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主人姓周，五十多岁，是个穷苦的木匠。他的老伴也有五十岁的样子。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被反动派拉去，在联保里当保丁；二儿子在家里干活。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后，担心地等待着反应。在这一带，反动派曾以“窝藏”、“包庇” 红军人员的罪名，杀害了许多善良的人民，心想：他们会收留我吗?谁知老木匠二话没说，拍拍胸脯，坚决地说：“好!留下吧，我家里有老婆、儿子，只要有一个人在，也要保护红军同志。”
天快要亮了，敌军随时会来搜查，这时候我的身上还穿着沾满了泥巴和血迹的红军服，头上戴着有红五星的军帽，脚下穿着草鞋。老婆婆慌忙替我脱下，拿出老头儿的一套破衣，脱下儿子脚上的布鞋给我换上。第二天，老婆婆又把我的军服拆洗干净，用野草染成青不青黑不黑的，再拼了些破布，费了好几个黄昏，一针针一线线地替我缝成了一套便衣。
老木匠给我找了个山洞。每天清晨，他背我到山洞里隐蔽，晚上又背回家。山洞里铺了厚厚一层枯草，躺在上面很柔软，很暖和。他做得十分精细，每次来洞里时，总要把被踩倒的野草一棵棵扶起，再在洞口撒上枯叶，掩没痕迹。山上有狼有虎，他们不放心，老婆婆就不时来探望我，陪伴我。她时常坐在我的身旁，一连像慈母般地抚摸我，一边向我哭诉：她的大儿子怎样被硬拉去当兵；她给大儿子成亲准备的两只羊，一口猪，六只母鸡，还有粮食和衣服，怎么被敌人抢走，到如今真是被反动派害得人财两空，连糊口都很困难。听着她讲到伤心的地方，我心里又恨又急，巴不得伤口赶快好，重回队伍打反动派。
可是，我的伤口很不争气，化脓发炎，溃烂得很厉害。老婆婆急得直哭，催着老头儿想办法。老木匠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走出去了，过了大半天，他采回来一把野草，把它炒干，用石头磨成粉末，敷在我的伤口上。有几天，老木匠不在家，都是老婆婆把我搀来搀去，给我上药，原来这药是木匠按祖传白刀伤秘方配的，非常灵验，不过二十多天，我的伤口已消炎退肿，长上新肉，眼看就可以复原了。伤口还未全好，我就想早日归队。虽然我并不愿意离开老木匠夫妇，可是，几年来敌人的残酷“清剿”带来了重重灾难，老木匠生意十分清淡，全家三口人本来就只能用地瓜丝加野菜、树叶活命，现在加上我一张嘴，就更加困难了。有好几次，老木匠远出找工做，忍饥挨饿地赚回一点工钱，换来几斤地瓜丝，全部给我吃了，他们吃的却是野菜、树叶。不仅这样，他们还常常遭到敌人的毒打和刁难。有次敌军来搜山，强迫老婆婆带路，要她指出哪里有红军。老婆婆一边提高嗓门喊着：“这里哪有红军，我带你们去看看！一边拐弯抹角地领着敌人在山上乱转。敌人爬山累得要死，一无所获，气愤地把她打了一顿。她回来时，已经披头散发，满脸伤痕，我不由得哭起来。她说：“孩子，忍着吧!等红军回来，让他们跪着，他们就不敢站着。”
老木匠很理解我的心情，便到外打听红军的消息。有一天他的大儿子回来，老头装做闲谈似的问他说：“好久不听说红军，大概被中央军‘剿’光了吧？”大儿子摇摇头说：“哪里剿得光!”老木匠故意惊奇地瞪着眼睛说：“啊!还有?在哪里?”大儿子说：“在福安穆洋附近发现过。”老木匠记在心里，到晚上和我商量：“你现在伤口还没有全好，不能多走路；可是等你的伤口全好了，红军又不知到哪里去了，还是我先去找找看，找到的话，和他们联络好，再送你去，顺便我还可以带点米回来给你吃，养养精神。”我问：“你没有钱怎么走呢?”他说：“我可以挑副担子，一面做工一面找。”
第二天早晨，他挑着担子下山了。大约过了八九天，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乍一见，我和老婆婆都吓了一跳，他面色憔悴，脸上和手腕上带着伤痕，走路一跛一拐的，衣服破烂不堪。听完他讲述经过情形，我真是衷心敬佩这位对红军一片赤心的老木匠。
