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我由中央党校回到了河南。这时候，河南和豫鄂边的党组织，相继遭到大破坏，许多党的负责同志和优秀共产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害，党的组织破坏殆尽。地主豪绅阶级的尾巴又翘起来了，他们组织了保甲、民团，强迫群众退田、退租，实行倒算。白色恐怖，像一块浓重的阴云，笼罩着豫鄂边区。广大劳苦群众，又被抛进了人间地狱。
在郑州等地没有找到党的组织，我便回到了故乡——豫南。这时，领导确山暴动的马尚德(即杨靖宇)同志早已被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去了。阴历五月间，我终于找到了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曾在一起搞暴动拉队伍的张新江、张望五、王国富等同志。这是党在豫鄂边留下的仅有的几颗种子。同志相见，千言万语说不尽心中的喜悦和悲愤。大家谈了些各地的形势，交换了对目前斗争的意见。最后，张新江同志坚决地说：“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受苦的人们离不开共产党。咱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党的红旗高高举起来，也要烧红豫鄂边。”同志们一致赞同他的意见。于是，豫鄂边区省委组成了，张新江同志当选为省委书记。党的红旗，又在豫鄂边招展起来。革命的火种，又在豫鄂边燃烧起来。
在群众中扎根
省委虽成立了，但既无机关，又无部队。就连出张布告，也无经费。这一切并没有难倒我们。省委成立之后，便决定到信阳县铁幕山前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铁幕山，跨四个县份，是个“四不管”地区。这里地瘠民贫，群众多以打柴为生。我们来到这里，隐蔽在卖柴人中间，白天砸树疙瘩，挑到集上换来红薯维持生活；晚上挨家逐户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群众谈上一阵知心话，真比吃上一顿饱饭还香甜。不久，我们便在吴家尖山东坡的小王庄，把靠打柴糊口的穷庄户，秘密组织成扁担会，展开了抗交柴税的斗争。这天，几十个年轻小伙子，每人手提一根丈多长的扁担，腰插镰刀、斧头，来到王店联保主任的办公处，要求免去柴税。这家伙开始又吹胡子又瞪眼，大骂群众不识抬举，想造反，还威胁不许群众打柴、赶集。大伙见他一心要往死路上逼，抡起扁担就打。♀担没落到身上，他嘴还挺硬，才挨了四、五扁担，就像个哈巴狗一样，两膝跪地，口口声声说他罪该万死，求老少爷们饶命。满嘴像打机关枪一样：“免，免，免！这次斗争的胜利，迅速传遍了铁幕山前的各村。各村也都以不同名义组织了起来，展开了抗捐抗税斗争。群众更心向我们了，我们又把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建立起党的组织。革命的种子，像铁幕山上的蒲公英，随着阵阵春风，迅速传播开来，并在肥沃的群众土壤中扎下了根。
七个人的游击队
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枪杆子，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无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斗争中也使我们迫切地感到，我们需要以战斗来回敬敌人，以胜利来鼓舞人民。于是，一九三五年腊月初十，我们在信阳吴家尖山以北的石岭村，组成了七个人的游击队。人员少，武器更差。全部武器只有吴仁圃借来的一支八音手枪和两粒子弹，一支土造步枪和用五块钱买来的一支撅把子，还没抓子钩。八音枪很快又被要回去了，实际上只有一条半枪。王国富同志便担任了这支小游击队的第一任队长。
我们的武装力量，比起面前的敌人，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们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吓倒。游击队成立的第一天，便以战斗的姿态，同敌人展开了斗争。
小石岭的联保主任，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群众都叫他坏货，早就要求除掉他。游击队成立的当天晚上，我们便决定从他身上开刀，搬掉压在群众头上的这块大石头。
事也凑巧，这天晚上，天黑得像锅底，他又从小石岭寨上下来搞女人了。本来一枪就能干掉他，可是在当时对我们说来，一粒子弹真比金条还宝贵。因此我们决定不费一粒子弹收拾他。张新江、王国富两同志率领几个游击队员悄悄跟着他。他扛着一支汉阳造，哼着下流小调，来到“破鞋”的家门口。这家伙也真活腻了，“破鞋”一开门，他竟把枪往门外一靠，就扑上去拥抱“破鞋”。跟梢的同志一把把枪抓到手，脚跟脚跨进了屋子，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他就吓酥了骨头。旗开得胜，我们又增加了一支枪和几十发子弹。
