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部由陕北来到抗日前线的山西五台东冶镇。
这天，平型关战斗刚刚胜利结束，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和左权副参谋长，把刘秀峰同志和我叫了去，告诉我们：华北局决定由李葆华同志和我们二人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即赴冀西的阜平山区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党的洛川会议精神，早在总部向前方移动的路上，便由弼时同志向我们传达过。但这一次他们又谆谆地嘱咐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敌后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进行工作。弼时同志说，主席十分关切华北的战局，最近又再三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都应环绕着游击战争”，并要全华北的党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组成各种游击队。
弼时同志双目凝视着我们，强调说：“贯彻上面的方针，最根本的一条是发动群众抓武装。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像妇女绣花那样。再一条是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彭副总司令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得远些。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
接着任、邓首长又告诉我们：程子华同志在太原搞了一个“动委会”(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我们这次前去，在党内受北方局领导，在社会上，以太原“动委会”的面目出现。朱总司令说，一一五师政治部现就驻在阜平，杨成武同志正率一个支队收复察南，刘云彪同志也率骑兵支队挺进平汉线。他们都将依据毛主席的指示，分兵发动群众，控制农村。另外，毛主席还采劝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派出了不少干部，分批分组地深入到华北广大敌后。他们还说：“形势好得很。你们人手虽然少些，但到阜平后，可以找罗荣桓同志要。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可以直接向他请示。中央正考虑从一一五师留下一位负责同志，统一领导晋察冀三省的对敌斗争。……”
第二天，我们带上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便顺着山西通河北的大道，直下阜平。二百多里路一天多就赶到了。
次日黄昏，在阜平西关外的一家小庭院里见到了一一五师政治部的罗荣桓主任。罗主任一见我们就兴奋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整个布局，一一五师主力还要向豫鲁一带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国民党在前面丢，咱们在后面拣。你向他要，他不给，可是他丢给了日本人，咱们再拣回来，他就不开口了。”接着，他话题一转，谈到了我们的任务：“不过你们也要有个精神准备。这里的国民党还没跑，城东王快镇也还驻着朱怀冰的一个师，将来跑不跑就难说了。我们是希望他们和我们共同抗日的。可是腿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要跑，我们也没办法。”接着还告诉我们：日军短时期内没有力量进犯阜平。现在城里的青年学生和士绅组织了一个“抗敌后援会”，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动委会”。利用这一合法阵地，大刀阔斧，不放松一刻工夫进行工作。几个月来，我党在群众中已有了相当的威信，群众是拥护我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胜利!
二
“动委会”，是二战区根据我党建议成立的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我和刘秀峰同志都穿着便衣，住在政治部对门的一家小客栈里。
第二天我们分头活动。他留在家里接待来自冀西各地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党的组织；我去找国民党县长兼党部书记长张仲孚，接见“抗敌后援会”的代表，为成立“动委会”做准备。
阜平地处正太线北冀西山区的腹心，距铁路线较远，是个不大的小山城。很早以前，这一带就有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三年孟县兵暴，谷雄一同志带着一部分队伍同地方党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后来暴动失败了，阜平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而破坏党组织的主谋者，就是张仲孚。当地的党员和群众一谈到张仲孚其人，无不咬牙切齿。尤其可恨的是，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张仲孚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连小孩子在街上拉屎，老太太在家中吵架，都要罚款。听到这些，我们不住地想，这个人能抗日么？还有那驻在王快镇的国民党军队，其动向也颇令人放心不下。不过，我们拿定了主意：你要抗日，一起来；你不抗日，那就走着瞧。只要群众起来了，一切都好办。
第二天，我去找张仲孚。一一五师政治部把街头打扮得一片抗日景象。街两旁墙上写满了大幅抗日标语和画着漫画；不时还能遇见一群群的人围着我军宣传员，听讲抗日道理。可是一进县政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空气似乎都冻结了。
在县政府里等了一会儿，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出来了，他就是张仲孚。这个国民党县长不但老奸巨猾，反动透顶，而且其貌不扬。我仔细打量一下：个子不高，两只细小的眼睛在微微下垂的眉毛下眯缝着。我特别响亮地告诉他我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到阜平来组织县“动委会”的。他满面堆笑，连声嗯哼，说什么阜平这个地方太穷啊，老百姓没受过教育啊，“动委会”成立后怕没有经费碍…一派国民党的陈词滥调，听了令人作呕。我忍了又忍，最后和他谈好，由民运部负责召集“动委会”筹备会，届时请他代表县政府和国民党来参加。
