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寿生回忆一九三四年在九龙山战地医院

Admin 发表于2016-05-01 20:10:51
休养去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组织上决定我带领六个伤员去医院治疗。
我们要去的医院,没有名字,也没有准确地址,临走时林指导员告诉我们,大概在九龙山的西北方向,负责那个医院的是郭指导员。
九龙山我熟悉,在安福、萍乡交界处,是一座险峻的大山,绵亘数十里,与武功山连成一脉。山上长满了大树、杂草,小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别说我们伤员,就是好端端的人,爬上山也要费很大劲。我们打算连夜赶路,争取拂晓前爬上山顶。
黄昏后,我们每个人都拄一根棍子,用毛巾包了两包干饭,互相搀扶着,往九龙山方向慢慢前进。
天黑下来,只有几点星星,萤火虫似的在天空闪着微弱的亮光。
“快走!”我不时回过头来,催促战友。可实在不行,七个人中除了小贺和我伤势较轻些外,其他几个都是一等重伤。在平时,这样的伤员该用担架抬了,现在没有了后方,坐担架的条件也没有了。我扶着小陈,小贺扶着另一个伤员。小陈伤在头部,血流得很多,一路上直摇晃,我搀着他,一歪一斜地好几次险些滚下山去。我们走的速度极慢,简直像蚂蚁爬似的,爬了大半夜还没到山半腰。累了,也饿了,我们就坐在山坳里,吃着毛巾包的干饭。
“班长,啥时候能走到?”小贺有些焦急,一边用手抓饭一边问我。
“反正不远了。”我随口回答了一句。说老实话,啥时候能找到,我自己也不知道。
“嗨,找到了医院,”小贺看着我,调皮地眨眨眼睛:“可要美美的睡一觉,吃一顿饱饭,最多住三天,我这只手包好!”他听说离医院不远了,就盘算着医院里舒适的生活,盘算着伤好后的行动。
扯了一阵,不知怎的,大家的精神振作起来,肚子也不饿了,于是又朝着西北方踉踉跄跄地爬起山来。
我们在山里送走了星星,迎来了晨曦。可走哇走的,直到太阳照在头顶了,我们才把这所不知名,不知地点的医院找到。
一位穿着破军服的青年人,把我们带到一个石洞里,这就是医院的病房。我们弯着腰跟进去,里面又潮又暗,伤员都躺在用树枝架起来的床铺上。青年人指着右边尽头的几张空床位叫我们躺下。
说老实话,我们七个都没有进过什么医院,连医院啥样都没有瞧过,尽管现在住的没有我们想的那样好,可比起露天宿营好多了。
安置好之后青年人接过我们带来的介绍信,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是班长吗?”
“是。你是……”
“郭猛。”他开朗地笑了。
一定是郭指导员了,我正经地向他汇报着:“我们一共七个人,两个脚伤,两个头伤,还有……”
“好吧,先坐坐,走了一晚上也够累了。”于是我们坐在床铺上扯开了。
从指导员的谈话中我们知道这里的情况很不好,四面山下都驻了敌人,和群众关系断了,剩下的粮食、药品也不多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一句话:靠我们一个头脑两只手。
困难来了
我们到医院已经有八天了,医院的生活也挺快乐,一天两餐稀粥,勉强可以饱肚。盐水、猪油,是我们仅有的药品,尽管擦上怪痛的,可也慢慢见好。大家看看自己的伤口慢慢好起来,也挺高兴。除了吃饭、上药,我们成天躺在洞里说说笑笑。
这几天,我们又认识了好多战友,大个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伤顶重,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吃饭也要人喂。最糟的是他的伤口老是不见转好。可他顶乐观,不但坚信自己的伤一定会好,还盘算以后的工作。他从不叫痛,常爱躺着与人说笑。他说自己将来结了婚生了儿子,都叫他们当兵,狠狠地揍蒋介石。他爱吸烟,同志们谁都愿意到外面给他弄树叶子,卷纸烟。每当别人把点着了的树叶卷烟放到他嘴里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这烟可就是好,不比城里来的差。”大个子的乐观情绪 ,无形中感染了大家,整天编歌唱,讲故事,说笑话,谁也不觉得这里苦。有时弄得全洞子都是笑声,直到工作人员进来时才停止。
这天和往常一样,太阳西斜了,大家又忙着准备吃饭。小贺又拿着小碗,站在洞口,想替大个子捞碗干的。我端着碗坐在床上,可老不见工作人员端饭来。大家正在纳闷,突然小贺站在洞口喊道:“饭来了!”
