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雨很大，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中间的从北平到大名的公路上，泥泞不堪，塞满了扶老携幼的逃难群众和狼狈不堪的溃军。此情此景，使人想起六年以前，就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像现在断送华北一样断送了东北的大好山河。在我们东北军里，有谁不惦记那呻吟于日寇铁蹄下的父母妻小?有谁不缅怀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甚至夜里闭上眼睛，也常常梦到冒着敌人的炮火，打回了老家，和家人欢聚一堂。可是醒来听到的却是“向南撤退”的命令，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一天，部队宿营了。路上的情景又在脑子里翻腾起来，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索性走出屋子，向旷野踱去。秋夜，繁星高悬，秋虫唧唧。一棵高大的枯树，孤零零地伫立在苍茫的夜色中，阵阵寒风吹来，发出低沉的飒飒声。这时，我隐约地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了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婉转忧伤的歌声。在这漫漫的长夜里，士兵们都还没有入睡，不约而同地唱着那首令人心酸的歌子：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悲壮的歌声，紧紧扣着我的心弦，我不由自主地向歌声走去。可是，当我走近时，歌声突然停了，四周霎时死样的沉寂。我感到有些窒息。
“唉!”一声叹息打破了寂静，听来是那样的沉重。
“又唉声叹气了!”另个声音说道。
“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着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这话勾起了大家的心思，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妈拉巴子的，蒋介石跟秦桧一样，把咱东北送给鬼子还嫌不够，又要送华北了!”
“他呀，就会坑害咱们杂牌军。每月发那么六角钱，够喝西北风的！再看看这穿戴，简直像个叫花子。这窝囊气我可受够了。”
“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导咱们抗日哩!”
不言而喻，这是指我们共产党说的。我听了一阵欢喜，满肚子郁闷之情，骤然烟消云散。几年来党的工作，在这支国民党部队的士兵中生根发芽了。
回想一九三五年夏初，我们东北军一一六师驻扎在北平旃坛寺的时候，就看到了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下，华北一天天地在“特殊化”。驻扎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兵，整天在街上荷枪示威，在效外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枪声，给古老的北平带来动荡不安的气氛。人们都在想： “怎么办?”面对着这种形势，想着家乡的沦陷，我们也终日苦闷徘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并派刘少奇同志来平津主持共产党北方局的工作。”平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那难忘的一天，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们放下了书本，走出了课堂，手挽手、肩并肩地拥向街头，请愿示威，要求抗日。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巨浪，震动了全国人民，也震动了我们东北军里的爱国士兵。不久，党又派了一批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我们团里，向我们宣传抗日。团长吕正操也在这时看到了党的宣传品。党的这些活动，更加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因此，虽然外面笼罩着“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乌云，但我们团里抗日、进步的要求日增，并在吕正操团长支持下，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建立了经济委员会，并成立了俱乐部、图书馆，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反动派仇视这些进步倾向，便把吕团长调走“深造”了。
但是，抗日的历史车轮是不能阻挡的，终于“双十二事变”爆发了。吕团长从西安回来，当晚就把我叫去，兴奋而又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接着，他以无限崇敬的感情，讲述了共产党如何光明磊落，为国家民族利益不念旧恶，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最后，他小声地告诉我说：“咱们几年共事，可算得上是知己了。不瞒你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你想参加吗？”听了吕团长一席话，我像失去了方向的航船望见了灯塔，高兴极了，当下表示：“我愿意参加。”他说：“很好。不过担子可重啊，既要开展救亡工作，又要保守秘密!”我们差不多谈了一夜，决定以经济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东抗”)，以便聚集和扩大我们的力量。
不久，北方局从北平派来了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六七个党员同志。他们一来，就到各连当兵，担任“东抗”的领导。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东抗”组织扩大了，再辅之以墙报、时事讨论会和读书会等群众性活动，士兵心里越来越热，抗日呼声越来越高。
“七七事变”爆发时，北方局指示我们：当前政治形势很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但国民党腐败无能，不敢发动群众，华北战局难以乐观。一旦国民党撤退，就按党的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留在敌后打游击!
如今果不出党的预料，国民党军队真的一触即溃，华北战局危如累卵。正当这个时候，听到士兵们要另寻抗日道路的议论，怎不令人高兴!我匆匆向吕正操同志的房子走去。
吕团长在煤油灯下，正对着一幅地图出神，见我进来就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咱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别法!”
这话正合我的来意，我十分兴奋地说道：“士兵刚才闲谈，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怎么办好?”
