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部队在哪里?党在哪里?我们应该向何处去?
三个人坐在椰林里，谁也不说话，都在默默地考虑着往后的去向。
我们从母瑞山突围出来的那天，已是断粮后的第六天。那时候，我们琼崖独立师的全体同志都是一个想法：冲出去，坚决的冲出去！只要能有一个人突出重围，革命的火种就不会灭！抱着这种信念，我们一团一连的同志吃了点树叶和草根，在许连长的率领下，借着风雨的掩护，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悄悄地从敌人的隙缝中钻了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到了琼东县的边村山，又遇上了敌人。激战中，许多亲爱的战友又倒下了。许连长在牺牲前给我们留下了最后几句话：“同志们要记住，只要跟着党，只要有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够胜利１可是现在，到处都有敌人，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我们到哪里去找党，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群众呢?
沉思了好久，陈美深腾地站了起来，从腰中抽出短刀，发誓一样说：“我要报仇!” 陈美深才二十岁，从小就给地主当奴隶，屈辱的生活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和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原是全连有名的大力士，可是现在，身体和我们一样虚弱。由于饥锇和激动，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身子一晃，差一点栽倒在地上。我急忙扶他坐下，安慰他说：“美深，忍耐一下。这仇终有一天要报的。”陈永泰同志也安慰他说：“现在不是拚命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还是想个办法吧!”
陈永泰同志是我们连的一位副排长，三十五六岁，长工出身，做事老练，对革命无限忠诚。他提议：不管情况怎样恶劣，应该马上去找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到黄洋村去。
饥饿、困乏，无情地折磨着我们。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走着，走着，陈永泰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我和陈美深喊了半天，也没有应声。陈美深把他背起来刚想迈步走，身子一歪也倒下了。我急得大声叫喊，企图把他们喊醒。谁知喊着喊着，声音越来越低，只觉得树在摇，地在转，一会儿，我也失去了知觉……
醒来一看，我们三人已躺在黄洋村黄阿嫂的家里。原来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梁安贤同志和黄阿嫂，听说红军在附近打了一个恶仗，估计一定有自己的同志，便出来秘密寻找，后来阿嫂在椰林里发现了我们，便叫人把我们偷偷地抬回家来。
就在黄阿嫂家里，我们三个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在第一次小组会上，大家一致决定：不论环境怎样困难，一定要坚持斗争，并积极想法与上级取得联系。目前，第一步的工作是，要让群众知道红军没有被消灭，红军还在战斗。
“鬼山”上
三个人在村里目标太大。我们和梁支书研究的结果，决定搬到“鬼山”上去。
“鬼山”即边村山。传说这里埋着几个被渔霸逼死的姑娘，冤魂未散，白天常有旋风迷人；晚上鬼火乱窜，因此而得名。自从有了这个传说，很少有人再来这里，连敌人也很少来此搜查。山上树木遮天，蒿草茂密，正适合我们隐蔽打游击。
来到“鬼山”的第二天晚上，就遇到了台风。敌人都躲到炮楼去了，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开活动。
借着闪电的光亮，冒着倾盆大雨，我们摸进敌人的据点，用复仇的尖刀在椰子树上刻着标语。一夜的功夫，“恢复红军师!”“巩固苏维埃!”等标语，便出现在许多据点里。而且每条标语后面都刻上了“红一团”三个字。
第二天，黄阿嫂给我们送饭时说，附近的群众都在传说着红一团回来了；敌人吓得把炮楼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们听了，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鬼山”上虽没有鬼，但有些东西却成了我们的冤家。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毒蛇和山蜞。第三天夜里，陈美深一翻身，觉得身下压着一个冰冷的东西，伸手一摸，原来是一条毒蛇。要不是他眼明手快，真有被咬伤的危险。我和陈永泰借着月光一看，全身一道道血印子，全是山蜞咬的。幸亏黄阿嫂想了个办法,把草棚周围挖上深沟,沟里撒上草木灰,才战胜了它们。 我们在“鬼山”上住了一个多月。白天，上午睡觉，下午学文化，讲故事，晚上就到村里去活动，帮助群众干活，配合村里的党支部做些群众工作。我们生活得很愉快，特别是陈美深用山竹做了一支笛子以后，文娱生活就更加活跃了。我和陈永泰都会哼几句琼腔，唱一些革命歌曲。每当风雨天不能工作时，陈美深吹着笛子，我们俩便放开喉咙，尽情地歌唱起来：唱我们对胜利的向往；唱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唱我们不屈的战斗意志；唱我们对上级党的怀念……
黎村分离
正当我们准备帮助群众夏收的时候，梁安贤同志突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已和上级党组织取上了联系，党命令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去接受新的任务。
我们怀着就要回到母亲怀抱的激动心情，立刻跟随交通员何大贵出发了。
