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抗日战争的序幕已经揭开，多少爱国男儿慷慨悲歌，奔赴战常第二次国共全作成功，我八路军开赴前线，平型关首战告捷，击破了国民党所散播的恐日病，击破了人们的自卑感和怀疑论，抗日浪潮，正风起云涌。可是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迟迟不能开赴前线。蒋介石虽然在全国舆论压迫下答应抗日，但却没有一时中断他消灭我军的阴谋。他根本不愿我党再成立第二个八路军，妄想通过各个收编，来消灭我们。我们有些地区的同志疏于戒备，轻易相信国民党，因而吃了大亏。如闽南红三团在漳浦城被缴械；闽中莆田、仙游一带的游击队编为特务大队后也被缴械，特委书记刘突军同志牺牲。这些都是极其沉痛的教训。
当时，我南方各省游击队都十分警惕敌人这种阴谋，坚持单独编成一支由我党领导的部队。闽西七月和谈成功后，粤赣边的赣雄游击队和湘赣边游击队，也在南昌与熊式辉谈判成功。鄂豫皖、湘鄂赣红军则在汉口进行谈判。前线一日失地千里，而国民党却逼着我们在谈判桌上消磨时间。
我们决定一、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各县的地方武装，在白沙集中；五支队与永定、永东、永埔县的地方武装，在金丰集中。部队指战员因漳浦事件，警惕性都很高，同时对改变红军番号，思想上很难接受。因此，在集中以前，我们又分头到各部队去进行动员，交代了政策。八月十三日，各部队便全部集中完毕。
这时漳厦吃紧，粤军部队早已陆续开赴前线。八月间，练惕生的旅部也开走了。八月底，陈仪匆忙派人来点编，并事先发下新的服装，要我们点编时穿戴整齐。这又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战士们见了国民党军装都是一肚子火。 他们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十年仗 (五角星指红军红五星帽徽，十二角星指敌军的青天白日帽徽)，现在忽然要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战士气得哭起来，认为这是向敌人投降，怀疑被出卖了。经过我们说服教育 ，战士们才勉强换上国民党军装。 陈仪的代表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办事处( 他们叫作“张邓部队办事处” )主任谢育才同志陪同来集中地点点编，全军上下都是怒目而视。
自从练旅调走后，国民党在龙岩成立了师管区，司令是涂思宗。点编后，九月初，我们就和涂思宗、张策安谈判番号及经费问题。他们这次明确地提出要我们编为省保安团。我们不答应，提出一个具体的番号，叫做“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支队长谢育才，参谋长罗忠毅。他们见我们态度坚决，只好承认了这个临时番号。经费问题，双方相距甚远，根据一千五百人，我们每月要两万元，他们不肯，争执多时，最后才答应给一万二千元。
我们知道敌人心怀叵测，因此一面与他们周旋，一面作了种种应变的准备。这时，敌人主力已走，我们的力量也扩大了，壮丁队、区乡保长大部分已与我们订立了和平协定，不愿也不敢与我们为敌。与此同时，我们又布置了秘密工作，特别对白沙、龙岩、适中等地的电话员做了工作，要他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们，以免遭受敌人偷袭。发动群众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主要是反对收回土地，反对收租。十月初，方方同志已经从延安回来，震林也从永定来了，便在白沙召开闽粤边区党代会，接受中央的指示，取消了军政委员会，改为闽粤边特区委。鼎丞为特区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子恢为宣传部长，震林为军事部长。 十月底，陈仪通过黄涛转来了一份电报，要“张邓部队立刻开赴漳厦前线”。黄涛又加了一个电报，说他准备派汽车来接。我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可能把我们调到前方，“借刀杀人”；也可能把我们拉到漳州城缴械。但如果拒绝不去，又在政治上不利。特区委研究后，决定去，但不按照敌人安排的路线走。于是，我们一面回电黄涛，要点有四：
