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更是祸不单行。二哥马本斋到献县城里看亲友，好久没有音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能担保不出差错？妈妈一向刚强，再难过也不露声色，可这回却常常背着人叹气。大哥也慌了神，站不稳，坐不安，跑东跑西地打听消息。
一天，妈妈忽然喜笑颜开地对我说：“老三，你二哥有信来，他还在献县城里。他说，想回家有人不放，让你去帮个忙。”二哥有了下落，自然全家高兴，可心里也嘀咕：谁不放他回家呢？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挑拨，回汉之间有些隔阂，莫不是和汉人闹纠纷出了什么事?
我跑到城里，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二哥。他比以前瘦多了，胡子老长，满面愁容，使我一阵心酸。我刚叫了声“二哥! ”他用手指指窗外，我一看外边站着两个挎枪的彪形大汉，歪戴帽子，挽着袖口，一副凶煞样子。二哥小声说：“土匪头子周朝贵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搞什么‘抗日军’，其实是明抢暗夺，糟蹋百姓，还想拉我入伙。我不肯，就不放回家。”他说到这里很生气，额上的青筋凸暴起来：“真是抗日，我情愿肝脑涂地；要干不仁不义的勾当，别来找我!你回家写封信来，就说母亲病重，我自有办法。”
我回家照办。二哥拿信去见周朝贵，说要回家探亲。周朝贵知道二哥对娘孝顺，没敢执拗，但要二哥“速去速回”。
那时，我们那里乱得一团糟，真是“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扛起一杆旗就是什么 “军”；名目虽多，而无一不是挂着“抗日”招牌，极尽敲诈勒索、奸淫掠夺之能事。一到夜里，四处枪声不断，弄得鸡犬不宁。一天，我们东辛庄的乡亲来找我二哥说：“本斋啊，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你当过团长，带个头保。咱们村子吧!”
二哥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团长。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蒋介石却倒行逆施，偏去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简直是丧心病狂！于是，他离开军队，回家务农。眼下乡亲们一说，二哥没有推辞，就搞了几条枪，组织十几个人，成立了个联庄会。
在咱那个小地方，一个团长非同小可，方圆百十里，人人知晓。别看我们联庄会人不多，可那些“司令”们却没人敢惹，反而为了拉二哥下水，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登门拜访。二哥可不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不管“主任”也好，“司令”也罢，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他总是一声不吭，临走连送也不送。我有些不解地问：“这么多人，难道连一个真心抗日的也没有?”他摇摇头，叹口气，说：“指望这些人抗日，中国就完啦!真正抗日的不在咱们这里，你记得从咱庄逃跑的那个教员吗？”我当然记得，那个教员年纪不大，懂事不少，尽说老百姓的心里话，跟二哥也有交往。人家都说他是共产党。后来国民党要抓他，二哥偷偷帮助他逃走了。二哥见我一时没言语，又说：“那时，他讲了许多话，咱半信半疑，看现在这个局势，想起他的话，真是一百个对！”说到这里，二哥激动而又感慨地说：“他们来咱们这里就好啦！
旧历年底，河间城方向枪炮的整天地响。人们纷纷传说：“游击军在打高顺城（盘踞在河间的匪首），往后该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有人说：“这年月难说，谁知游击军是啥馅的？说不定也和土匪队伍一样。”也有的说：“操那份心干啥，谁胜都一样。反正快过年了，他们放枪放炮，倒省得咱们买鞭炮放了!”
过了两天，枪炮声停了。从河间城来的人说：“游击军是八路军派来打鬼子的，司令是孟庆山，劝说高顺城抗日，高顺城不听，开了火。后来又从南边开来一股抗日军，领导人是吕正操，帮助游击军把高顺城赶跑，开进了河间城。”二哥听了之后，就告诉我说：“是八路军就好了。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的。你快进城去看看是真是假!”
我进城一看，果然满街都是身穿灰军装、袖子上戴着“八路”臂章的队伍。他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在大街上往来又规矩又文明。 我第一次看见这样好的队伍， 无怪二哥说： “他们来咱们这里就好了”。正走着，只见一所学校门旁，挂着“回民教导队”的木牌子，字迹新鲜，想是刚挂出来不久。一些戴白帽的回民，挎着枪出出进进。奇怪，过去哪个朝代把咱“穷回回”当人看，难道八路军刚来两天就给咱成立一个教导队？不是眼花了吧，擦擦眼睛再看，没错，还是那五个大字。
“进坡！”我家的两个亲戚喊我。他们都挎着枪，兴致蛮高，一走近就说：“看什么？想参加吗？来吧，这里是咱回民的正路。”接着又讲了很多团结抗日的道理，还说这是刘主任告诉他们的。我问刘主任是谁，他们说：“有要紧事，晚上再谈!”