回到客栈，一群“抗敌后援会”的青年学生早已挤在屋里等候我。他们听说要组织“动委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很合他们的心愿。这些青年学生大都是从外地读书回来的，受到过我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陶冶，再经过一一五师半个多月的宣传教育，开始认清和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他们的抗日热情很高，早已不满意“抗敌后援会”的工作，纷纷向我叙述张仲孚加给他们的各种限制，热烈拥护把“抗敌后援会”合到“动委会”里去。我们不知不觉，直谈到太阳落山。送他们出来时，一个学生悄悄地拉着我说：“你一定是共产党吧?我们都打定主意要选你当‘动委会’主任!”听了这位青年的话，我又回想起罗主任的教导，想起洛川会议决议指出的“相信群众是拥护我们党的”，我的信心更加提高了。
有共产党、国民党、当地青年学生和士绅参加的“动委会”筹备会开会了。我即席讲话，说明“动委会”的性质、组织细则和统一对敌斗争的任务，请大家审议通过，并选举正、副主任。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群众是那么贴心，因此，在我讲完了以后，不等宣布程序，人们就纷纷提名要我当主任。这时，张仲孚坐在一旁，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从他内心来讲，他是不愿把“主任”这个位置让给别人的。可是人心所向啊!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讲话，说了半天，最后不得不来个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我担任主任。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提出请他作副主任。提议当即被通过。第一炮我们打响了。
一块白板黑字的“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牌子，被挂在了“阜平简易师范”的门旁。学校早被张仲孚勒令解散了，“动委会”便在这里安了下来。
“动委会”的布告一贴出去，群众纷纷传诵。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三三两两、十个八个地从四乡拥向县城，来找我们。开成立会时，就确定要设宣传、组织、武装、妇女等七八个部。仅两天时间，组织很快健全了。空空荡荡的简师校舍里，立刻洋溢着青春的欢乐。头一天吃饭，我们几个人在街上买点馒头就行了；第二天，就得成立伙房；过了几天，一次开饭也开不完了!
新来的同志热情都很高。我们条件不好，布告要一张张写，宣传品也要自己油樱他们都不休息，日夜地干。忙不过来了，就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给熟人、朋友和同学写信，邀集更多的人来参加工作。几天以后，人手多了，我们还出了一份油印小报，取名《抗敌》。记得第一期上除了宣传“动委会”成立外，还登了一篇揭露日寇暴行的战地通讯，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晋察冀军区成立，这个小报便由军区政治部接了过去，不过那时已不是油印，而是石英铅印的报纸了。
三
“动委会”一成立，罗主任立刻派来七八个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一来，便被分派到各个区组织区“动委会”，发动群众抓武装。不几天，他们便纷纷写信回来报告工作。
原来，近一个月来，国民党县政府早已名存实亡了。农村里，到处是土匪、兵痞，他们勾结在一起，夜聚昼散，假抗日之名，抢劫绑票，横行逞凶。不仅区公所里没有人办公，连警察都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来。我们的工作组一去，马上在区公所的大墙上贴上县“动委会” 的布告，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又领导一些青年向警察所借了几支破枪，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安定了社会秩序。接着，便用事实说明，只有武装自卫、团结抗日才是救国救民的大路。过去那些区长、警察所长早就没有了办法，这回听说县上来了人，马上就把一切权力都交了出来，成了“一切权力归动委会”的局面。群众都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实在好，特别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及“减租减息”的政策，真是英明。一天深夜,我刚从省委开会回来,忽听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推门一望，只见月光下有一个老汉,背着一个口袋朝我们住处走来。我忙迎上去,扶着老汉进屋，问他这样晚来干什么。老大爷反过来问：“你是‘动委会’王主任吧?”我点头称是。
他眯缝着眼睛又看看我，才瓮声瓮气地说：“我给你们送东西来了!”说着，把布袋往炕上一倒。嗬!好家伙!我心里一热。这老汉，不辞辛苦地从五十多里外的山沟里跑来，不为别的，原来是特地送两支德造驳壳枪和半布袋各式各样的子弹!
“你给打个收条吧!”老汉喘着气说。我忙向他道谢，他却把手一摆，说：“不用谢!这些物件，都是当年晋军和奉军在我们这儿打仗时丢下的。庄稼人留着没有用，还怕叫坏人拿去。你们来就好了，把枪交给你们打鬼子去吧!”
从老汉口中得知，就为了这些武器弹药，前些日子土匪还吊了他半天，可是他就没给。临走时，老汉拉着我的手说：“主任!我们老百姓拙嘴笨舌，讲不出个道理，可是好人、坏人，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可是百里挑一呀!”
老汉走了以后，我激动得半夜不能入睡。
更使人兴奋的是：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加游击队。没有几天光景，这里来信说扩大了一个班，那里报告说编成了一个排。城南庄区因有党的活动，几天时间便组织了一连脱离生产的“义勇军”；吴王口区也组成了一个有几十人的游击队。不到一周的功夫，全县已动员了四百多人。省委会决定阜平所有的游击队暂时都叫“抗日义勇军”。看到这些情形，不由我高兴地想到：洛川会议的决议，已经开始在这块新开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四
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极端仇恨人民的反动派沉不住气了。
一天，张仲孚召集学生讲话。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在阜平站不长。一一五师政治部没有兵，日本人一来，他们就得跑。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阜平这么小，几炮就打平了。搞这么多光吃饭的义勇军干什么?都是乌合之众，打不得仗。你们要抗日，到王快去!”