初战的胜利鼓舞着我们。紧接着，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又搞了方寨富农的三条枪；旧历年三十晚上，又冒着大雪，干掉了何家庙破坏过我们暴动的地主何怪世，再搞到三支枪。一连串的胜利，也更加鼓舞了广大群众。不论是民团还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一有活动，群众立刻给我们通风报信；很多基本群众，直接配合我们作战。群众的劲头越来越大，我们的斗争也越来越热火。
刚过年，瓦岗、宋冲等庄的群众，又来要求我们搞掉他们庄的联保处。瓦岗驻着民团一个小队，并且修了一个炮楼。根据我们的人员、武器，要硬打是会吃亏的。群众完全了解这一点，他们想了一条妙计，派了一个青年人给我们作内应。初六半夜里，我们按照约会，先摸到了瓦岗。远远看到炮楼底下还点着两盏灯，开始，我们还认为敌人有了准备。仔细一听，又传来了吆吆喝喝的打牌声。不一会，只见从炮楼里出来一个人，打开砦门往外走。走近一看，原来正是群众派去的内应。我们趁此机会，拥进砦门，直扑炮楼。进了炮楼，喊了声： “不准动１吓得那些赌鬼，牌从手里直往下掉。解决了楼下的敌人，我们又到了楼上，把一群正睡着的死猪，喊起来当了俘虏。就这样，又没费一粒子弹，把整个联保外来了个一窝端。接着我们又奔向宋冲，等我们把宋冲联保主任的儿子从他家里搜出来，群众早在门口等着要求除掉这个祸害。杀掉他，群众还是不依不饶，又蜂拥着将他母亲抓出来，一定要求把这个老母夜叉也杀掉。
从此，游击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了，我们的“根”也扎得更深了。到一九三六年初，我们已由七个人发展到人枪各三十多了。
平氏镇夺枪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六年旧历二月间，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受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那时，我们离开了根据地，正在确山县西北的乐山、小独庄一带活动。由于我们初到这个地方，不了解情况，警惕性不高，遭到了遂平县保安队的包围。我们奋力杀出重围，粉碎了敌人企图一网打尽我们的阴谋。但在战斗中，我们的队长王国富同志却英勇牺牲了，张望五、吴仁圃两同志和四个游击队员也被捕了。这一损失，对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说来是严重的。但是，同志们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决定继续积极展开活动，打击敌人，缴获武器，
阴历三月初三到初五，桐柏县平氏镇照例要举行庙会。会期，三台大戏对唱，附近的人都来这里赶会烧香，十分热闹。土豪劣绅也要趁此机会骑着马，带着爪牙，来这里抖威风。镇上驻着土霸王别廷芳的民团和两个保安连，专门负责保护赶会的土豪劣绅。省委开会研究了这个情况，准备来个“混水摸鱼”，趁此机会夺取土豪劣绅和民团的枪。平氏镇离根据地一百多里路，当天赶去，当夜必须赶回来，少数同志认为游击队脱离游击区是个大问题。但是，大多数同志都主张去干一下子。
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又发展到三十多人，有长枪十四支，两支驳壳枪和一棵“腰撅”，要对付别廷芳的民团，人力、武器显然都是不足的。同志们便从泌阳和唐河两县动员了百多名群众来配合我们的行动。三月初四这天，我们分两路出发了。张新江、陈香得等同志，带着游击队埋伏在平氏镇外围，准备接应；我带着一部分游击队员和近八十名群众，扮着香客混进镇内。长枪带不进去，就带了仅有的两支半短枪。
这天，可真热闹。三台大戏的锣鼓震天响，货摊一摊挨一摊，人山人海，吵吵嚷嚷。一到会上，就看到一家货棚里一排溜挂着四支手枪，真叫人眼馋，不用说，这又是哪个土豪劣绅在显弄势力。我立刻派了四个队员暗暗地盯住它。我扮作“会头”，领着乡亲们烧过香，丢罢磬钱，吃了顿饱饭，随后便到货摊上拣那又粗又结实的大棍买了八十根，又买了八十条白毛巾，分给大家。要大家把白毛巾一律扎在脖子上作联络记号，并规定每人找一个“对象” 跟上，四点半钟鸣枪为号，不许打枪，一齐动棍。我们带上大棍，一路走，一路四下察看，遇到一个带枪的，就给他派上个“护兵”。庙会上的人群来自好几个县，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八十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每人跟上了一个拿枪的敌人。
