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刚刚开进天津车站，就听到报童在站台上大声喊着：“看报，看报，惊人的消息，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我驻军进攻，……”“看报，日军进攻宛平，占领丰台，看报，……”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车厢中爆炸，人们立刻骚动起来，争买报纸。黑体大字标题，好似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上，怒火在胸中燃烧。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迫使我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考入东北中山中学。“一二九”救亡运动的爆发，使我看清了中国的前途，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随校迁到南京，又和党失掉了联系。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一片“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叫嚣声中，我这个年轻幼稚的共产党员，更是急需要得到党的指引。恰好这时，徐迈伦同志从北平来信，叫我北上参加救亡工作。这封信使我异常兴奋，真恨不得一步迈到北平，投入党的怀抱，投入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下午，有列火车开往北平，尽管站长宣布:“这列车能否开到北平,铁路局不负责任。”我也无心理会这话，匆匆走进车厢。
车到丰台，果然被日本兵截祝月台上站满了荷枪的日本兵。我心里盘算：怎么办呢，难道再返回天律?不，就是步行也要到北平去。
我随着人群走向车站里的天桥。几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卡口恶狠狠地检查行人。看谁不顺眼，就在谁的胸前用粉笔画个“×”，然后日本宪兵就把他拉去审问，不少人被拉到站外枪杀了。登上天桥，一眼便望到车站东头，横七竖八地倒着几十个被残杀的同胞。说不清这时我心里是痛是恨，只觉得心里火辣辣的。我挺起胸走近了日本哨兵。一个家伙可能看我个子矮，年纪轻，用刺刀狠狠拨了我一下，我便乘势出了卡口。
进了北平，就到沙滩的东北中山中学同学会。在那里见到了大半年不见的徐迈伦等同志。徐迈伦同志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信收到了吗?”
“我就是收到了信才动身的。”
“来得正好。”他沉静地说：“党中央已经就卢沟桥事变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现在正需要人去开展工作哩!”徐迈伦同志是在东北学生中搞学运工作的，为人和蔼可亲，很关心同学，我们都亲热地称他“老妈妈”。这时，城外时有枪声传来，街上也乱糟糟的。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华北局势很危险，蒋介石还说这是地方事件，竟坐视二十九军孤军抵抗，不派援兵。目前同学们的救亡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你也参加吧，有多大劲，就拿出多大劲来!”
我在“同学会”住下来。这是个进步同学组织的团体，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同学会”像个和睦亲密的大家庭，自己动手搞伙食，有钱的多拿，钱少的少出，没钱的就不出。生活虽然清苦，但工作却很起劲，整天慰问伤兵，到街头上去募捐、宣传，忙得手脚不停。
一天，徐迈伦同志告诉我：“咱们要分别了，组织上派我到陕北去。”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局势吃紧，北方局指示，要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同志离开北平，没有暴露的党员仍坚持斗争。”我急着问：“我的任务是什么？”他似乎带点羡慕的心情答道：“党满足你的请求，决定你留下来，脱下长衫，拿起枪杆，搞武装斗争!”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徐迈伦同志临走之前，把我介绍给东北大学的董学礼同志，和东北中学的徐明同志。我们三个都是留下参加武装斗争的。此后，我们就经常在东北大学宿舍研究如何组织武装，联系同学。不几天，就联络了二十几个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组织是初步成立了，但是，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根本还不能称之为“武装”。我们继续为此东奔西走，四处打听。听说门头沟有三四百名二十九军的散兵，无处投奔，我们便在夜间用绳子从城垛口系下两个人去联络。第三天他俩回来了，不但没找到人，而且差一点被日本兵抓祝这时，有位北大的同学，说他父亲从前在警察局做过事，家里藏着几颗手榴弹，可是也没有找到。
正在一筹莫展，一天下午，董学礼同志匆匆跑来，找到我和徐明同志，叫我们赶快准备应用衣物，说组织要派我俩马上出城去找一支游击队。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他便把我俩领到张希尧同志的住处。张希尧同志是北方局派来组织武装斗争的负责人之一。他只是简单地向我们交代说：“西郊有支游击队，人枪不多，成分比较复杂，党准备去领导他们。现在先派你俩去了解情况。”我们正为找不着枪愁得夜不成眠，听说有这么一支武装，劲就来了，恨不得马上出城。