哪能等到晚上，我赶忙跑回村向二哥报告消息。村里清真寺的门大开着，乡亲们都从门里面拥出来，一边走一边还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我心里想：今天又不是“主麻”，怎么这么多人？因为有事，没顾细想，拐弯抹角，就往家跑。刚到门口，正巧二哥送一位八路军出门，他俩并肩而行，有说有笑。看那个八路军的装束和城里的士兵一样，只是背后多个草帽，腰间带着一支小手枪。外表挺普通，可我觉得不简单，要不二哥不会亲自送出门，前些日子来过多少“大人物”，二哥从来都不曾这样高看过。
二哥送走客人回屋， 我正想说城里的情形， 他笑着摆摆手说：“ 不必啦， 刘主任都说了。”我忙问：“那人是刘主任？”二哥点点头道：“对，他就是河间回民教导队的刘又正主任。孟庆山司令让他来组织咱们回民抗日。他刚才在清真寺讲演你没听到，真可惜。共产党懂得咱们回民的心哪！句句话都说到人心上，把乡亲们都说哭了。”停了一会儿，他让我把联庄会员们都找来。我问：“干什么?”他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会员们到齐，原来二哥和他们商量出去抗日的事，并说他要领头。大家听过刘主任的讲演，都打定了主意，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别庄的小伙子听说，也跑来找我们，一计算，足有五六十人；只是枪支不多，七拼八凑，还不到十支。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担心她老人家难过，“儿行千里母担忧” 嘛，何况我们出去动刀动枪呢！不料，她很平静，并且鼓励我们说：“走的是正道，妈不拦你们。俗语说：‘国破家亡’，鬼子要是占了中国，你们也就没有家、没有妈妈了。去吧，好好打鬼子!”说完，她还亲手做了我们最喜欢吃的饭菜，犒劳我们一顿。
第二天，我们一列队，有枪的扛枪，没枪的腰挎大刀，刀把上系着红绸子，随风飘飘荡荡，倒也威风。队伍开到河间城东门，那里老早就站满了人，呼口号，敲锣打鼓欢迎我们。里面有很多汉族弟兄。我们非常感动，心随着鼓点咚咚地跳个不停。
我们进城之后，并入了回民教导队，二哥被任命为队长。上级很关心我们，发给我们崭新的军衣，每天每人支给七分钱的菜金；别的部队的菜金只有五分钱。按说差两分钱倒是小事，但是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说明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照顾是多么深切！大家都说，跟共产党走对了。二哥也感动地说：“过去，我在旧军队里当团长，不敢说自己是回民，要不连个班长也当不上。现在，正因为我是回民，才叫我当这个队长。共产党信任咱们，咱们也要对得起共产党，和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鬼子!”
我们教导队一边训练，一边分头到定县、安国、藁城、青县、交河县等地搜集枪支，扩大队伍。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第二年春天，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安平“回民干部教导队”，和我们在河间合编成立“回民教导总队”；年底，雄县、霸县一带的“回民大队”又跟我们合在一起，编了三个大队，共一千多人，由晋察冀军区正式命名为“回民支队”。二哥任司令员。
差不多一年的工夫，回民支队一直在子牙河东岸发动群众，配合一二○师打击侵略军。今天攻这儿，明天打那儿，神出鬼没，使日本鬼子懵头转向，饱尝苦头。日本鬼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一九三九年春天，像疯狗似地从河间、沙河桥钻出来，到处乱咬。于是，成立不久、武器装备不好的回民支队，转移到河西邢邑一带，进入了艰苦战斗的年月。那些日子，不是打仗就是跑路，一天一个地方，吃不好，睡不安，生活挺苦。本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政府禁止宰牛，可是上级还特别允许我们宰牛，改善伙食。但到哪里去找阿訇呢？不经阿訇宰的牛羊回民不吃，有时就是找到一个，没等宰完牛，部队又转移了。日久天长，战士们都有点瘦了。个别人吃不得苦，偷偷地往家里跑。支队里的军事干部，连我二哥在内，多少都带点旧军队的影响，跑了人就简单地采劝抓”的办法；虽经政治工作人员一再制止，可一时还扭不过这个弯来。有人说我们军事干部有军阀残余，当时我听了心里还有些不服。就说二哥吧，他对战士们真是实心实意，可是谁要犯了错误，他也照样关，为啥说咱“残余” 呢？左思右想，有些烦闷。有次见了二哥，本想向他倒倒肚子里的委屈，可是话刚一开头，他就先问我：
“又抓人了?”
