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不久，敌人便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清剿”。当时我是陶古区区委书记， (这个区是江西瑞金县的陶阳区与福建省兆征县——今长汀县的古城区合并成的。)奉命与胡荣佳同志带了百余人，继续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
当时，由于我们不了解整个形势的严重，加上看到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疯狂破坏，因而曾经产生了盲目冒险的情绪。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们正住在猪仔崠，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人，把我找到南爷村黎屋段，告诉我说，敌人主力已经逼近，要我马上带部队上山。当时我就不大服气，说： “怕什么，敌人一人一条枪， 我们拿的也不是棍子，来了跟他干嘛！ 领导上警告我说： “要注意呵！你要对这一百多人的游击队负责，要对根据地人民负责……”说罢又督促我赶快回去带部队上山。
回来之后，我仍很麻痹，没有立刻转移，心想吃过饭再说。于是一面派侦察员出去侦察，一面叫炊事员做饭。谁知饭刚做好，侦察员就回来了，他刚进家后面便响起了枪声。
原来侦察员被敌人骗了，他走小路回来，敌人跟踪而来，几乎与他同时到达我们驻地。战士们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手，一听枪响就呼呼地跑出村来。我一看敌人太多，赶快带部队上后山。刚跑了几步，敌人的机枪已经从后面响起来。这一次，我们牺牲了十一个同志。这对我们仅一百余人的游击队来说，损失太大了。为此，领导上又亲自来到部队开了干部会，批判了我的轻敌思想。
不久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们到处烧山，强迫山区及靠近山脚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然后将房屋烧掉，并扒走与焚毁了我们“坚壁”在山区的粮食。“移民并村”之后，又建立了伪保甲制度，组织了地主武装。对我们则层层封锁，步步包围。凡是重要的山头上，都筑起了碉堡，架起了电话线，日夜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这些日子对我们是最严重的考验。喝着山水，吃着野菜、竹笋，一天要换上十几个宿营地，但还是避免不了敌人的追袭。特别在下雪天，敌人经常跟踪而来，追得我们精疲力荆 正在这时，胡荣佳同志来到瑞会县(瑞金、会昌接合部)，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开荆同志也带了几个人来会合，相见之下，悲喜交集。部队一天天壮大起来了，我们就正式成立了红色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这支游击队。
但也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张世垣叛变投敌的消息。
开始我们谁也不相信，连忙派侦察员去侦察，结果证明确是事实。这种人，是在土地革命的高潮中卷进来的，而当革命斗争愈尖锐、愈残酷时，他们经不起考验，动摇了，作了革命的叛徒。
我们和上级党断绝了联系，从此以后就要独立自主的和百倍的敌人作更艰苦的斗争了。 因为叛徒张世垣完全知道我们的底细，因此，我们日夜不停的向深山密林里转移，想尽一切办法摆脱“追剿”的敌人。紧张时，我们一天要搬十几次家，每天夜晚都住宿在森林里。没有棉衣，更没有棉被；几天吃不到一粒米，下雪天连野菜也找不到。每到一个地方，战士们一倒头就睡着了。对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大家虽没有一句怨言，但对光跑路不打敌人，都不满意，不断地向干部提意见：
“跑到什么时候为止呵!”
“红军可没受过这种窝囊气!”
战士们讲的是气愤话，但渐渐地我觉察出了这话的道理。盲目冒险当然是错误的，但能老这样拖下去吗？胡荣佳同志并不比我好过些，他那原来就瘦瘦的脸越来越显得长了，一对机灵的眼睛深陷下去。他整天都在努力的思索问题。
一天下午，部队到达一个地方休息，岗哨派出后，大家又呼呼地睡起来了。我也很想睡一觉，可是一看到熟睡的战友，不觉一阵心疼，睡意早就没有了。我绕着树林看了一遍，一百来个战友个个头发有二寸长，年轻人也长出了老长的胡子，嘴唇由于缺乏营养爆起一层层干皮，嘴一动就显出浅红的血丝。这些战友大部分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参军的。他们都经过战斗的考验，是革命的本钱呵，怎样才能为明天的战斗保存好这一批力量呢?
“一百多个战友……”我不断地思索着，突然思想一动：“难道一百多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吗?”想到这里，我马上跑回去给胡荣佳同志说：“老胡，我们为什么不发扬民主呢?要大家来讨论讨论，咱们究竟应怎么办!”
“好呵１老胡思索了一下同意了，然后他又摸摸脑袋，意味深长地说：“怪呀，我们怎么把民主忘了?”
