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同志一跃而起，把枪一挥，命令道：“准备战斗!”
队伍迅速地散开了，有人闷声闷气地骂道：“奶奶，到底追来啦，老子欢迎你!”
山脚下是槐树坪。村里的人早被敌军赶去“并村”了，只剩下几间歪歪斜斜的破屋子，衬上对面的一座秃山，更显得一片荒凉了。
有十几个人从对面山上走下来。越来越近了，看得很真切，穿的是敌军的青灰布军装。 对于敌人的“光临”，我们都不感到奇怪。从一九三四年秋天起，我们这支由地方干部、红军伤病员、妇女、儿童组织起来的商南游击大队，在鄂豫皖边境的金刚台山区，坚持斗争，整整三年了。三年来，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和敌人见面，没有一天不和他们打交道。
就在不久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对金刚台山区发动了一次最疯狂的“清剿”。他们在山顶上和要道隘口修起了碉堡，严密地封锁了山区，巡逻队像野狼似的到处搜索。我们实在站不住脚了，才在一天的黑夜，偷偷地离开了这个抚育、隐藏了我们三年的金刚台山区，向着商南县的槐树坪山区转移。一路上，我们辗转跋涉走了十多天。本来以为反动派一定会前堵后追，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次却是一路平安。到槐树坪已六七天，也没发生情况。我们正感到奇怪，今天他们又“光临”了。
这十几个人下了山，进入庄子，指指点点的在商量什么。不一会，他们便向我们山上走来。
“干什么的?站住!”哨兵大声喝问。
“啊，找到啦!喂，同志，是我们哪!”这些人看到我们的哨兵，竟高兴得大喊大叫，直向我们奔来。
我们个个圆睁双眼发愣，打了三年游击还没有碰见过这种怪事：要是敌人来投降，没有这样大胆；要是自己人也不会这样吵吵嚷嚷……说不定白军就在附近潜藏着呢。莫非是敌人的什么鬼把戏?
他们跑近了，哨兵不顾一切的大声吆喝：“站住!”
“是我们哪，同志，我们是来和你们联络的!”
自己人?……不，还是小心为妙，敌人耍的花招，我们领教得太多了。
张泽礼同志派了两个便衣队员下去，像古代打仗，两将上阵，先来个通名报姓。嘿，果然是自己人!
原来他们是红二十八军派来的，其中有李世焱，石玉田等同志。他们俩以前都是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的人。李世焱同志曾经率领他的手枪分队协助我们拔除了附近许多碉堡、围寨，打击敌人，和我们是老相识啦。石玉田同志原是赤城县委书记，我们更熟悉。
不过一袋烟工夫，这半山腰里可热闹啦。二三十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团团围住他们，含着眼泪笑着，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
“你们这一向在哪里呀?”
“上级可没有忘记我们呀!”
“红军主力到了哪里?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呀?”
是啊，这三年来，我们和领导上失掉了联系，独立地坚持在深山密林里。今天见到亲人，谁能不高兴得发狂呢!
张泽礼同志笑容满面地迎上去对李世焱、石玉田同志说：
“啊哈，老李、老石，你们辛苦啦！可惜这荒山野地没什么可以招待贵客，连杯开水都没有，等将来革命成功了，我张三铁匠保证杀鸡宰羊来款待你们!”
大伙哄笑着。
李世焱同志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这是司令员叫我送来的。”
张泽礼同志接过信，喜得眉开眼笑。——这信封里装的是比黄金、比宝石、比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还要贵重，它是党的指示、党的关怀。像久别的儿子接到了母亲的信，他的手指都有些颤抖了。
他识字不多。我念过两年书，勉强认识一些字，他把信递给我说：“小秘书，你念念!” 我接过来一看，脑袋像劈了一斧头，嗡嗡直响。我费了好大劲才看完了这封信：
“……目前日本鬼子进攻中国，中央已和国民党谈判好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你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战斗，同李世焱他们到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结整编。”
“蔼—?”
一声晴天霹雳使得大伙目瞪口呆，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几十道目光立刻都集中在李世焱同志的脸上。
欢乐的激/情消逝了，先是片刻沉默。接着，红色游击队员的心爆炸了，血沸腾了：
“怎么，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还会和我们合作?!”
“啊唷，蒋介石放下屠刀成佛啦?”