黎村是我们的中途站，也是何大贵的家。我们赶到这里时，启明星还没有出来。何大贵把我们安插在村头一位叫梁嫂的家里，约定明天上午来研究晚上的路线，然后便回家去了。 一觉醒来，阳光已照满了半个屋子。约定的时刻已经过了，仍不见何大贵来。斗争经验丰富的陈永泰立刻警惕起来。他提醒我说：“我们虽然不应该随便怀疑同志，但也不应该放松警惕。为了预防万一，还是应该躲一躲。”于是，我们向梁嫂交代了几句，让她看风使舵，便从后门溜到了后山。
我们刚到后山，便看到何大贵带着四个敌人直奔梁嫂家里来。他们进了屋，就听到梁嫂又哭又喊的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欺负我寡妇人家。半夜你把他们领来，天不亮又把他们领走，现在又在团总面前卖好１以后，除了梁嫂的喊叫声再也听不到什么了。不一会，这个叛徒便带着四个敌人离开了梁嫂的家。
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当夜怀着感激、敬佩的心情离开了梁嫂。不几天，又一个令人悲愤的消息传来：梁支书和黄阿嫂也被何大贵出卖了。可是，何大贵也没得好死。自从梁嫂那天反咬了他一口之后，敌人就怀疑他是两面派，把他枪毙了。
和党组织上下的联系全失掉了。怎么办呢？一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我们在一个山顶上召开了党的小组会。会上决定各回自己的家乡去找党的组织，并约定谁先找到党，谁就主动去同别人联系。
怀着新的希望，我们分离了。
重回党的怀抱
黎村离我的故乡——珍寨村只有十五多里，当天夜里便回到了家。
一步踏进院子，便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房子的顶盖被掀掉了，窗子被捣得稀烂，院子里全是锅、碗、瓢、盆的碎片，门上还贴着一张捉拿我的布告……我强力镇静着推开屋门，屋子里只有母亲和我六岁的儿子秋盛蜷曲在床上。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哭泣着向我扑来，同时把父亲被杀、妻子被捉、她和秋盛遭到毒打的事全告诉了我。听着母亲的泣诉，我感到眼睛里都在冒火。我向她说明了这次回来的目的，她答应帮我找党组织，并且在后山上把我隐蔽起来。
我克制着满腔的怒火，等待着母亲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第一天过去，没有找到组织；第二天又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
我坐在山上，目睹着村里的残垣断壁，心里的怒火一阵阵在燃烧，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便决定先从莫保长身上开刀。
晚上，我突然出现在伪保长的面前。他一见是我，吓得“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连叫饶命。我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可是打死一个保长有什么用呢？我严肃地对他说：“姓莫的，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改邪归正，饶你不死；一条是继续横行霸道，你的命就不保!”他一听，连声说道：“只要留我一命，一定报答你的恩情。”我又向他提出了不许给敌人报告真实情况等许多条件，他也一一答应了。 最后， 我从他的床上把一支驳壳枪和一袋子弹取下说： “这枪我要借用一下。”他一口气连说了几个“可以”。
经过这次“拜访”，这家伙老实多了。为了预防万一，我仍住在山里。白天种地，晚上秘密回到村里，找贫苦群众谈谈，研究些对付敌人的办法。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四乡走动，希望能碰上自己的同志与党取上联系。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走遍了四乡，寻遍了附近的大山小谷，还是没有与党联系上。
一九三四年的春节快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琼东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林天贵同志。当时，我真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激动。
不久，我便奉命去找陈永泰和陈美深同志。
找陈永泰比较顺利，找陈美深却费了很大力气。他的家在敌区，回去以后根本没住在家里。后来我打听到他嫂嫂的一块红薯地，便在那里等她，想让她通知陈美深。好不容易把她等到了，可是，没等我说明来意，她转身就跑回去。第二次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偷偷摸到她的家。门紧紧地关着，我便在窗外向她说明了来意。任你磨破了嘴皮，她却一口咬定没有见过陈美深。
一天，我正在他村外的一座石拱桥附近闲遛，只见一个敌军官和一个传令兵匆匆走来。我急忙躲进草丛里。两个敌军刚走到桥中央，忽然从桥下窜出一个青年，飞起一脚就把传令兵踢下河去。敌军官刚转回身，又被那青年一刀刺死。这动作又猛又俐索，一看就知道是陈美深。就在这时，那传令兵从水里爬出来，向陈美深打了一枪，正打中他的腿上。我急忙奔过去，背起他就跑。
在县委的驻地山莆岭，我们三个人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菇蘑下书
在琼东县委的领导下，我们首先在后坡村积极地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
后坡村东面的村上有两个恶霸，一个名叫符大头，是联防队长；一个名叫陈智和，是团总。这两条地头蛇虽然反共是一致的，但相互间也有碰牙磨爪的地方。符大头因为陈智和是外来户，对他存着戒心；陈智和是兵痞出身，弄枪弄刀比符大头高明一些，对符大头不大放在眼里。县委决定利用敌人这个矛盾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天，我们在东河渡口打了符大头个埋伏，搞掉他二十几个人。符大头气得兽性大发，天天“搜剿”我们。我们想再给他加一点油，把他气死。这个任务便交给了菇蘑去执行。