一路上他一边做工，一边暗暗找寻红军。走了二百多里路，好容易在社口附近山上找到了红军。部队首长亲自接见了他，给他五块银元，叫他把我送到穆洋北边小山上的联络站去。谁知就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没有通行证，他被民团扣押了。民团问他：“你是寿宁人，为什么跑到福安来?你不是红军是什么?”他笑笑回答说：“你看看我胡子一把长了，手掌上的茧皮这么厚，不是木匠是什么？你要不信，可以拿只桶来我当面修给你看。这年景生意不好，只好到处跑跑，哪里有生意就到哪里去。福安、寿宁都是福建地界，难道不可以来？”民团把他浑身一搜，搜出五块银元。五块银元在那种吃树皮草根的年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民团团长像豺狼见到肥羊，眼睛都红了，蛮不讲理的说：“嘿，一个普通木匠哪能赚到五块银洋，一定是红军侦探，把他捆起来！
这样，五块钱被抢走，他被关在碉堡里吊打了三天三夜。老木匠心想：“我活了五十多岁也该死啦；可我一死，红军委托我的事情就办不成啦！不得已，他故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那个民团团长说：“我还是去年九月就出门的，自己省吃俭用才赚到这五块钱，家里几张嘴巴正等着我回去呢?请长官开开恩，放了我吧!”他装得很像，民团团长被他骗过去了，只好把他放了，并且还退给他一块钱。
老木匠讲到这里，手托着银元，高兴得像个孩子，一点都看不出刚经过一场折磨。他笑着说：“还算运气，从老虎嘴里挖出一块钱来，可以给你买米吃了。”听说找到了部队，我心里非常高兴，可又一想，到穆洋有一百多里路，要经过不少敌人关口，怎么去呢？我把心事告诉老木匠，他立刻回答说：“我早计谋好了，我俩假扮师父徒弟，拿张证明书，一边做工，一边走，敌人把守再严也能混过去。”
怎能搞到证明书呢?老木匠在他大儿子身上打主意，他跑到联保办事处去对他大儿子说： “ 我出去了一次，赚回一块钱，那边生意很好，中央军都退走了。 听说红军也要到这里来了。”他还编造了很多敌人吃败仗，红军大胜利的消息，说得活龙活现，有根有据。他是想吓唬吓唬大儿子，给他个下马威。因为他说过：“大儿子被抓去当了反动派，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该相信他。”所以我在他家里一个多月，一直瞒着他大儿子。这回他看大儿子面有惧色，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红军伤兵，年纪很轻，我想把他送回去，你看行吗？”大儿子很怕事，忙说：“不要管他。”老木匠白了他一眼，严肃地说：“为什么不管，你再不做点好事，等红军回来，哼，看你怎么办！大儿子着急了，就连忙向老父亲求救。老木匠说：“我想要他装做我的徒弟，去找红军，只是没有通行证，你给弄一张！大儿子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
过了两天，我们带着通行证，挑着担子下山了。老婆婆噙着眼泪，把我送到山下，拉着我的手，走一步叮嘱一句：“路上小心，今后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我们。”我也禁不住流泪说：“阿奶，我一定来看你老人家。”
一路没有什么阻难，我们在社口西北山上找到了部队。我向首长汇报了经过情形；首长亲切地拍着老木匠的肩，向他道谢。老头又是笑又是淌泪，十分激动。吃过午饭，他要回家，我送他出岗哨。他边走边对我说：“你好好当红军，要坚决革命，有机会再到我家来，我也兴许来看你。”我对他说：“阿爸，我一定听你的话。”走出岗哨，他站住了，望了我很久，说：“阿奶会想念你的，你一定要回来。”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喉头像塞着什么东西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人走了，我呆呆地目送着他的背影，他也不时地回转身来向我挥手。
从那以后，我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没有机会探望这两位老人家，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他们的恩情和他们的嘱咐。
一九三六年一月，闽东红军的一部分，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在番坑以北山区。我们教导队担任了掩护指挥机关突围的任务。战斗中，我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动，上级决定把我留在附近的一家老百姓家里养伤。