饭端来了,可是大家愣住了,往日是三盆,今天是一盆,四十多个人怎能够吃呢!
这时指导员也来了,他还是笑呵呵的,走进洞子就朝我们说:
“大家等急了吧?”同志们谁也没有回答他,只是都用探求的眼光想在指导员脸上找答案。
“是啊!太阳都快落山了,开饭时间早过了。”指导员边走边说:“同志们,我们预先想过的困难真的来了——我们的粮食没有了,现在只剩这么一盆稀饭,大家将就些一个人喝一口,明天我们再想办法1说完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饭盆。盆里的稀饭冒着热气,不知怎的,今天闻到这味道好像特别香。洞子里一阵沉默,有的干脆把饭碗放下了。
“指导员,这盆稀饭我们不能喝1我朝说话的方向看去,原来是方排长。他走前两步说:“我建议把稀饭留给大个子他们四个重伤员喝!”
“对!方排长说得对!”大家一致支持他的建议。
“不!大个子用手撑在床板上努力爬起来,眼圈已经红了,“指导员,稀饭应该大家吃。我们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
指导员急忙跑过去用手扶着大个子歪斜的身体。一会儿,指导员又侧过头来:“同志们说的对,稀饭应该留给重伤员吃,我们再想办法,相信我们总会找到吃的。”围在一起的伤员都散开了,大家放下碗,躺在自己的床铺上。一盆稀饭放在石洞中央的石板上,独个儿冒热气。
“同志们,来,我们唱个歌1我站起来跑到中间喊。于是,宏亮的歌声响彻了整个石洞:
“红军战士英雄汉,高山密林把家安……”
歌声此起彼落,唱了一个又一个,连大个子也躺在床上吃力地跟着唱。
晚上,该睡了,可谁能睡得着呢!我听到身旁的小贺在床上嗦嗦地翻身。这孩子只十四岁,正是受爹娘疼爱的时候,现在,他跟我们一样吃苦。我心里有些爱怜,于是问道:
“小贺,没睡着?”
“嗯,班长。”他用沙哑的声音回答。
“你在哭,是不是?”
“不!”
“饿吧?”
“也不!”
“好样的!”我不由得从心里赞许他,为这个倔强的孩子感到激动,也感到欣慰!
一张牛皮
粮食完了,但我们找到了一样可吃的东西——苦菜。
这种苦菜真是名不虚传,放在水里煮几遍,还有苦味。煮的时候不放盐(盐是我们宝贵的药品,再说那时也很少),不放油,吃下去肚子怪难受的,越吃脸色越黄。但这种“好景” 也不长。起先,在山洞周围都能找到它,后来,附近几里都没有了。
不能叫大家饿死,支部决定由李事务员带领一个工作员冒险下山找粮食。
这一夜,大家都睡不着,心里老惦记着下山的同志,希望他们能带回东西来。
第二天早上,天没有大亮,我和小马、小贺都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到洞外去探望。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可总不见他们回来。大家眼都望穿了。
正在这时方排长忽然嚷起来:“指导员,你看!大家顺着他的手望去,只见远处田野上有两个黑点移动。真是他们回来了。
“指导员,他们腰里挟着什么?”小贺先看见事务员挟着一件东西。慢慢地走近了,才看清楚是一张牛皮。
事务员看到我们,也似的跑过来,兴奋地叫着,“指导员,在一条山沟里,捡了张牛皮,可以吃……。”他吃力地喘着气,脸上像涂了一层黄蜡。一个猛冲,跌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指导员赶忙把他扶起。他迷迷糊糊的靠在指导员身上,睁开眼睛:“指导员,我头眩,要躺……躺一下。”不用说,他疲劳过度了。
小马扶李事务员进洞去,留下的人七手八脚的弄起牛皮来。牛皮可能是白军扔下的,已经有点臭味了。
四十多个人拔了大半天,才把皮上的毛拔光。然后将牛皮切成许多小块放到脸盆里,一直熬到天黑才把牛皮煮熟。一个人只发一碗,剩下的留待以后慢慢吃。怎奈一两个月不见油水,猛然吃了点牛皮,肚子胀了三天,有的还拉肚子。尽管这样,可谁也没有怪牛皮不好,大家还盼望再有一张呢!