当时，敌人的飞机终日在北平上空盘旋，郊区响着隆隆的炮声。”平四门紧闭，每天只开放一两个小时，让城郊的蔬菜小贩出入。第二天，我和徐明同志化装成卖菜的小贩，挑着菜筐子在联络员带领下，混出了西直门。
出城不远，就是一个菜园子，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搭话，才知道他们也是东北人，原在东北军当兵，现在也是准备去参加游击队的。前两天，他们拾了二十九军溃兵丢下的两支枪和几颗手榴弹，就埋在这菜园子里。我们帮助他们挖了出来，徐明和我每人分了一颗手榴弹，便一齐上路。
绕了不少小道，在离城三十里的小高村，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想扩大队伍，非常欢迎我们的来临。
这支队伍只有二十多人，领导人是赵侗(后来叛变)、纪亭榭、宋鸣皋等。他们都在辽宁省山区打过游击，纪亭榭在东北大学读书时，还和我党有过接触。下边成员，大部分是二十九军的散兵，和冀东保安队起义失败逃出来的农民，抗日热情较高。我们把这些情况向党作了汇报。不久，党派汪之力、史进前和张如山等同志参加了这支部队，建立了党的领导；同时又送来了一批青年学生。
七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弃城逃走。”平、天津、 南苑、 宛平……相继陷于敌手。敌人耀武扬威，沿津浦、平汉、平绥铁路，向四处进攻。遵照党的指示，我们这支队伍积极展开了活动，不断摸到西直门、阜成门去搜集枪支，进行武装宣传，联系群众。部队每天在平西敌人各个据点之间跳来跳去。高粱地里，夜露很大，加上秋雨连绵，我们身上的衣服总是湿淋淋的，皮肤都泡白了，起了皱。只有日晒当头的时候，才能舒适地休息一小会儿。大村不能去，小村粮食少，常常以瓜菜代饭。但是大家的情绪却很高。由于我们是积极抗日的队伍，而且对群众秋毫无犯，因而深得群众爱戴。他们看我们穿的大多是学生服，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学生军”，还不断把收藏的国民党散兵丢下的枪支送给我们。不久，我们不但有了许多步枪，还弄到了几挺轻机枪，人数也扩大到五六十。至此，部队才初具规模。
拳头大了，气也粗了。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要真刀实枪地干一下。从哪里下手呢？五六十人的小部队，啃不动大据点。选来选去，一致同意先打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那里押着许多共产党员，把他们解放出来，补充到部队里，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再说，北平中外记者云集，消息能很快传出去，将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情绪。
主意既定，便马上行动起来。正是九月初的时光，夜晚已微有凉意。几个侦察员带上短枪，摸到离德胜门不远的高粱地向过路的老乡们打听第二监狱的情况。两天以后，把情况摸清了，而且带回一个常到监狱里卖豆腐的小伙子。他十七八岁，个头不高，浓眉大眼，显得十分机灵。他姓张，是个回族人，我们便都叫他“小张回回”。他听说我们要打监狱，便兴致勃勃、有声有色地对我们讲起监狱的情况。监狱里约有一两千“犯人”，二十四个监房，按天、地、元、黄……次序排列，其中洪字、月字和章字号里押的是共产党员和“政治犯”。整个监狱只有五十多个看守人员，四十多条枪，戒备不很严密。……
指挥部公布了攻打第二监狱的决定，全队顿时紧急行动起来，擦枪的擦枪，开会的开会，个个忙得满头大汗。党内也开了会，指定专人负责打开洪字、月字、章字号监房。出发前，管理人员特意犒劳大家一下，做了一顿烙饼炒鸡蛋。大家高高兴兴吃过晚饭，就开始行动了。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小张回回在头前引路，部队沿着曲曲折折的田埂向北郊前进。大约十二点光景，我们接近了第二监狱。夜深人静，菜园里秋虫唧唧，叫得特别噪耳。昏黄的电灯光，阴森森地照着“第二监狱”几个大字。监狱的围墙一丈多高，顶上还装着铁丝网。但监狱的四周并没有武装人员把守，大门紧紧地关着，估计看守一定守在门里。根据这个情况，指挥部便决定不硬攻，先把大门骗开，用两个队乘机攻入，与敌人短兵相接，给他个措手不及，迫使他们缴械；另一队埋伏在通往德胜门的大路旁边，准备打敌人的援兵。
两个队迅速接近大门，隐蔽在墙根的暗处。然后派吴靖宇同志带着几个惯使短枪、胆大心细的队员，上去叫门。吴靖宇同志是东北人，当过伪满的“国兵”，会几句日本话，因为打死日本军官而逃到关里的。当下他朝门上猛踢了两脚，就叽哩咕噜说了一通，叫小张回回给翻译。其实，小张回回也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只是按事先准备的话大声喊道：“日本皇军来了，要查看监狱１大门仍然紧闭着，里面也没应声。吴靖宇同志又大声叫骂：“八格呀鲁，门希啦凯(开门)！接着用手擂门。小张回回也在一边帮腔：“皇军发脾气了，再不开门，进去非揍死你们不可！这一咋呼，大门吱呀一声开了。吴靖宇一个箭步上去，用枪口抵住看守的胸膛，喝道：“不准动，我们是抗日军，缴枪不杀！这时，后面的几个愣小伙子也一拥而入，把另外两个看守的枪缴了。这三个家伙遭到这突然袭击，吓得魂飞天外，呆呆地站着，浑身发抖。吴靖宇同志指着一个看守说：“领我去找监狱长!”