戏台上的锣鼓敲得震山响；饭馆、酒店不断送来扑鼻的香味；耍把戏的、卖艺的、花花绿绿的小摊小铺，都挤满了人……可是，这一切对我却没有一点吸引力。队员当中，多数是刚上阵的农民，他们会不会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暴露呢？会不会因为这热闹场面的吸引而误事呢？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翻腾着，总是放心不下。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巡视了一下，只见每个背枪的敌人后面，都跟着一个拿棍的，像猫瞅老鼠一样。看他们个个虎视眈眈的劲头，真是叫人高兴。
好容易盼到四点半钟。我掏出枪，对着天空，狠狠地扣了一下扳机。随着这战斗的信号，就见数十条大棍，朝着那些背枪的猛打下去，随手就去夺枪。监视货棚的四个队员，也同时钻进去，伸手把四支枪夺到了手。这时候，一个腰挂手枪，后边跟着两个“护腚兵”的官儿，背着手，挺着肚子咋呼起来：“呃!呃!怎么打架呀! ”话音未落，背后三条大棍突然劈头盖脑地砸来，三个家伙一头扎在地上，来了个嘴啃泥！顷刻间，大会像凉水泼在热油锅里，向四面八方炸开了，人们乱成了一团，有的敌人钻到箩头里，有的压在被撞倒的萝卜堆里，唱戏的也顾不得卸装，穿着龙衣蟒袍挤在人群里……
有的队员夺了一支枪还不甘心，继续撵着打。越打越起劲，个个满头大汗，好些同志把棉衣甩掉，光着脊梁，抡着大棍追着打。没挨上棍的敌人，弄不清我们来了多少人马，吓得躲在屋后乱放枪。我们趁这混乱劲，夹在四散的人群当中，安全的撤出了平氏镇。
在群众的大海中
平氏镇夺枪胜利之后，本应按照原定计划赶到宿营地。当时由于过度疲劳，便存着侥幸心理，在半路上宿营了。哪里知道，平氏镇战斗震惊了敌人。第二天，刚撤出驻地，反动军队就跟上了，并很快包围了我们。周围寨子的地主武装，也闻讯赶来围攻。在四面包围的形势下，全体同志显示了无比的英勇。省委书记张新江同志一直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哪里情况紧急，他就出现在哪里。突围时，他又留在最后面，担任掩护。从上午十二点开始，一直激战到天黑，才冲出了包围。游击队是冲出来了，可是张新江同志却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了。这是省委和游击队成立以来遭到第二次严重的挫折。从此，我们又进入了更加困难的阶段。形势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领导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令人心痛的损失；子弹打光了，根据地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衣食无着。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我们冷静地检讨了两次受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形势认识不足，脱离根据地，脱离群众，一味想大干一番。因此也就不注意深入艰苦地作群众工作，游击队脱离了根据地和群众，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离开了母亲，必然要跌跤的。我们选出新的省委书记同仲玉，谁料他竟作出了分散队伍的决定：将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分成三股，他自己带的那一股拉出去就遣散回家了。我们不得不将他罢免，重新选举。接着由我继任了省委书记。党的组织接受了多次的经验教训，逐步体会到必须保存力量，储蓄力量，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并尽量缩小打击面，少树敌。
游击队遵照省委的决定，发动群众组织起自卫队、防匪委员会等各式各样的群众武装。我们尽一切力量保护群众的利益；群众也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心上人。我们住到哪里，哪里群众就为我们派侦察、放警戒、办伙食。我们对于一般的土豪，采取了警告、罚款、征粮等办法。只要他们按时给我们缴粮缴款，不和敌人串通起来破坏我们，欺压群众，我们就不杀他们。这样做，不但保护了广大群众，而且把可以争取和能够争取的人，全争取在我们周围；把最坏的土豪劣绅完全孤立了起来，使他们整天胆颤心惊。当地土匪极多，大股小股数不清，给我们的阻力很大。我们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坚决消灭；对那些可以争取的尽力争龋这样游击队很快又发展到二百多人。
由于我们把根子深深地扎在群众的土壤里，敌人虽千方百计搜捕我们，实行什么连坐法，三天两头不是“清乡”，就是“围剿”，采取了种种毒辣手段，施展了所有的伎俩，但是，我们仍像自由的鱼儿，在群众的大海中，游来游去。我们不但在敌人交通便利的平汉路附近站住了脚，保存了力量，而且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走向抗日前线
