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西进陕西后，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红色政权大部被摧毁，仅剩下赤城、赤南、六安六区、鄂东北部分山区等四小块根据地。这四小块根据地的机关、部队、人民群众加起来，总共不过二三千人。由于敌人不断的摧残 ，实行“ 血洗政策”，根据地一片荒凉，有些山林，被敌人砍伐一光，鸟无栖息之所，人无隐蔽之地。
当时蒋匪用来“清剿”这四小块根据地的兵力，有中央军的十三师，第十一路军的两个多师，第二十五路军的三十二师，东北军的五个师和十九个地方保安团队，不下十五万人。 为了坚持鄂、豫、皖的斗争，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跳到外线作战和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鄂东道委陈守信同志指示徐国顺和我率十余个红军战士，成立一个便衣队，深入到平汉路东的敌区——灵山地区活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带山区站住脚后，秘密发动群众，为红军扩充兵员，掩护伤员，提供物资装备和敌情，并为建立红色政权创造条件。
初到这一带，我们白天驻在山上树林里，夜里悄悄下山，到山边小村去找最穷的人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各种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的罪恶。
灵山下黄家冲有个姓黄的老人，初见我们时，吓得神色惶然，不敢接近，经过我们的宣传，加上我们说话和气，纪律严明，他们的疑惧很快便打消了。我们第三次去时，他的全家已显得无拘无束，黄大爷的儿子黄毛头(十四五岁)，还要我们的小克和吴战行同志唱歌。唱歌是红军的宣传方法之一，因此，小克和吴战行同志便随口唱起了根据地的流行歌曲《农民苦》：
穷人真正苦，
衣破无布补，
忍饥挨饿说不出的苦，
瘦的皮包骨!
歌声吸引了黄毛头，也吸引了黄毛头的父母，两位老人要求再唱下去。于是小克又独自唱道：
老娘得了病，
睡在床上哼，
无钱请医生，
打个鸡蛋定娘心，
胜如吃人参……
没等小克唱完，黄大娘叹了一口气说：“我娘生病时，连个鸡蛋也吃不上哩!”
以后,我们再来黄家时,他们总要拉着小克唱歌,越唱越贴心,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
过年前几天，黄大娘约我们除夕晚上到她家里去作客。我们不愿增加他们的负担，因此没有去。部队仍是露宿在北风凛冽雪花飞舞的树林里。这时，山下传来一阵阵爆竹声，十三岁的小克忍不住了：“指导员，今晚为啥不到黄大娘家去，不是早说好了吗？”没等我回答，徐路军冷得打着哆嗦说：“人家老乡过年，我们去像什么话？”我又补充说：“对，老乡们买点东西不容易，咱不能叨扰人家。”小克再也不说话了，又重新回到大石头旁边避着风雪，独自哼着根据地的歌曲。
年初二夜里，我们料想群众的年已过完了，才分组下山去。当我们出现在黄大娘的门口时，黄大娘硬把我们拉到她屋里去，并责备我们为啥不到她家去过年。
这夜，我们又在黄家谈到半夜。黄大爷问我：“黄同志，你们不是说打富救贫吗？到底哪天打呀?”
黄大爷的话，使我深思起来。是的，光向群众宣传工农民主政府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要想进一步发动群众，是不可能的!