菇蘑是后坡村里的一位童养媳。先前，她穿的破衣烂衫，长的是骨瘦如柴，简直就不像个十八岁的姑娘。红军来到以后，实行了男女平等，菇蘑再不挨打受骂，新的生活使她更加年轻漂亮了。这天，符大头又带领人马从县城出来“搜剿”我们。菇蘑挑着两半筐菠萝迎了上去。匪兵们一见菠萝，蜂拥而来，动手就抢。菇蘑把筐子一扔，顺着庄稼地悄悄溜走了。匪兵们抢光了菠萝，在筐子底下发现了我们写给陈智和的一封信，立刻交给了符大头。符大头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陈团总：前天我们在东河渡口打的那个漂亮仗，没有你的协助是不行的，信送得太及时了，深表谢意。望我们以后能配合得更好，共同消灭符大头……”最后签署的是琼东县县委书记和红军代表的名字。
这封信简直比几千磅的炸药都厉害，一下子便把符、陈之间的裂缝炸成了不可逾越的深谷。第二天，便传来了陈智和被符大头活埋了的消息。
不久以后，菇蘑成为第一个正式党员。接着，她的丈夫苏英芬和另一个同志也参加了党。中国共产党琼东县后坡村党支部在战斗中诞生了。
血要血还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们决定把工作推进到敌区。第一个立足点选在陈美深同志的村子。
可是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当我们第一次派菇蘑和苏英芬同志去和陈美深同志的嫂子联系时，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陈家母子全被杀害了。
杀害菇蘑夫妇和陈家母子的凶手是下田茵村的何家二兄弟。老大是乡长，老二是团董。这两只豺狼比泥鳅还滑，自从杀害了菇蘑夫妇以后，深知我们会找他俩报仇，因此黑天白日蹲在炮楼子里不出来。我们只得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等待着时机。
一九三五年的除夕，我们估计他俩一定会回家过春节，琼东县委书记肖焕辉同志便带领我和陈美深、陈永泰等五个人，爬上下田茵村东头的椰子树，准备拦路截击。
一直等到半夜，不见一点动静。难道我们的计划被他俩识破了？正想着，忽然侦察员符明发来报告说，这两只豺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绕道回家了，现在正在家睡觉。我们决定到他家里去。
长庚星已经偏西了，“迎神”的鞭炮声相继传来。我们迅速摸到何家的大门口。一会儿，大门拉开了，我们一拥而入。我和陈美深还有另外一个同志，按照分工直奔何老大的屋子。他正身披呢子外套，脚着拖拉板在门后洗脸。陈美深一个箭步窜进去，掐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按在脸盆里，说了声“血要血还”，一枪便结束了他的狗命。肖焕辉和陈永泰那个组，也干掉了何老二。
鞭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一九三六年我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三支队的诞生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党的组织恢复了。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海南特别委员会指示我们要积极活动，组织红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枪，于是我们又在符大头身上打起主意来。
特委得知我们要向符大头开刀，特地把苏觉醒同志派了来。我和苏觉醒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就认识，那时候我是区政府经委会的委员，她才十六岁，在区政府当交通员。一九三○年以后再没有见到她。原来四年前她嫁给了符大头的一位邻居，一直隐蔽在符大头的眼皮底下，没有被发觉。苏觉醒同志把敌人的情况摸得非常熟。符大头自从活埋了陈智和以后，便从城里搬回乡下，现在共有六十八个人。原来归陈智和管辖的三十名团丁，二十五条枪，驻在村西头的炮楼上；符大头的联防队一半给他看家，一半驻在村东头的炮楼上。根据这个情况，县委决定要苏觉醒同志回去瓦解团丁携枪逃跑。
苏觉醒同志真是能干，不几天功夫，便争取了符大头的奴隶苦娃，并通过她作好了一个团丁的工作。县委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决定进一步组织内应。过了不几天，苏觉醒同志又来报告说，那个团丁又联络了两个表弟。正在这个时候，符大头可能听到了一点风声，忽然扣押了几个团丁，其中有一名就是我们的内应。事不宜迟，县委决定立刻行动，目标是夺取西炮楼的二十五支枪，消灭符大头。
当天夜里一点钟左右，西炮楼正轮到我们的两个内应站岗，他俩一声不响地把我们三十几个人引进了据点。陈美深带着十几个人悄悄摸上炮楼，把二十几支枪全控制在手里。团丁们还没有睡醒，我和陈永泰带着十几个人，由苏觉醒领路，直奔符大头的后门。苦娃打开后门带领我们向符大头的卧室扑去。来到门口一看，门半掩着，进屋一摸，床空空的。难道这老狐狸发觉啦？正诧异，忽然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三太太正搀着他从厕所向后走。他俩一见我们，“哇”地叫了一声，转身就跑。没跑出两步，“呱唧”一声两个人被门槛绊了个狗抢粪。陈永泰抢步上前，接连打了几杠子，苦娃紧跟上去又补了两刀，两条狗命就这样结束了。
胜利消息很快传开了。第二天，特委便派人带着贺信来慰问我们，并当场宣布琼崖工农红军第三支队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支队长，陈美深同志任副支队长，琼东县县委书记肖焕辉同志兼任政治委员(陈永泰同志奉命调向另一地区工作)。全支队共三十二人，长短枪二十九支。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八月。
海南革命斗争的低潮阶段已经过去了，扑不灭的革命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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