手上的夜光表赠送给他，作为最后的礼物。他脸上浮起微笑，谆谆地对翻译和医生们说：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夜色笼罩着山野，寒风怒吼，屋子里却静悄悄的。白大夫床头的那支黯淡的烛光，映着垩白的墙壁，烛油眼泪似的一滴滴滚落下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五时二十分，在这安静的黎明，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勇敢、严正、热情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的白求恩大夫，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
消息从八路军的无线电网传布出去。在军区司令部里，聂司令员和许多同志流下了眼泪；在前线上，战士们高呼着白求恩的名字向日寇冲去；在军区医院里，医务工作人员把悲痛变成力量，用白求恩的精神工作着。后来，这个简陋的乡村医院，建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的国际和平医院，在各个革命时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白求恩同志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教导我们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