这家主人姓周，五十多岁，是个穷苦的木匠。他的老伴也有五十岁的样子。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被反动派拉去，在联保里当保丁；二儿子在家里干活。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后，担心地等待着反应。在这一带，反动派曾以“窝藏”、“包庇” 红军人员的罪名，杀害了许多善良的人民，心想：他们会收留我吗?谁知老木匠二话没说，拍拍胸脯，坚决地说：“好!留下吧，我家里有老婆、儿子，只要有一个人在，也要保护红军同志。”
天快要亮了，敌军随时会来搜查，这时候我的身上还穿着沾满了泥巴和血迹的红军服，头上戴着有红五星的军帽，脚下穿着草鞋。老婆婆慌忙替我脱下，拿出老头儿的一套破衣，脱下儿子脚上的布鞋给我换上。第二天，老婆婆又把我的军服拆洗干净，用野草染成青不青黑不黑的，再拼了些破布，费了好几个黄昏，一针针一线线地替我缝成了一套便衣。
老木匠给我找了个山洞。每天清晨，他背我到山洞里隐蔽，晚上又背回家。山洞里铺了厚厚一层枯草，躺在上面很柔软，很暖和。他做得十分精细，每次来洞里时，总要把被踩倒的野草一棵棵扶起，再在洞口撒上枯叶，掩没痕迹。山上有狼有虎，他们不放心，老婆婆就不时来探望我，陪伴我。她时常坐在我的身旁，一连像慈母般地抚摸我，一边向我哭诉：她的大儿子怎样被硬拉去当兵；她给大儿子成亲准备的两只羊，一口猪，六只母鸡，还有粮食和衣服，怎么被敌人抢走，到如今真是被反动派害得人财两空，连糊口都很困难。听着她讲到伤心的地方，我心里又恨又急，巴不得伤口赶快好，重回队伍打反动派。
可是，我的伤口很不争气，化脓发炎，溃烂得很厉害。老婆婆急得直哭，催着老头儿想办法。老木匠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走出去了，过了大半天，他采回来一把野草，把它炒干，用石头磨成粉末，敷在我的伤口上。有几天，老木匠不在家，都是老婆婆把我搀来搀去，给我上药，原来这药是木匠按祖传白刀伤秘方配的，非常灵验，不过二十多天，我的伤口已消炎退肿，长上新肉，眼看就可以复原了。伤口还未全好，我就想早日归队。虽然我并不愿意离开老木匠夫妇，可是，几年来敌人的残酷“清剿”带来了重重灾难，老木匠生意十分清淡，全家三口人本来就只能用地瓜丝加野菜、树叶活命，现在加上我一张嘴，就更加困难了。有好几次，老木匠远出找工做，忍饥挨饿地赚回一点工钱，换来几斤地瓜丝，全部给我吃了，他们吃的却是野菜、树叶。不仅这样，他们还常常遭到敌人的毒打和刁难。有次敌军来搜山，强迫老婆婆带路，要她指出哪里有红军。老婆婆一边提高嗓门喊着：“这里哪有红军，我带你们去看看！一边拐弯抹角地领着敌人在山上乱转。敌人爬山累得要死，一无所获，气愤地把她打了一顿。她回来时，已经披头散发，满脸伤痕，我不由得哭起来。她说：“孩子，忍着吧!等红军回来，让他们跪着，他们就不敢站着。”
老木匠很理解我的心情，便到外打听红军的消息。有一天他的大儿子回来，老头装做闲谈似的问他说：“好久不听说红军，大概被中央军‘剿’光了吧？”大儿子摇摇头说：“哪里剿得光!”老木匠故意惊奇地瞪着眼睛说：“啊!还有?在哪里?”大儿子说：“在福安穆洋附近发现过。”老木匠记在心里，到晚上和我商量：“你现在伤口还没有全好，不能多走路；可是等你的伤口全好了，红军又不知到哪里去了，还是我先去找找看，找到的话，和他们联络好，再送你去，顺便我还可以带点米回来给你吃，养养精神。”我问：“你没有钱怎么走呢?”他说：“我可以挑副担子，一面做工一面找。”
第二天早晨，他挑着担子下山了。大约过了八九天，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乍一见，我和老婆婆都吓了一跳，他面色憔悴，脸上和手腕上带着伤痕，走路一跛一拐的，衣服破烂不堪。听完他讲述经过情形，我真是衷心敬佩这位对红军一片赤心的老木匠。