“双十二”事变后，我们从徐子荣同志那里和党的北方局取得了联系。接着，又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并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和党中央失去联系整整两年多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梦见了和党中央取上了联系。现在真的和中央联系上了，而且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大家就像与母亲失散了的孩儿，重新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有了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的胜利信心更加坚定。当时，中央已经和国民党谈判成功，中央指示我们说：国民党所以与我们谈判，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是由于他们消灭不了红军主力。但是，他们对我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是不会承认的。相反的，因为与红军主力停了战，他们就可能调动更多的正规军向我们的游击队进攻。必须提高警惕，作好粉碎敌人进攻的一切准备。事实正像中央指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在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的同时，积极调兵遣将，对我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并扬言“对大部队谈判，对游击队消灭”，梦想吃掉我们。仅对我们这支游击队，就动用了两个整师的兵力，反复进行“围剿”。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党中央、毛主席适时的、英明的指示，使我们对国民党的阴谋诡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你不承认我，我还不承认你呢！我们一面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一面积极行动，扩大抗日武装。此刻，广大群众如同一堆泼上了油的干柴，党的抗日主张正像一支燃得正旺的火把，群众和党的主张一接触，立刻便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根据地里，父送子、妻送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国民党的迷梦破灭了，我们的游击队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建立了以竹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反动派见我们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更加害怕了。他们贼心不死，硬的不行又来了软的。他们假意派代表与我们谈判，暗地里却把部队开到我们的边区邢集，企图俟机消灭我们。敌人的诡计，瞒不了心向红军的广大群众。敌人向邢集一迈步，群众就送来了情报。他们嘱咐我们说：“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咬人，你们可千万要提防着点。”敌人在邢集设下了埋伏，许多群众又跑来告诫我们：“反动派没安好心哪！他们都躲在屋里，大街上只留了几个警察瞎晃，你们要留心，别上了他们的当。”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只留下一个代表与他们谈判，部队一夜之间便............暴露在广大群众面前。
就这样，我们在中央的正确指示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诡计。
不久，我们奉命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改编不久，即开赴安徽庐江县。以后，我们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并以相当的力量支援了四师和五师。至此，我们这支由七个人而发展成千多人的红色游击队，便又肩负起抗击日寇的重担，走向抗日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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