“抓了!”
“绑了没有?”
“绑了。”
“亏你说得出口！”他额上的青筋凸起，说明他真生气了。“对战士们要耐心说服，要有阶级感情!”
我心想：怪事!你在节骨眼上连我都骂，再说你也抓过人，发火的时候还用马鞭子抽哩，现在怎么讲起阶级感情了呢?正想着，一抬头，正好看到了墙上挂的马鞭子。
“看什么？马鞭是不是？”他说，“还在，可就是不打人了。你呀，得好好向郭政委学习，来点群众观点。没有群众，别说打日本，你连米汤也喝不上!”
“群众观点”!又是新词。二哥变了。本想诉诉委屈,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我转身走出来。门外站着个值班参谋，朝我伸伸舌头，眨了眨眼，贴我耳朵说：“挨训了吧，他可不是从前的马司令了!”我说：“是啊，变了，变得真快!可他是怎么变的呢?”“怎么变的?你认识郭政委吧?就是郭六顺同志!”
回民支队谁不认识他！前不久他来的时候，在树林里给全体人员讲过话。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穿双草鞋，又稳当又朴素，说话湖南口音，脸上带笑，谁都觉得他挺亲热。就是二哥的变，不知道跟他有啥瓜葛?
参谋见我纳闷，就继续说道：自从八路军一二○师来到咱这里，马司令员就相中人家那股上下一致、生龙活虎的劲头了，总想咱回民支队也跟八路军一样才好。他每次到军区开会，都缠着程子华政委要老红军干部来给咱们当政治委员。好说歹说，算是请了个郭政委。嘿，别看郭政委人瘦小，可是个好样的……”接着，他告诉我说，郭政委虽然是汉民，却能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体贴战士。行军的时候，他的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枪，他自己病了也不骑马。宿营后，他按班检查，给战士挑脚上的泡，还念着快板：“游击战，真正好，敌进我们退，敌驻我们扰，敌疲我们打，想跑也跑不了。游击战，真正好，就是不能怕跑道，腿疼痛，脚打泡，咱们有法来治疗，热水洗完用针挑，睡上一觉保管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天的疲劳全忘了。对待战士态度不好的干部，看到郭政委这样，心里发酸，晚上睡不着觉，后来就学郭政委，抢着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战士在干部的关怀下，也克服困难，很少掉队。他还说，政委要请位阿訇来民运股工作，兼宰牛羊，同志们不愁吃不上肉啦!……
“快说说我二哥的事吧!”见他半天说不到正题，我插嘴道。
“你听着。有个战士家里生活困难，开小差回家了。司令员又动了肝火：‘孬种，怕困难就别出来打鬼子，真给咱回民丢脸，把他给我捆起来／警卫排只好执行命令，拿绳子要去抓人，刚巧路上碰到郭政委。郭政委知道这件事后，嘱咐排长：找到那个同志不要捆，也不要打骂，要耐心说服；他家如果有什么困难，请政府帮助解决。警卫排照办了。那个战士回来，一见到司令员，便沉痛地检讨：‘司令员，我对不起你，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连句重话都不说，还派人给俺家解决困难。往后啊，你用鞭子赶我也不回去了。’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马司令员。以后，司令员处处学郭政委，晚上他俩一谈就是大半夜，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说到这里，参谋又贴着我的耳朵说：“咱们司令员入党了，你知道吗?”
他一本正经，不像假话。怪不得二哥教我要有阶级感情、群众观点哩!说实在的，这下子给我的刺激不校我想：到底是当哥哥的，跑到我的前头去了。我抬头朝屋子里看看，二哥正隔窗向我笑着。我心里说：别笑，兄弟也能克服缺点，赶上你!