当夜回到山上，徐国顺同志告诉我，他也听到类似的反映。我们研究后，决定立刻行动，打几个土豪，分粮给群众。
一天夜里，我们把黄大爷和几十个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挑着箩筐，跟在便衣队后面，向一个大土豪家走去。离土豪家还有二里路时，为了不使老乡暴露，我们叫老乡们在山脚边隐蔽，便衣队继续前进。
躲过了大庄上的民团，我们闯进了地主的院子，把男女老少都押到一间小屋里。徐路军端着枪站在门口，我扭亮了电筒照着他们说：“ 我们是红军， 来向你们征粮的，不伤害你们。”
那个地主跪在地上直作揖,这时,徐国顺他们已经找到了谷仓,迅速装进箩筐来,挑起就走。刚走出院子，狗咬起来了。我们就在村里边走边喊：“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打富救贫的!”民团被红军的声威吓坏了，再加上不摸我们的底细，连枪都没敢放。
出了村，没走多远，就和几十个老乡会合了。原来他们是来迎接我们的。我们一面往回走，一面把谷子分给了老乡。
以后，我们又打了几次土豪。基本群众看到红军真为穷人出力，对我们的态度更亲近了。一位老人说：“红军是条龙，它一来，雨水就好了。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我们到老乡家里去，老乡们自动给我们放哨，监视杜集、柳林方向。国民党军和民团一动，我们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群众越来越多地靠拢我们。不久，我们便秘密组织了许多农民小组。黄大爷就在这时当选了农民小组组长。
二
农民小组成立以后，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掩护红军的伤员，送自己子弟参军，用亲连亲、友连友的办法秘密宣传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大多数穷人宣传组织好了，我们的脚跟站得更稳了。
有一次，红二十八军的余营长负了伤，不能跟部队转移，要我们想法把他安插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把他抬到农民小组组员张老汉家里。这里离柳林的民团不到五里路，但张老汉很有把握地对我说：“藏在后山草棚里，保险没事。”一住两个月，余营长伤愈归队了，民团仍不知道这件事。以后，红二十八军就常把伤员送到我们这里养伤，依靠农民小组的掩护，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
一天，罗(山)陂(黄陂)孝(感)特委会送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设法购买药品，还附来一张药单子。药品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东西，敌人封锁得那么紧，到哪里去买呢？徐国顺和我研究后，认为只有到南面鸡公山去买。
鸡公山，位于鄂、豫两省交界，是有名的风景区。山上红楼绿窗，街道宽阔，市面非常繁荣。街里住了不少外国人，并有国民党精锐部队把守着。我们便衣队员要上山去，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便找农民小组长老周商量。他一听，摇了摇头说：
“这么多的钱，叫敌人查到不得了。再说买西药，怎么带出来呢?”
“鸡公山上都是些什么人来往?”我问他。
“都是些戴礼帽、拄手杖的富人，联保主任。”
“这样吧，我们替你买礼帽、眼镜、手杖，再弄套绸子衣服穿上，装做一个联保主任或大商人的样子。敌人问起来，你就说是从信阳来做生意的。你看怎么样?”
“这么办倒不错，我就怕装不像。”
第三天，就把老周扮成了又像大商人，又像联保主任，我就装扮做他的护身员，便衣队员杨定芝当挑夫，上了鸡公山。
我们都非常担心，怕装得不像露出破绽。我们上到鸡公山就看见国民党军队的两个哨兵，在路口放哨。
“你们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哨兵盘问着。
老周答道：“你没看见吗？我是从信阳来的，谁不知道我是周联保主任，周大麻子，我经常到鸡公山上去买货。”两个哨兵过来在我们三个人身上，摸摸什么也没有，又见老周气势汹汹的样子，哨兵便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进去吧。”我们进了大街一拐弯，就到了西药店。
“买什么?”西药店老板问。
“买西药!”
“什么药?”