“他……他不在，只有看守长在……在办公室。”
“领我去找他!”吴靖宇大声命令，又回头叫两个队员掐断了电线。
大队也冲进来了，进门就喊：“我们是抗日军，解放你们来了。”“犯人”听见喊声，高兴极了，也在监房里欢呼。霎时人声鼎沸，激/情洋溢。接着，里外一齐动手砸牢门。有的抬着大木头，有的用板凳和床板，喊着：“一、二、三!”向牢门撞去。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所有牢房都被打开了。一两千被囚禁的人们，重新获得了自由。那些砸开了手铐脚镣的“政治犯”，跑出牢房，热泪盈眶地和战士们紧紧握手、拥抱，久久不愿释手。
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被囚禁的人，一律剃了光头，穿着灰色和白色的破烂不堪的囚衣，没有领子，像是僧服。由于饮食居住条件恶劣，个个骨瘦如柴，精神恍惚，有些人直盯盯地望着我们，不说不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党员同志，长期被禁在单间里，几年不能和别人谈话，现在说起话来，舌头都不利落了，看着同志们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队员们不由心头火起，都喊着要打死看守长。那家伙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央求高抬贵手。后来领导上考虑到他没有反抗我们，而且乖乖地缴出了四十几支枪，还帮助开牢门，就放他滚蛋了。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色，指挥部命令我们迅速撤退。走了二十几里路，来到一块大草坪上，队伍停了下来。这时天已大亮。一两千人把偌大一块草坪挤得满登登的。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向解放出来的“犯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团结起来抗日。欢迎你们参加我们抗日军。 不愿参加的可以回家。”许多人就是为了要求抗日 “犯罪”的，哪有不愿参加的道理！因此话音刚落，下面就是一片喊声：“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坚决参加抗日军!”除了年老体弱的以外，大都报名参加了队伍。当场把六七百人编了三个总队。这次补进了一批共产党员，给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他们和部队原有的五六十人都成了骨干。我被任命为三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来时零零星星，回去浩浩荡荡，一夜的工夫，变化多大呀!
这次胜利，不仅给了日寇一个警告，给了北平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是我们这支部队发展的一个关键。党的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十分关心这个部队，先后又派来王远因等领导干部和几批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等，充实部队骨干，还不断给部队经济援助。部队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经扩大到三千多人了。
不久，我们奉命到阜平整训，正式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在上级的帮助和八路军老部队的影响下，我们整个部队无论政治、军事都有了飞速的进步，面貌焕然一新。尔后又回到平西，开辟根据地。我们第五军分区，包括昌平、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怀来、房山、涞水、涿县地区。经过几次战斗，打开了平西地区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抗战一周年的前夕，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凶暴气焰，策应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晋察冀军区决定向平汉、平绥、正太三条铁路线同时发起大破击，我们五支队分头攻南口，打卢沟桥，占领石景山发电厂。
当我们向卢沟桥日军射出复仇的子弹时，正是七月七日，抗战一周年。这多么令人兴奋啊！我不由想到：去年这个时候，日寇正开始到处残杀我们的同胞，丰台车站的悲惨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一年后的今天,八路军已深入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像几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使其陷入困难境地。而我们五支队也在这短短一年中从无到有,成长壮大。这是多大的变化!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和一百八十万父老兄弟姐妹们听到枪声，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因为党领导的、忠于人民的子弟兵，就在他们身边前仆后继地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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