回到队上，觉得部队天天在变，时时在变，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军爱民，民拥军，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拧成了一股劲儿。军事行动，也机智灵活，在青(县)、沧(县)、交(河)三角地带，打了很多漂亮的仗。
记不清是一九四○年哪个月了，只记得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天夜晚，风清气爽，部队悄悄摸过敌人封锁的沧石路，插入深县南部地区。这个地方，是我们冀中和冀南的联结枢纽，敌我力争之地。我们一到，敌人就展开了大“扫荡”。他们扫，我们反，一战王家井，再战南花盆，给敌人当头两棒，然后迅速转移。盘踞在深县、护驾池、魏家桥、束鹿的敌人，这时也倾巢出犯，企图找我决战，可是东转西转，不见八路军的去向了。
这时，司令部决定在衡水至安家村的公路上打伏击。说来也很巧，敌人正强迫老百姓在这一带公路两旁挖护路沟。司令员将计就计，通过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把沟挖了一丈多深。敌人不知是计，看了非常高兴，翘起大拇指，连说：“良民的顶好!”
这天黎明，我们埋伏在康庄附近，派出小股部队佯攻安家村。安家村敌人向衡水打电话求援。衡水的敌人正愁找不到八路军，接到电话，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大队人马牵着一串伪军，带着一门加农炮，渡过滏阳河向北扑来。别看敌人来势凶猛，但是他们早被我们吓破了胆，没走进我们的伏击圈，便停了下来，大炮、机枪不住点地向公路两旁瞎打；光那门炮就不紧不慢地打了百多发，他们还不敢前进。
慢慢的，烈日当头。没有一块云，也没有一丝风，阳光透过伪装，晒得我们满身大汗，又急又闷。可是谁也没有动，静静地等着。敌人折腾了大半天，见没有什么动静，才掉转炮口，扛起机枪，集合队伍沿公路前进。我们亲眼看着，领头的敌人进了伏击圈。接着，敌人的大队又进了伏击圈，后卫也进了伏击圈。这时，司令员亲自守着几挺机枪，喊了声：“打!” 我们手指一动，子弹一阵暴雨似地飞过去；胳膊一抬，手榴弹在敌人堆里开了花。敌人马上乱成一团。后来发现了护路沟，象找到救命星似的，也没看沟有多深，闭着眼睛就往里跳。这倒好，一进沟脑袋离沟沿还有好几尺，拿枪只能向天上打，想跑又爬不出来。我们大摇大摆地走近护路沟，不住地往沟里甩手榴弹。只听沟里吱哇乱叫，很快就把大部敌人炸死了。有几个伪军在沟底下拼命喊：“我们投降!不信打死几个鬼子给你们看!”我们刚喊要捉活的，他们已经向剩下的鬼子开了枪。这样一来不要紧，结果使我们只捉到了五个伪军，一个活的日本兵也没捞到。
没有多大功夫，我们便拖着加农炮——第一次缴获这么大的炮——戴上钢盔，打上缴获的枪支、弹药又转移了。
就这样，在上级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我们回民支队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使沧石路的敌人昼夜不得安生。深县南部人民受到极大鼓舞，青年纷纷参军，支队一下子扩大到二千三百多人。同年秋季，我们回师青、沧、交三角地带，又打了许多伤亡少、缴获大的便宜仗，弄得敌人大伤脑筋!我们的战士们可乐了，都说马司令员的游击战越打越巧；甚至还有人煞有介事地传说：马司令员做了一个梦，梦到白发仙翁教给他不少打鬼子的秘诀。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二哥在郭政委的帮助下，学习了不少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倒是真的。
武斗不行，鬼子就来“文”的，搞“强化治安”组织联保，还成立什么“回民公署”、 “回民支队”， 欺骗回民。 听说淮镇维持会的马庆来，曾跑到司令部找二哥，见面就说： “按辈算，我是你远房叔叔。二侄，皇军瞧得起你，请你过去。”二哥一听这话，险些气炸了肺，可是表面不动声色，说：“讲条件吧！马庆来认为二哥动了心，赶忙回答：“那边也有回民支队，请你去当司令，外兼县长。皇军说，这县长不比别的县长，能辖几个县。” 二哥冷冷地问：“就这些吗？”“嘿嘿，皇军没有说别的。你要嫌小，过去再商量。”二哥说：“好吧，老远跑来，你一定很辛苦，给你找个地方休息！”他暗示警卫员，立时把这个走狗拉出去枪崩了。
敌人不死心。一天，我们正在子牙河岸布置防务，通信员忽来报告说，司令员叫我到指挥部去一趟，有要紧事商量。我连忙赶去。
走进指挥部，见大哥也在，坐在椅子上低头抹泪；二哥靠桌子站着，牙齿咬着嘴唇，像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空气沉闷，心里慌乱，我站在中间傻愣着。 许久， 二哥才开口 “老三，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要坚强点!”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莫名其妙地点点头。他说：“前两天，敌人闯进了咱们东辛庄，火烧了我们家的房子和清真寺，还说这全是因为我马本斋抗日！”他额上青筋突起，声音提高：“这还不够，临走时把咱母亲抓去了。”这句话一出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哥也泣不成声。像有人在我头上打了一棒，只觉得天旋地转，几乎栽倒。二哥抢上一步扶着我：“冷静点，老三。母亲是有骨气的……”他原原本本地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敌人把母亲押到河间，威胁她给我们写信，劝说我们“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母亲很刚强，淡淡地说：“儿大不由娘啊!”