一路上他一边做工，一边暗暗找寻红军。走了二百多里路，好容易在社口附近山上找到了红军。部队首长亲自接见了他，给他五块银元，叫他把我送到穆洋北边小山上的联络站去。谁知就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没有通行证，他被民团扣押了。民团问他：“你是寿宁人，为什么跑到福安来?你不是红军是什么?”他笑笑回答说：“你看看我胡子一把长了，手掌上的茧皮这么厚，不是木匠是什么？你要不信，可以拿只桶来我当面修给你看。这年景生意不好，只好到处跑跑，哪里有生意就到哪里去。福安、寿宁都是福建地界，难道不可以来？”民团把他浑身一搜，搜出五块银元。五块银元在那种吃树皮草根的年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民团团长像豺狼见到肥羊，眼睛都红了，蛮不讲理的说：“嘿，一个普通木匠哪能赚到五块银洋，一定是红军侦探，把他捆起来！
这样，五块钱被抢走，他被关在碉堡里吊打了三天三夜。老木匠心想：“我活了五十多岁也该死啦；可我一死，红军委托我的事情就办不成啦！不得已，他故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那个民团团长说：“我还是去年九月就出门的，自己省吃俭用才赚到这五块钱，家里几张嘴巴正等着我回去呢?请长官开开恩，放了我吧!”他装得很像，民团团长被他骗过去了，只好把他放了，并且还退给他一块钱。
老木匠讲到这里，手托着银元，高兴得像个孩子，一点都看不出刚经过一场折磨。他笑着说：“还算运气，从老虎嘴里挖出一块钱来，可以给你买米吃了。”听说找到了部队，我心里非常高兴，可又一想，到穆洋有一百多里路，要经过不少敌人关口，怎么去呢？我把心事告诉老木匠，他立刻回答说：“我早计谋好了，我俩假扮师父徒弟，拿张证明书，一边做工，一边走，敌人把守再严也能混过去。”
怎能搞到证明书呢?老木匠在他大儿子身上打主意，他跑到联保办事处去对他大儿子说： “ 我出去了一次，赚回一块钱，那边生意很好，中央军都退走了。 听说红军也要到这里来了。”他还编造了很多敌人吃败仗，红军大胜利的消息，说得活龙活现，有根有据。他是想吓唬吓唬大儿子，给他个下马威。因为他说过：“大儿子被抓去当了反动派，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该相信他。”所以我在他家里一个多月，一直瞒着他大儿子。这回他看大儿子面有惧色，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红军伤兵，年纪很轻，我想把他送回去，你看行吗？”大儿子很怕事，忙说：“不要管他。”老木匠白了他一眼，严肃地说：“为什么不管，你再不做点好事，等红军回来，哼，看你怎么办！大儿子着急了，就连忙向老父亲求救。老木匠说：“我想要他装做我的徒弟，去找红军，只是没有通行证，你给弄一张！大儿子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
过了两天，我们带着通行证，挑着担子下山了。老婆婆噙着眼泪，把我送到山下，拉着我的手，走一步叮嘱一句：“路上小心，今后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我们。”我也禁不住流泪说：“阿奶，我一定来看你老人家。”
一路没有什么阻难，我们在社口西北山上找到了部队。我向首长汇报了经过情形；首长亲切地拍着老木匠的肩，向他道谢。老头又是笑又是淌泪，十分激动。吃过午饭，他要回家，我送他出岗哨。他边走边对我说：“你好好当红军，要坚决革命，有机会再到我家来，我也兴许来看你。”我对他说：“阿爸，我一定听你的话。”走出岗哨，他站住了，望了我很久，说：“阿奶会想念你的，你一定要回来。”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喉头像塞着什么东西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人走了，我呆呆地目送着他的背影，他也不时地回转身来向我挥手。
从那以后，我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没有机会探望这两位老人家，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他们的恩情和他们的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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