大个子牺牲了
老天像有意为难我们似的,一股劲地下着雪。几次派人下山,什么粮食也没有找到。肚子饿了,大家只好喝碗冷水,讲故事、说笑话、唱歌。一顿两顿不吃倒也算不了什么,可伤口怎么办?最严重的是:连盐水都没有了,大家的伤口越来越糟糕,大个子的伤势更坏。他白天不响,晚上别人都睡了,才偷偷的哼几声。工作人员把最后的一点猪油都给他用了,也不解决问题。大家守着他暗暗难过。
“老彭,给我卷支烟。”晚上,我刚要上床睡觉,他招呼我。我急忙给他弄了一支,点上火递给他。这时,我发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
“怎么啦?你好像……。”
“没有什么,全身冷,手软得没有一点力气。”他的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听到。真是爱莫能助啊,这一晚上,我一直为他担忧。
天已经亮了,外面还在下着雪。平时,小贺最爱和大个子闹着玩,今天他和平常一样,刚起床就喊:“大个儿,大个儿,醒来啦!”可是,没有回答。
“大个儿,我掀你被单啦!”小贺边说边掀起被单,“啊,班长!”小贺惊叫一声。我连忙过去一摸,大个子已经全身冰凉了。
一股热泪从我眼中涌出来,周围的人都默默走过来低下头,石洞中充满了悲痛的气氛。跟着指导员也来了。这个倔强的人,也为大个子流下了两行热泪。
同志们默默地用被单包起大个子,四个人举着他走出洞子。
洞外的风,一阵紧一阵。雪打在人的脸上、手上、肩上,分外寒冷,可是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像什么东西就要炸开来似的。四个人迎着风雪,抬着大个子走在前面,后面是全体伤员,拄着棍子,互相搀着,含着眼泪送别自己的战友。
我们把大个子安葬了。指导员砍了块木板,用刀子刻上“光荣的战士”几个字插在墓前。他说:“同志们,我们要活下去,要让我们这支火苗燃下去,直到变成熊熊的火海!要把大个子是怎样死的告诉后代!”四周很静,大家望着白茫茫的田野,听着指导员讲话。
投入战斗
大个子死后几天,我们便搬到离九龙山数十里的武功山上。那里有野菜、树皮、笋子,总算让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时期,大家的伤势也有了些好转。
记得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天气晴朗,指导员召集我们开会。我们面对着太阳,坐在树林里。指导员开口就问我们:“同志们,怎么样?”大家互相看看谁都没吭声。停了一下,有个同志回答说:“很好哇!”
“我们生活很好吗?不,很苦,应该说很苦。可为什么我们又把苦的生活说不苦?”指导员问。
大家一阵寂静,好像谁也无法回答似的。还是小贺,他从地上站起来:“因为我们是红军! “对! 对!我们是红军!”指导员激动地举起拳头。停了一下, 他宣布了支部决议: “现在大家的伤势都好些了,我们还有五、六支枪,要下山组织一支武装,开辟新地区,打击敌人,解决困难。”
“对,我们要下山!”山谷里响起了吼声。
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为了不影响战斗行动,指导员决定把重伤员留在原地休养。
离别的时候,大家都为留下来的同志没有东西吃,没有房子住,没有药品治疗而担忧,但留下来的重伤员却坚定地对我们说:“一定等你们回来。”指导员把仅有的几根皮带留下,并对他们说:“这几根皮带留给你们吧!记住,要在万不得已时才吃它,一定要等我们回来。”
我们三十几个伤员在指导员的带领下下山了。靠着顽强的斗争意志,我们不断取得了胜利。后来,我们又把山上的同志接下来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就这样,我们把一个医院改编为一个连队,以后在斗争中不断的扩大、成长,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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