他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
我想了一想，觉得也只有如此，压压急不可待的心情，走了出来，去找各连的“东抗” 负责同志。
我们又忍着眼泪，让大片的国土在脚下滑过去。撤到河北晋县和藁城之间的梅花镇一带，占领石家庄的日寇也跟踪而至。嫡系撤退，杂牌殿后，这是国民党削弱异己的老手段。这时，我们六九一团又受命掩护大部队逃跑。
冀中平原，缺山少岭，没有任何天然依托。吕团长在巡视阵地的时候，愤愤地说：“命令在这个地方阻击，真是活见鬼了。”
部队仓促地挖了一些单人掩体。一直没受到阻挡的日本侵略军，便嘶唱着法西斯军歌，大摇大摆地接近了我团防线。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士兵们瞪着愤怒的眼情，一阵猛烈射击，百多个侵略军，横七竖八地倒了下去。
步兵受阻，敌人的火炮开始轰击。重炮隆隆，震得天摇地动，我们阵地上弥漫着滚滚的硝烟。多少掩体被摧毁了，多少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倒下了。但是，负了伤的人还在咬着牙和敌人拼着刺刀；掩体被打平了，部队趴在平地上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尽管如此，阵地仍在逐渐缩小，伤亡越来越多。面对这危急的情况，有的士兵流着眼泪对我说：“连长，咱要有炮压压敌人的炮火就好了，敌人的步兵我们包打!”可是蒋介石从不舍得装备“杂牌”，我们根本没有重武器。也有的向我说：“连长，要是有后备部队上来，咱还能把敌人打回去!” 可是，主力已经跑出了一二百里了，有谁管战斗的胜负，有谁管我们的死活?这一切引起部队的莫大的悲愤!有个伤兵临死的时候告诉我说：“沙连长，我不行了。家里有个老娘，请你给她老人家写封信，说我没打回老家去，是蒋介石不让碍…”
我的眼睛湿润了，心想：快把士兵们从蒋介石罪恶的手里拖出来吧!这些勇敢正直的人们，一旦处于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会成为真正的抗日力量。
情况益发严重，一营被围于梅花镇，经过一天拼死拼活的激战，才在三营配合下突围出来，赶到团部驻地四德村。
部队靠拢在一起，我又去找吕团长。他正在战壕里，手拿着两份电报，焦急地望着战场上的情况变化。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我走上前去，向他说：“一营突围出来了!”他说：“好。伤亡不小吧!”我点了点头。他又沉重地说：“军长万福麟跑远了，他想借刀杀人，把咱们丢给敌人。”他皱着眉头又想了想，继续说道：“也好，这倒是个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晚上九点多钟，吕团长把军官们召集在一间大房子里。他以激昂的声音说：“诸位兄弟! 我团的处境大家也清楚。今天军部和旅部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诸位请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能丢下他们不管吗?”说到这里，他满面愤慨，把电报纸晃了两晃，丢在桌子上。
大家听了，都很气愤，特别是一营的军官，更是恼怒，说：“他妈的，他们的心也太毒了。”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站起来说道：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
“对，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外面枪炮声急促地响着，震得窗子不住颤抖。停了一会儿，吕团长说：“感谢大家信任我，我也一定不辜负大家。我不能领着弟兄向火坑里跳。现在主力走远了，如果我们要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下步行动，到那里再商量!”
大家相继散去之后，几个党员在一起研究，决定通过“东抗”发动和掌握群众，一两天内召开士兵代表会议，讨论北上打游击问题。
夜漆黑，狗在叫着，枪在响着。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从敌人的空隙中钻了出来，向晋县以东的小樵镇前进。一路上，只见有不少人在行列里穿来穿去，跑前跑后，这里说几句，那里唠一会儿。他们都是“东抗”队员，在积极和士兵交谈，让党的意图深入人心。赶到小樵镇时，北上打游击，已经成为士兵的普遍要求。
小樵镇，是个较大的城镇，但由于兵荒马乱，市面冷落。士兵代表会议就在这个镇子上的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最先到的士兵代表，多数是“东抗”队员。
人们陆续走进一间明亮的课堂，心中充满了激动和不安。在这动荡的年月里，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将作最后一次选择。气氛沉重，心情紧张，大家屏着呼吸，等待会议开始。人到齐了，吕团长走到大家面前，随手点上一支纸烟，根据党指示的精神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咱们的前途。近来时局令人心焦，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不但不能对抗日有所贡献，而且还有断送自己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都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之责。”接着，他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去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讲得有声有色，很有吸引力。最后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不允许我们有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冀中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吕团长的话，像在干柴上加把烈火，人们心头的怒火立即燃烧起来。一个队员站起来说道：“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大清河，在任丘，挖了两次工事，一枪没放就撤下来了。昨天总算打上了，那还是消灭杂牌的圈套，白白牺牲那么多弟兄，现在想起来还心疼!”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连长王洗风，阴森森地说道：“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
军械长霍地站起来，愤慨地驳斥：“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打鬼子，老百姓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另一个连长又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
“这话不对!”九连长紧握着拳头高声喊，“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向红军学过游击战，也不算太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屋子沉寂了。有人六神无主地四下观望，有人低头拼命吸烟，也有人急得干跺脚。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我心里不免有些着急。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开口：
“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
“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
“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
“对呀，让他自己跟国民党的屁股跑吧!”许多人同声喊着这句话。人们叫着，嚷着，挥动着手臂，围着那几个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屋子里充满了高昂激动的声浪，真理的气势万丈，不可抗拒。几个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显得既狼狈又渺校眼看着大局已定，我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党的主张占了上风，吕团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吕团长挥挥手：“大家静一静!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又是一片鼓掌声，欢呼声。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又当场宣布，废除国民党军队番号，自己命名“人民自卫军”，并推选吕正操同志为司令。
决定北上的消息传出之后，全团莫不欢欣鼓舞，士兵们都找来一些红布，缝在挎包和碗套上，以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群众见了我们，开始是不解，后来是争相簇拥，伸起大拇指赞扬我们：“干得对!”小樵镇出现了一片欢腾景象。
一天晚上，我们一千六百多人，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踏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国民党闻讯后，扣留了我团主要干部的家属，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抗日的步伐。后来他们又派来了一个姓丘的说客，也被我们顶回去了。
部队一旦脱离了国民党，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就发生了变化。”上途中，个个精神奋发，斗志昂扬。每到一处，就宣传抗日救国，检查群众纪律。士兵们不断互相嘱咐：“我们是革命军了，买卖要公平，不能糟害老百姓啊!”
十月末，我们到达了蠡县，我党保属特委军委书记来欢迎我们。终于投到党的怀抱了，我们心情十分愉快，不禁想到：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这年冬季，我们奉晋察冀军区命令，去铁路西整训，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部队扩大到三个团。年底，在冀西阜平王快镇，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他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北上的行动，毛主席已经知道了。几时去延安，你们会见到主席的。”听到毛主席在关心我们，我们都激动极了，暗暗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回到冀中以后，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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