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这样大发展的新形势，抗联的领导机关迫切地需要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迫切地需要加强各部队间作战的协同，可是当时连一部电台也没有。领导上曾多次派人到哈尔滨等城市买机器、购器材，终因敌伪封锁太严，没有结果。
隆冬时节，据侦察员报告：汤旺河上游伊春老钱柜有三、四百伪军，保着几个鬼子和一架电台，要在那里采伐木材。抗联六军领导人选了精兵五十，远距离奔袭，把敌人全部缴了械，连电台也做了“俘虏”。
有了电台就有了培养通信人员的条件，第二年夏天，抗联的第一所电讯学校诞生了。因为我过去学过一点报务技术，就被任命为抗联第三军司令部电信学校的校长兼教员。
七月下旬，我去接受任务，赵尚志司令员一再嘱咐我说：“现在的形势很好，部队发展很快，只是联系困难，再用两条腿跑交通是不行的，必须靠电台来联系。你们一定要很快地培养出一批报务员来。”
我们这所电讯学校其实才只有八名学员。为了避免敌人的骚扰，校址选定在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
在这样的地方办学校，一切都要劳动起家。千里林海，有的是木料。我们白天伐树、锯木板，晚上就露营在苍松下。虽然夜晚凉风袭人，可对于过惯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的我们来说，自然不把它放在话下。披星戴月，经过十多天的苦干，终于建成了一间结结实实的木头房子，还钉了几张简单的桌凳。木房前面还开拓出一块小场地作为我们操练和游戏的地方。
修好房子，接着就到林外去运给养。为了争取早日开课，百多里路，每天都打个来回。小曲同志本来腿就有病，但也不肯留在家里，扛着粮食还一跛一拐地唱着：“莫看腿儿跛，高山能飞过，不信比比看，谁能赛过我。”
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我们全部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学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朝阳透过树叶，一道道金光撒在房外的空地上。同志们围坐在机器旁，等候着兴奋的时刻。当我轻轻地打开电源开关，按动电键，寂静的森林里立刻传出了嘀嘀嗒嗒的发报声。
我们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学员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一个个精明强干，热情很高，不到一个星期的功夫，就基本上掌握了阿拉伯字码的抄收。可是，到了学习拉丁字码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同志们的文化程度最高的不过初小毕业，从未学过这些弯弯曲曲的“洋字”，现在真把人难住了。写，写不好，记，记不祝白天黑夜地练，脑子发胀了，手腕子酸疼了，还是进步不大。有的人沉不住气了，说这个活不如扛枪杆利索，想回部队去。连小曲那么虎势的小伙子，脸上也露出愁容。有一次他试探着问我：“这东西咱能学会吗?”
看到同学们学习进展不快，我也有些急躁了。一天晚上，我把马喜贵找来商量。他参加革命时间比较长，在部队上当过排长，我相信他能出些主意。他想了好半天才对我说：“我看领导上光发急也不顶用，是不是开个支部大会研究一下。”当天晚上，全校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在房前的空地上举行了支部大会。讨论的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是前进还是后退？”会上没有一个人叫困难，大家纷纷说，大敌当前，重任在身，应该百折不挠，排除万难，完成任务，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有的同志说：“咱们干革命的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决心!谁退缩，谁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东北三千万受苦受难的同胞!”
支部大会后，同志们学习热情更高了。从黎明到日落，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人停止过学习。电键不够，就用手指练；没有足够的纸笔，就用小木棍在地上抄写。就是在蚊虫轰鸣的夜晚，大家也围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不停地练习。小曲同志看到电键不够使用，白天，他就一个劲地练习抄报，有意把电键让给别的同志学，等到别人入睡以后，才一个人悄悄地到外面去练习。
这些事使我懂得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从此，我们把政治教育列为一门正式课程。那时候上政治课，主要是用讲故事的方法给大家谈一些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以及为什么要闹革命、打鬼子的浅显道理。有时偶尔从北满省委那里得到几张《救国时报》（党在巴黎创办的），就念给大家听。记得有一次上面刊登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情况。我念完那张报纸后，大家都激动地说：“什么时候能和红军一块打鬼子多好啊!”