这篇鬼话传到我们的耳朵里，省委立刻到罗主任那里开会研究对策。大家都觉得张仲孚讲这番话是在威胁群众，阴谋孤立我党我军，他错认为有城东朱怀冰的部队作他的靠山，我们无法对付。
张仲孚上午放出谣言，我们下午就以“动委会”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请他“出席指导”。在会上，我们列举抗战以来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平型关的胜利、杨成武支队收复察南，以及骑兵支队在倒马关击退日军等事实，说明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只要全面动员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可怕，一定能打败它。我们针对张仲孚所放的谣言逐条地驳，驳得坐在主席台上的张仲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而广大的学生和居民却越听越起劲，鼓掌，喊口号，我们的讲话屡屡被打断。
这个会简直又成了一次总动员大会。城区的义勇军，当晚就从一个班发展成一个排，不出三天又扩大到一百多人，编成了一个连。那时，只要是共产党、八路军派出的干部，振臂一呼，管保有人围上来跟他走。
十月十二日，平汉线上的日军侵占了石家庄。一向驻在王快不动的朱怀冰，连夜撤到了阜平。我们挽留他在河北抗战，他不干，准备继续向山西退。
这天清早，有人跑来报告：“不好，张仲孚也准备跑!要不要把他监视起来?”
当时，山前曲阳、唐县、行唐、灵寿各县的国民党县政府，早在日寇未到之前，就溜走了。张仲孚要跑，也并不奇怪。因此，我对报告人说：
“算了吧!他长着两条腿，咱们怎么拦得住!”
“不行，他手里还有一两万公款，不能让他带走；再说，他还要把保安队拉跑……”
听说仲孚要把保安队拉跑，我心中一动，忙到罗主任那里去请示。
罗主任说：“钱我们不要，人和枪是必争的。这个人留在阜平，成抗战之事不足，败抗战之事有余。要是他单枪匹马地跑了，也就算了。”
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县长是兼保安队长的。阜平县保安队的队副还比较进步。于是我们直接找他谈话，向他说明我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由他自己抉择。他立即表示坚决留下来，并保证保安队一人一枪都不会跟张仲孚走。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张仲孚果然抱着他在阜平搜刮的民财，偷偷地跟着朱怀冰跑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主任。罗主任说：“跑就跑了吧，死狗总是扶不上墙的。没有县长我们派一个，管保∪他干得强。我看，就由你当县长好了１就这样，我又当上了阜平县长兼保安队长。
这些情况，我们都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总部很快就派来一批干部，分头到下面组织更多的部队。到十月中旬，阜平的各个区，连同周围的行唐、曲阳各县都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到两千以上。
队伍大了，需要更多的抗日经费。我当县长的头一件事，就是以“动委会”和县政府的名义，召集全县的士绅来开会筹款。
恰好这时，一一五师师部骑兵营打开了曲阳城，并打垮了日军一个中队，缴获了大批物资。会上，我们把骑兵营送来的日本罐头、饼干、香烟等摆在桌上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我军的胜利，报告了当地义勇军发展的情形，接着提出希望他们协助解决经费的问题。他们听了我军的胜利，吃了缴自日寇的罐头、 香烟， 都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定 “竭尽棉薄，慷慨输将”。当场，这些士伸们便认捐了四万多元。四万多元，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五六分钱就买一尺布，块把钱可以做一套单衣。来阜平时，总部不过才给我们一百四十多元!
骑兵营在曲阳战斗后，又乘胜东进收复唐县，并一度攻进定县城。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以班、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那时，“动委会”的权力可大着哩！部队收复一个县，我们就放一个县长，收复一个区，我们就放一个区长。旧的政权逐步瓦解，新的政权逐步建立起来。
到十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的各县义勇军已发展到四千人。这些队伍，有的是我们的干部亲手搞起来的，政治质量比较好；有的是地方上自动组织起来或各县旧保安队改编的，这一部分成分较差。依照省委和罗主任的指示,部队进行了集中整训,并照着毛主席建立红军的办法，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和政治工作，严格要求所有的人员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天，我正在曲阳整编部队，忽然罗主任派人来通知我，要我立即赶回阜平。原来一一五师奉党中央的命令即将南下，准备协同一二九师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我回到阜平后又接聂荣臻政委打来的电话，这时才知中央已决定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晋察冀军区，下设四个分区。聂政委要我立即交代阜平的工作，然后协同陈漫远同志筹组第三军分区的指挥机关。
新任的阜平县长是张苏同志。他到任后不久，我便到灵山镇分区机关去，根据聂荣臻同志的指示，将阜平一带的义勇军，合编为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三个大队。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至此，“动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九三八年一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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