“天底下没有一条狗不吃屎，反动派生这善心?”
“不会是党中央的指示吧!”
是的，两三年来，我们不但和领导上失去了联系，就连一张报纸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全国全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在我们眼前，是被国民党烧成一片灰烬的村庄，无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我们心里，是燃烧着的扑不灭的仇恨，见到反动派谁都双眼发红，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掉。
“莫非李世焱他们……”残酷的斗争，血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警惕”这两个字的深远含义。在那些刀按在脖子上的日子里，不是曾有人动摇后，跑回家去，结果被反动派牵着鼻子干坏事吗?
笑容隐没了，握着的手松开了，人圈慢慢地走散了。
张泽礼同志的脸色铁青，目光炯炯逼人，厉声盘问：
“你们打哪儿来?”
“从潜山来。”
“走了多久?”
“六七天。”
“为什么这样快?”
“现在国共合作，我们有卫立煌的通行证……”
蔼—原来如此!一个红军战士会身藏反动派“剿匪司令”的通行证，在白区通行无阻，这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张泽礼同志向便衣队员们瞟了个监视他们的眼色，又放出了警戒，以防备敌人偷袭。然后几个领导同志便到树林的另一边，分析情况，商议对策。
张泽礼同志捏着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蓦地，他想起小包袱中还保存着二年前司令员给他的一封信，急忙拿出来一对照，两个私章颜色分明不同：一个是新鲜醒目，一个是黯淡无色。
“哼!”他的鼻孔像打闷雷，“又想来调虎离山!”
又一想：不对!敌人想消灭我们，何必要骗到二百里外的黄安七里坪去呢?还有，李世焱、石玉田等同志素来是革命的硬骨头，他怎么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热，心烦，汗珠直滚。
我们忽然想到，信笺保存了二年，私章油印当然会褪色。再一对笔迹，没有差异。两个私章的字体大小也一模一样，信是真的。那么……
“我看打发他们回去，我们马上转移。要革命就革到底!”停了好久，张泽礼同志提议。没有人回答。太阳西斜了，照着一张张愁闷的脸色。
李世焱同志发急了，跑了过来。他理解红色游击队员的心。每颗心都是一团烈火，容不得一点虚伪，一点肮脏，一点怯懦。每颗心都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再三解释这是真情!再三说明党中央的政策，和南方反动派被迫接受停战的经过。并告诉我们说，现在部队的任务是下山整编，组织抗日武装。
大家仍然沉默着，周围的气氛更窒息。
李世焱同志拾起一条树枝，啪的一折两段，斩钉截铁地说：
“假使我有一点虚情假意，就和这个一样!”
张泽礼同志想了很久，才决定：
“党的决定我服从。可是，反动派到底有没有诚意和我们合作，他们安的什么心，我不知道。我不愿意把全部革命本钱拿去冒险。我们要留下一些革命火种。这样，万一我们上了当，这里还有人坚持斗争，还可以发展壮大。”
经县委紧急讨论，决定把活动在熊家河地区的便衣队留下，连夜派出人去把杜立保队长找回来。
夜，满天星斗，山上有些凉意。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磨练，任何艰苦困难我们没有动心，而今天，心里却翻翻滚滚的，怎么也合不上眼。
第二天，杜立保同志来了。张泽礼同志拉着他的手，嘱咐着：
“我们走了，到那里的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我们会见机行事的。你要随时了解我们路上的行动和到七里坪后的情况。假如国共合作是真的，我们马上给你信；要是假的，你们要坚持斗争。我们一走，你们的力量更单薄，更困难。就是剩下一个人，革命还是要革到底。” 傍晚，夕阳还留在山尖，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槐树坪，告别了留下来的战友，踏上了去七里坪的道路。
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敌人的据点，尽拣山径小道，荒村野地，披星戴月地赶路。有两个“茶叶贩子”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这是杜立保同志派出打探我们消息的人。一到七里坪，来迎接我们的确确实实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每个人都激动得淌下泪水。我们集中在秦家祠堂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以及党的建设。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干部给我们作报告。到这时候，我们才懂得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与伟大。我们更深信：有我们党的领导，中国就不会亡，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我们打败。
刚渡去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原来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便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浩浩荡荡地开赴皖东战场，肩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作者：徐其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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