为了了解国内形势，我们决定每天晚上收听一会儿广播。第一次听到的广播是“西安事变”的消息，一听说何应钦调动大兵要打张学良，大家就火了。马喜贵脾气大，“啪”一声把机器关掉，忿忿地说：“不打鬼子打内战，真混蛋!”我又调动波长，突然听到了激昂雄壮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也就随着唱起了“国际歌”。高吭的歌声，在林海的夜空中激荡。
冬天的兴安岭，整日狂风呼啸，大雪弥漫。本来，我们的粮食供给就很困难，夏秋以来都是半粮半菜。现在冰雪封山，再找不着一叶野菜了，每天只能吃上一两顿稀粥。
一天晚上，我们正围在机器旁收听广播，给我们跑交通的木匠老人来了。他背来了蔬菜、油盐，还带来一只獐子。我们为了招待木匠老人，便请他一同坐下听广播。这时，苏联伯力电台正在播送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事：有一支红军部队化装袭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县衙门，把县长抓住了，县保安队也全部缴了械。满城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工农民主政府也成立起来了。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我们听后都手舞足蹈起来。木匠老人也激动地说道：“咱们穷人的军队都是神兵天将，打坏蛋，闹革命，处处为人民。有了你们，鬼子一定能消灭。” 学习和在林海中走路一样，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障碍，但是，前方不断传来捷报，每一个捷报都逼着我们必须加快步伐。
我们的学校驻地虽在安全地带，但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入口处放了个警戒哨。学员们又要上课又要放哨，自然比较劳累。于是小曲和大伙儿合计着用电池和灯泡装一个警戒器。他们在木匠老人那里找了一些铜丝当电线，从离驻地三百来米的入口处接到屋里。如果有人碰到了线头，屋里的灯泡就亮了。以后又进一步改造，系上个电铃，一通电，灯也亮，铃也响。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自动哨”。
腊月下旬，兴安岭又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我们又十多天没有吃菜了。天刚放晴，就全部出动去交通站背给养。经过一天的奔波，大家都很疲劳，回到学校就酣然入梦了。刚睡下不久，电铃突然响了起来。我连忙把同志们叫醒，一面让部队紧急集合准备战斗，一面对马喜贵说，咱俩去看看虚实。
在路口上有一个人影迎面而来。一问口令， 是木匠老人。 我松了口气赶忙上去问道： “老大爷，天这么黑，没跌着?”老人打趣地说：“人老骨头硬，跌不坏。”
老人给我们带来了省委的信，信上说：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抗联三军由四个团扩大成七个师，六军也由四个团扩大成四个师，部队迫切需要加强通信联络。要我们加快速度，赶紧学好技术。
省委的指示又成为我们奋勇前进的动力，学习比前更紧张了。
学习在前进，时间在飞奔。熬过了漫长的冬夜，兴安岭终于奏起了迎春曲。沉睡的山林醒来了，脱掉了白色衣裙，换上了崭新的绿装。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的辛苦耕耘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学员除掌握了基本的电学知识外，都达到了发报十一、二组(每组五字)，收报十五、六组的要求。按着省委的指示，学校立即结束，分配工作。
老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特地送来了一只獐子，为我们饯行。我望着他那慈祥而刚毅的面容，沉浸到往事的回忆中：几个月来，老人给了我们多少帮助!在渺无人烟的荒山密林中，是他帮我们盖起了营房；在艰苦的学习过程中，是他为我们带来了党和首长的指示和鼓励；在给养发生困难的时候，又是他跋山涉水送来了蔬菜、油盐。风里雪里，白天黑夜，他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啊!
小兴安岭的黎明是那样美丽。太阳还没有出来，星星隐去了，天边一抹红霞映着万里长空，山腰间飘浮的白色云雾，像透明的纱巾在飘动。就在这春日的早晨，我们离开了学校，奔上了新的战斗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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