“照单子上开的买。”老周把药单给了老板。等药拿完了，一看有瓶装的，也有纸包的，把款一付，药就分装在两个箩筐里，满满一大挑，老周在前面走，我跟在后边，杨定芝挑着药在最后。快要通过哨兵时，只见哨兵正在查问过路人，趁着人多不注意，我们从人群中挤出来了。我们高兴地谈着，这下买药的任务可算完成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顺利地回到便衣队的驻地了。同志们都在等着欢迎我们，徐国顺队长说：“买的可是西药呀？”老周笑着说：“我们也不大识字，就叫药店老板照药单上开的拿药，什么‘鸭屎屁腚’、‘头痛片’，我们也叫不出名字来，给了钱就走了，我也不知道错不错。”
同志们听了老周这样说，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隔不多久，柳林附近的农民小组长涂新安送来一个情报，说黄家湾车站的一营敌人换防到信阳，新部队明天才能开来，眼下柳林的民团都驻到黄家湾车站去了。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烧掉柳林民团的碉堡，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
傍晚，我们下山和十几个农民小组取得了联系，四五十个农民也要求参加。我们把人组织起来，半夜就出发了。到柳林附近一看，果然几十个碉堡里没有一点火光，以往，每夜都是灯火通宵不熄。我们便衣队员放出警戒，监视着车站上的民团，农民小组的人抱着柴火，见碉堡就烧。一眨眼的功夫，柳林四周大火冲天。民团守在车站碉堡里，虽离柳林只有一二里路，但不敢出来，只是向外胡乱放枪。烧完碉堡，我们又逼近车站，冲进一个碉堡，缴了几支步枪和一台油印机，一架电话机，撒下大批传单，然后便悄然撤走了。
天亮后，柳林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四五百人，打了柳林、黄家湾车站啦!”
经过这次锻炼，群众对便衣队更加信赖了，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给便衣队，叫便衣队送到红军去。黄大爷的黄毛头也来参军了。我们分批把参军的青年送到独立团和罗陂孝特委的医院去工作。
最叫人兴奋的是，农民小组长老周、老胡自动来请示，要组织小便衣队。丁队长（徐国顺队长已调走）很高兴地说：“行，不过要注意隐蔽，要不，我们的工作会遭敌人破坏的。” 在我们的具体帮助下，两个小便衣队很快就诞生了，林山南北又增加了两支人民的武装。
群众闹得这样红，惹起了联保主任周干贵的恐惧。他一再要求国民党派兵来保卫他的老窝——周圹梗国民党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周干贵把周圹埂后山上的大庙修饰得干干净净，准备当兵营。可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到，我们就放了一把大火，把大庙烧了个一干二净。周干贵在我们和群众的打击下，只得逃进黄家湾车站，既不敢收捐税，又不敢回老窝。一些中小地主、保甲长，见周干贵都奈何我们不得，而我们又不杀害他们，也都采取中立态度。 林山地区，明里还有保甲制度，但实际上已变成我们控制的地区了。我们可以大白天带着枪，安全地通行在山边的小村庄之间，如遇雨天，还可在村里住下。
次年春天，由于我们的争取和宣传，黄家湾车站的东北军新五师一个排长，领着全排，带着我们的传单，跑到林山大庙找老和尚，说是哗变出来找红军的。和尚立即给我们送了信，我们配合特务队，把这排人接了过来。那排长把传单交给我，问：
“官长，这是不是你们撒的?”
我看了看褪了色的传单，上写着：“白军兄弟们，你们把枪背过来吧，愿干红军的就干，不愿干的可以回家看看你的父母妻儿……”是呀，这标语是我们撒的。那排长又说：
“我们受不了官长的压迫，听老百姓说你们四五百人打柳林，又看到你们的传单，因此我们决心哗变出来。”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暗自发笑。我们何止四五百人!不过不是部队，而是秘密的农民小组。
三
一九三六年秋，接到罗陂孝特委会指示，要我们便衣队到平汉路西湖北应山县许家冲一带山区活动。开头几个月，也是做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给农民。为了防止地主向农民报复，我们把张庄土豪的粮分给李庄的农民，但是这样分粮路远，农民怕路上遇到敌人，不敢来领。后来，我们研究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去找施鼻子沟的施老头商量。
施老头的东家姓杨，住在畈上。他每年要给东家缴三担租子。找见了他，我对施老头说： “施大爷，我给你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着我们红军路过这里，吃了你东家三担粮，这三担粮不许你东家再向你要。你敢把这张条子送去吗?”
施老头接过条子，犹豫地看着，半晌才说：“我去试试看。”
我又教了施老头一些办法，他便拿着条子去找到了姓杨的地主。地主看了条子，大发雷霆说：“好，你们在山里通共！施老头装得无奈何的样子说：“咳，穷人有什么法子，离开山到平畈来，也没有地种。说我通共，那是冤枉，是共产党来找我们的。要是不信，你自己到山里和红军说去吧。”
地主一听这话，便改了口气说：“红军提没提我的租子？他们以后是不是要全部把我的租子拿去?”
