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克诚在北平育英大学求学期间，正值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动荡年代。全国各地青年在苏俄十月革命和“五四”青年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罢课游行活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克诚为投身这场运动，于翌年毅然离开学校，到天津、上海等地进行活动。年底回到家乡，出资聘请武术教练，组织本家佃户和一些乡邻习武练拳，并同一些人于1934年夏组织了“大刀会”，以此维护地方安宁，深得群众拥护。1936年春，经家族推举，应乡长考试，考中高坊乡乡长。他就任乡长第一件事，就是兴办教育，并自己出钱在自家闲园内盖3间学堂，聘请老师，免费让本乡各村儿童上学。由于免费，上学的穷苦子弟很多，学校办得非常红火，直到日军侵占莒县，群众外出逃难，方才停办。
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克诚忧心如焚。当看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节节败退时，更加对国民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并经常与人谈起，要到陕西投奔红军。此时，中共党员郭有邻(莒县泥沟子人)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党的组织，组织抗日武装。郭有邻通过介绍后找到克诚，克诚忠心报国的态度，使郭有邻对其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经几次接触，于1937年11月由郭有邻介绍，克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克诚到处奔走，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五花营、蓝家官庄、水由等村建立秘密游击小组，发展了部分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成熟，克诚等人于1938年2月初在珍珠山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莒县第一支抗日武装——莒县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克诚任团长，郭有邻任政治指导员。在克诚的带领下，沿台(儿庄)潍(县)公路到处挖壕沟、割电线、毁桥梁，阻止日军南进。由于初创阶段，缺乏领导部队的经验，装备、给养等出现了一系列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的困难，克诚多次变卖家产土地，并取借于亲朋好友，用于部队的给养和购买枪枝弹药。
克诚参加革命后，受到族人及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克诚有堂叔兄弟10人，其中3人在国民党政府或军中任职，只他一人投身于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克诚凭着国民党正统乡长不干，偏要去当共产党，是大逆不道、败坏门庭的行为，就经常借故制造事端，企图阻止克诚的行动。但克诚对此毫不理会，并对他们说：“人各有志，凡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都应该起来，跟着共产党赶走日本鬼子。”他们看到阻止不了，便都与克诚断绝了关系，并称他为“败家子”。克诚的岳父家是明、清两代的大地主，拥有土地2400余亩、庄园一处。因一生无儿，过继2子，以继产业。克诚参加革命后曾多次去借过粮、款。岳父过世后，克诚去向岳母要了50支元宝(每支50两)，放在车子中间用布盖好。正要走时被两位妻弟拽住说：“你每次来，都要将我们的财产拿去闹什么革命，今天我们要翻翻你的车子。”克诚把脸一沉说：“你翻吧，如果翻不出来怎么办。”两位妻弟慑于他的威力，知道如果翻不出来，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只得做罢。当时驻在莒城的鬼子汉奸对克诚是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到家里抓他，都被他巧妙地躲过，但家中却被敌人洗劫一空。后来全家只好逃到沂水县的沟头、苗家曲一带藏了起来。
1937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鉴于莒县党的组织比较活跃，力量不断壮大，批准成立了省委直接领导下的中共莒县特别支部，克诚为委员。为扩大影响和活动范围，1938年2月底，特支决定将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改称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克诚任团长，郭有邻任政委，庞汇川任参谋长。1938年3月，部队奉省委命令，开赴沂水县境与邵德孚组织的抗日武装汇合，统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克诚任募集处主任。5月，克诚奉命回到莒县宣传发动民众，组织抗日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穷苦子弟踊跃报名参军，不久成立了莒县独立营。7月，四支六大队开到莒县活动，独立营并入六大队建制。不久克诚受命去山东抗大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此期间，学校的生活非常困难，克诚主动回家卖掉一部分土地，将钱拿回资助学校。
1939年4月，克诚从山东抗大分校分派到中共南沂蒙办事处任二科科长。由于日军的“蚕食”、“扫荡”，抗日根据地比较狭小，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尤其根据地军民的吃穿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克诚虽然掌管财政大权，但他从不搞半点特殊，对自己严格要求，与同志们同甘共苦。克城全家对革命工作都非常同情和支持，经常掩护和招待伤员及来往过的干部。
1941年1月，克诚在中共南沂蒙办事处任职期间，党内错误的开展了“肃托运动”。运动中克诚被无端扣上“托派嫌疑”帽子，被隔离审查，不久便被迫害致死。1985年10月11日，中共莒县县委作出为克诚平反昭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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