在一个大山凹里,我们召集起全体游击队员,把所有的问题都摊开在大家面前，展开自由讨论。起初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没什么主意,后来有人开了头,你一言我一语,意见就多了。发言十分热烈,意见越来越成熟。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作出了既反对拚命主义又反对逃跑主义的决定,同时还决定了今后的方针:首先要迷惑敌人,摆脱敌人（如每次出发分成几路前进,规定三个集合点,下雨、下雪时行动由少数同志把脚印弄乱,分几路回队等等办法），保存有生力量,然后尽一切力量与群众取得联系,展开群众工作，逐步扩大根据地和活动范围。这个明确的斗争方针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而这个方针是由战士们的集体智慧产生的。
由于敌人不易找到我们，不久，我们就在深山中搭起一座一座的山棚。敌人把这里的山棚烧了，过几天，我们又在别的地方盖起了新的山棚。这样，到处有了宿营的地方，休息的时间多了，我们就可以抽空学学文化，开辟操场，进行军事训练。战士们用林中毛竹、树枝做成了象棋，随时可以娱乐，部队情绪日见高涨。
龙归大海
敌人虽然凶恶，但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他们兵力不足，又要追长征的红军主力，又要“清剿”根据地的游击队，首尾不能兼顾。
一九三五年夏天，敌人以为我们已被逼得无路可走，被困死在山上了，于是就把主力撤走，只留下各县的保安团和一个以叛徒王才悌为首的特务组织——别动队来对付我们。
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真是又恨又喜，恨的是数月以来，敌人欠下的累累血债还没偿还，就让他撤走了；喜的是龙出水、虎离山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敌人来时，反动地主、豪绅都摇摇摆摆地跟着回来了，有的当乡长，有的当保长，向农民倒算，倒租，把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杀人像砍麻杆一样，甚至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瑞金、兆征人，看到敌人的兽行，个个咬牙切齿，喊着要报仇!
为了打响下山第一炮，我们经过缜密的研究，选择了苦竹联保办事处来开刀。这个联保办事处主任是个叛徒，投敌后破坏了我党在当地的一切地下组织，罪恶极深，民愤极大；同时，这里离古城只有五、六里路，打掉了它可以更有效地煞煞反革命的凶恶气焰。
一个月色皎洁的夜里，我们到了苦竹外围。这时正是敌人的“太平盛世”，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来，在半夜就把岗哨撤掉了。他们撤最后一班岗哨时，正好作了我们的向导。我们在月亮的阴影下绕过敌人的碉堡，随着“向导”进了联保办事处，先取了武器，一阵吆喝，就拖出了几十个人。 他们跪在地下， 磕头如捣蒜，哀求饶命，嘴里还不住喊“老彭”“老彭”。原来这些人中有几个过去和我一起工作过，而现在成了叛徒。我们把几个首要分子处死以后，其余的，狠狠训了一顿，就把他们释放了。
这件事情像火一样照亮了根据地人民的心，到处都在传说着“红军回来了”的消息。我们又趁热打铁，一连干掉了几个联保办事处，杀了一批恶霸与叛徒。这时，当地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也接上了关系，我们的活动地区也逐渐扩大了。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有一次，敌人主力来后，驻了几天就走了。我们又来到山下活动。但刚到一个村庄，群众就跑光了。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情形也是这样。这可真使我们吃惊，怎么回事呢?
原来白匪这次进山，到处伪装成“红军”去“打土豪”，找群众带路。当群众真的带了路，得到的回答却是刺刀和子弹。一个名叫聋瞽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也因此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敌人到处布置坏蛋造谣说：“红军变了”“杀人不眨眼”等，来破坏我们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原来我们刚出山时只想到“ 报仇”“报仇”，而没有更多的注意群众工作，以至被白匪钻了空子。
怎样瓦解蒋匪基层政权呢？我们很想找一个联保主任利用他为我们做些工作。但当时确实不容易找到。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研究，才确定了找王狗佬。我们把他抓来后，订了五个条件：一、随时给红军送情报；二、红军到时不准向国民党报告，走了再报告；三、不准压迫老百姓；四、保护红军家属的安全；五、帮助红军买弹药、药品、手电等。答应之后就立即把他放了回去。我们又抓紧机会，惩办了几个最顽固的反动分子，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分给群众，同时又释放了几个只有一般罪恶的保甲长，并到处贴标语、撒传单，宣传、解释红军的政策。几个月以后，不仅基本群众已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就连很多伪联保办事处都主动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有一些保甲长已成了我们可以信任的情报员。
这时我们真像龙归大海一样的自由自在了。大股的敌人来了，我们就上山，白天练兵学文化，晚上就在营火旁边唱歌、讲故事。敌人走了我们再下来，瞅机会再干它几个联保办事处，扩大游击区。这时，群众不光在物质上支援我们，而且纷纷参军。一九三七年春，钟得胜、刘国兴两同志又带着三十八名游击队员来会合。同年春夏之交，我们已经发展到七百多人，编成八个连队了。
党代表来了
已是一九三七年七、八月份了。
部队从血泊里成长壮大起来，但我们却仍像远离母亲的儿女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党。党中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呢?