施老头说：“红军说，他们要吃一半，还有一半仍交给你。如果你不答应，他们就要来捉你。”
地主听说还给他留下一半租子，急忙说：“那一半租子你可不能少给我一粒！施老头一口答应：“只要红军不拿，当然不会少。”
施老头从杨家岗回来，和我一谈，我高兴极了，说：“施大爷，就这样和地主斗吧。” 施老头这才开朗地笑起来。
这个方法试验成功了，我们就普遍采用。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得比在林山地区时还要快得多，大半年时间，农民小组普遍地建立起来了。
过了一个时候，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又感到，除了坚决依靠基本群众之外，还应该设法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这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
当地有个黄保长，不是地主，平时也并不怎样反动。一天，他的儿子被土匪绑架绑到山上去了。我们获讯以后，救下了他的儿子，并送还给他。黄保长感激不尽，要给我们钱，以示酬谢。我们说：“你不是地主，自种自吃，没多钱，因此我们不收你的钱，只要求你今后能多为红军办点事。”黄保长一口应承了。
有一天夜里，我带着便衣队员胡少卿、张永清，到黄家湾黄保长家里去，和他商量怎样和杨家岗民团作斗争的事情。我们一踏进黄保长的门，见屋里桌上点着盏灯，围桌坐着五个年轻人，正在吃茶，黄保长站在一旁说着奉承话。我一进屋，黄保长就偷着向我歪了歪嘴巴。我一看这五个人都穿的便衣，但露着军衣领子，就知道这一定是白狗子，掏枪已来不及了。情急智生，我便厉声喝问：“你们五个红军从哪里来?”
那五个人，疑惑地望了望我们。一会一个大个子向我翻了翻眼说：“你们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小河来的，查户口。”我说。小河是联保主任傅文风住的地方，傅文风常派民团来查户口。
那个大个子说：“你们查户口有什么证件?”
“岂有此理，你倒问起我来了!”我转脸对胡少卿叫道：“老二!”
胡少卿趁势拔出了枪。黄保长带笑地对大个子说：“他们是傅主任的人，常来查户口。” 那大个子陪笑说：“那对不起，别误会，我们是驻在杨家岗的国军。”
“有什么证件?”
“证件没带，你不信可问黄保长。”
不等黄保长说，我又继续对那个大个子说：“你们既不是红军，不要怕，一道到傅主任那里去，等傅主任证明你们确是杨家岗的就放你们回去!黄保长，拿绳子来!”
黄保长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拿了几条麻绳来。我们把那五个家伙绑起来，枪也下了，命令他们跟我们走。走出黄家湾，就直奔东山。那大个子怀疑地问：“傅主任不是在北边吗?” “我们要到山上查户口去!”这时我的枪，早已张开了大机头。
到了山上，我们详细盘问了他们。原来杨家岗敌人听说这一带山上红军游击队很活跃，派他们来打听情况的。如果是一般敌军士兵，我们可以释放，但这五个家伙是敌探，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不仅会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告诉敌人，黄保长的性命也难保祝因此我们没有释放他们。
以后几天，杨家岗的敌人连续派部队出来搜查，打听这五个人是怎样“失踪”的。老百姓都传说：“这五个人是国军抓走的。”他们虽然不相信，可也无可奈何。
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在灵山、应山地区，建立了五百多个农民小组，扩充了四五百名新兵，成立了若干个小便衣队。此外，还为红军安插医治了不少伤员，为罗陂孝特委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医药用品。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发展壮大起来。我们先后缴到四五百条枪，瓦解了一千多土匪而我们却无一伤亡。
艰难的游击战争岁月结束了。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便衣队奉命来到鄂豫皖边区首府—— 七里坪，听候整编，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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