“马本斋是孝子，一定听你的话。共产党消灭宗教，还有你们回民的好处?”
“闭上你的狗嘴，我耳不聋，眼不瞎，东辛庄的清真寺是你们烧的，多少回民也是你们杀害的，想让我们当亡国奴，休想!让本斋投降，万万不能!”
“八格呀鲁!你不写信，皇军也能把他们统统消灭!”
“那你们还逼着我写信？有本事去打回民支队去，告诉你们，中华民族你们是消灭不了的!”
二哥接着说道：“母亲已经绝食了，她给咱们捎口信来说：“是孝子就听娘的话，为国家、为民族，狠狠地打鬼子，多多消灭敌人给娘报仇，给千千万万的同胞报仇。老三，只有一条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跟敌人拼到底！你回部队去吧，家里事有大哥，你别操心。”
我茫然地走出来，头晕脑胀，不知怎样回到了部队。
没几天，传来了母亲牺牲的消息。战士们非常悲愤，纷纷要求“为马母报仇！”二哥用从来没有过的激昂声调，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为我母亲报仇，我感谢大家。可是，被敌人残害的母亲何止千万，又有多少母亲要我们去保护！同志们，为了死去的和活着的母亲，我们要狠狠地打击敌人，直到革命胜利!”
敌人阴谋失败，又想出个“车子马快速战术”来对付我们。
这个“战术”听起来挺唬人，其实不过是让敌人骑上自行车，采取急袭的手段，想趁我不备拣点便宜。我们开头没有经验，有人吃了点小亏，有的战士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些顾虑。有次到杜林附近执行任务，部队情绪很高，认为为马母报仇的时机到了，但也有些人总觉得两条腿斗不过“车子马”。 于是二哥就把队伍召集在一起开会。 他嗓门挺高，说： “怕车子马吗?没啥可怕的。第一,骑自行车不能打枪；第二，路不好他得推着车子走，还不如咱们干净利索。不信试试看！他拉过一辆自行车，叫一个战士骑上。正巧前边坑洼不平，自行车颠颠簸簸，歪歪扭扭，险些跌了下来，样子相当狼狈，根本不能射击。看着看着，战士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二哥说：“看，这就是敌人的车子马！又是一阵大笑。他回头看看郭政委，郭政委朝他点头。他又说：“咱们把路破坏了，埋伏在两旁，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同志们!大家都有信心吗?”
“有!”战士们响亮的回答像雷鸣一般。
部队赶到了韩村一带的张白村。我们侦察到敌人会来偷袭，就连夜破坏道路，挖工事。天刚朦朦亮时，我们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都准备停当了，部队按指定地点埋伏在公路两旁，果然，太阳刚刚出山，只见从公路那头，上来一队敌兵，个个骑着自行车，阳光照射，银光闪闪。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下去，又加上公路平坦，他们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转眼就来到了我们预先设好的伏击圈内。因为车子蹬得特快，所以等发现前边有沟时，煞车已经来不及了，领头的几个家伙先跌进沟里了，后边赶来的也一串俩、俩串仨地倒了一大片。这时，我军一声令下，战士们先打了一阵排子枪，就随手榴弹的轰轰声跳出工事，大喊“抓活的”，扑上前去。敌人顿时乱了手脚：顾车?不能打枪；把车丢掉?又怕跑不回去。没等他们算好这笔细账，战士们一阵冲杀，把他们都撩倒在路上，只有最后头的几个转过车头往回返，算是逃跑了!
敌的“车子马快速战术”，就这样破产了。回民支队活跃在晋察冀和冀鲁豫边区，配合兄弟部队不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正像吕正操司令员在一次庆祝胜利大会上所说：“回民支队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帜，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郭六顺同志是个模范政治委员，马本斋同志是我党的优秀的指挥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位人民的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中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郭六顺和马本斋的名字永垂不朽！冀中人民、全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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