记不清在什么时间，偶然在一张破旧的报纸上看到了国共和谈的消息，接着又看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我们虽然早就希望能开赴前线抗日，却不相信能和国民党合作。因此我们决定：在未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前，仍然要坚决干下去，而且还要迅速地扩大根据地。正在这时，敌人对我们进行了连续的“清剿”与更严密的封锁。
十月，敌别动队司令王才悌忽然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要和我们“谈判”。因为没有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加上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使我们不相信国民党会真愿意谈判。但为了从国民党的口里探听一下党中央的下落，我们还是答应下来了。并由我们指定了谈判地点。
为了避免意外，我们把部队隐蔽在山后，到处设立了军事哨，等待着国民党“代表”的到来。
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只见山下两个穿长袍的人，押着一副挑子走上山来。挑子上装着酒、香烟、花生等“慰劳品”。
上山之后，两个瘦鬼四只贼眼滴溜溜直转，一面故作殷勤地问我们：“哪位是胡、彭官长?”
“他们不在!”一个同志抢着说道，“有话就谈吧，我们代表他们。”
“是是。”其中的一个奸笑着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王司令派来的，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王司令的意思是我们先划定地区，互不侵犯……”
很明显，他们想把我们划在一个圈子里，最后消灭我们。等那家伙说完后，我们的同志说：“这样也好，不过我们不大相信，因为我们没接到指示。你们要是能说明我们党中央在哪里，并且拿出证明文件来，我们才相信。”
一句话把他们问愣了，他们本是带“机枪”来的，倒叫我们甩了一颗“手榴弹”。但他仍厚着脸皮陪笑说：“这个……鄙人不知道。∩人只是奉王司令命令来谈判的，现在日本进逼华北，务以国事为重，共同抗日，所以……”
看样子要他说出党中央所在地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说:“那好,咱们先谈吧。”那家伙看我们转了口锋，也许以为我们真的被迷惑了，就有点傲慢起来。他划给我们的地区只有两个乡。
“不行!”那家伙说完后，我们的代表忽地站起来喝道：“你们想捆住我们的两条腿，来消灭我们!”
那家伙为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和愤怒吓的一怔，一时不知所措，愣愣地呆在那里，好久才说：“这是王司令的意思，这是王……”刚才那股傲慢的神态没有了，然后又说：“你们的意思……”
“我们的意思有两点：一、从瑞金到兆征的全部地区都是我们的，不准你们驻一兵一卒；二、我们的人要能够自由地进出瑞金城，你们不得故意留难。”我们的代表理直气壮地说。 那两个家伙显出了为难的神色。我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说道：“我们知道你们做不了主，回去告诉你们的王司令，他同意，咱们就‘合作’，不同意就散伙。”看那两个家伙还在犹豫，我又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什么时候你们司令同意了，就再来。”
“谈判”结束了，这两个家伙互相对望一眼再不好说什么，还像来时一样贼眼溜溜地向山上望了望，奸笑着说：“回去请示王司令，回去请示王司令……”要走的时候，他们一眼看见了那副挑子，又犹豫了一下，好像不知该不该留下。我们的代表，随手一摆，要他们挑走。他们只得鞠躬哈腰地说：“下次再来，下次再来……”说着就要挑夫挑起了烟、酒等走了，以后再也没来。
这事发生后，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在哪里，但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党的力量更强大了，它在一个新的地方战斗着，而且曾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共同抗日。党的胜利鼓舞着我们连续出击，一个多月的工夫，从瑞金到长汀一百多里路的地区已全部控制在我们手里。
这一来，敌人更慌乱了。他们看见势头不对，赶快到陈毅同志处去告我们的“状”。可真要感谢他们，因为这，使我们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十一月底的一个上午，鸡毛信一阵风似的由边界传来，陈丕显同志到了我们山区。陈丕显同志很快地就被群众带到了我们驻地，当我们第一次握到陈丕显同志的手，真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兴奋。三年来，我们的流血牺牲丝毫没有白费，我们的斗争与整个党的斗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更感觉到我们增加了无比的力量。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部队，大家一起拥到司令部来问候党的代表，打听中央的消息。当陈丕显同志向大家传达了党的指示并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现住在延安的时候，战士们一个个欢欣若狂，跳着笑着，流着热泪一齐欢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