一、知道前线紧张，立即整装待发。
二、行军路线：取道永定、平和转漳浦，到达东山前线，不经过漳州城。
三、我们步行，请不必派汽车来。
四、请划出一定防线，以便与粤军并肩作战。
另一方面，我们立即大量印发《告别闽西父老书》，以示决心。黄涛接到我们的电报后，知道我们不易就范，假如依照我们这样行动，不仅不能吃掉我们，相反地我们还可能将闽西南地区联成一大片，因此只好打消吞并的念头，而把我们让与陈仪，三天后，就赶忙来电，叫我们不要去了。
十一月间，陈仪又匆忙派人来龙岩，写了信又打来电话，要子恢将队伍带到龙岩城去，给他们检阅。我们知道他又找麻烦来了，便托言已经点编过，不拟再去。以后，龙岩商会会长出面再三说项，谢育才同志也主张应付一下。因此，子恢便与丘金声同志率领白沙部队的一个营，开到龙岩南门外溪南一带，与龙岩城隔河相望。这时，龙岩城里已没有什么军队，他们要消灭我们，只有从漳州派兵来。因此，我们把排哨直派到几十里路以外，以监视漳州来路。漳州如果来队伍，坐上汽车几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因而这一晚相当紧张，部队都作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早晨，陈仪派的人来了。部队仍然怒目而视，那人心虚，不敢久留，向子恢面约去城里谈话后，便匆匆回去了。这时，来机场欢迎我们的千百个龙岩群众都说：“他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到白沙去呢，何必这样劳师动众?”都交口称赞我们顾全大局。
我们怕他绑架，预先把部队布置在公路两侧，子恢与谢育才同志这才乘车进城会谈。那人开头就要子恢跟他去福州见陈仪，又劝我们受编为保安团。子恢婉言拒绝说：“我们是服从上级党的，编制大事，我们特区委无权决定，兄弟个人更不能作主。既然陈主席有这种意思，最好请他转请蒋委员长与我党中央商定，兄弟一定服从。”他见话不投机，我们意志坚决，只好作罢。当天他就黯然离开了龙岩城。
以后，张策安去省城，就通知专署不给我们发经费。我们便找到商会，揭露张策安扣饷不发的无理行为，并请商会垫支。商会借给五千元，不够，又以抗日义勇军一支队的名义，印了借款条，向各地富豪借款，说明等当局发钱后再还。这样又借了钱，解决了军费，又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
我们的队伍离开溪南后，就驻到龙岩城东四十里之雁石；留在白沙的部队也移驻苏邦，向雁石靠拢。专员公署又散布流言蜚语，说我们“未奉命令即进驻雁石，企图进攻龙岩城”。同时派人将城东的见龙桥烧毁，诬赖为我们所烧，弄得城内人心惶惶。
这时候，我们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国民党把我们搁浅在这里，根本不让去抗日。即使让我们去了，与国民党军队一起作战，又凶多吉少；留在后方，政治上又不好说话；如果再打内战，又怕违反党的政策。就在这时候，党中央代表张云逸同志找我们来了。大家好像漂泊多日，突然脚踏着了实地，连忙请他传达中央指示。他说：“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 他这么一说，使我们都放了心。张云逸同志来闽西以前，已经和陈仪、黄涛会谈过，要他们退还闽南、闽中被缴械的人员和枪支。后来，闽中的游击队不肯编入保安团，国民党没办法，只好送到闽西来；闽南的枪支粤军也交还了一部分，失散的人员也收集了一百多人，由卢胜同志带来闽西。
张云逸同志来传达中央指示很适时。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研究了当前形势，肯定龙岩专署是在制造摩擦，我们如果小不忍，一放枪，他们就会立刻调队伍来。雁石地势复杂，工作又缺乏基础，打起仗来对我们不利，撤出雁石对我们有利，对巩固和平也有好处。因此，我们决定将雁石队伍撤回苏邦，并向龙岩城商会及群众说清道理：“如果我们要进攻，为什么要从溪南撤到四十里以外的雁石?我们要攻城，为什么要自己烧桥断路?城里没有武装，连保安团都没有一个，一千多人对付一座空城，如探囊取物，如要进攻，也不待今日；国民党初则要编，再则扣饷不发，三则造谣滋事，居心何在？虽然如此，但我们为了和平，情愿从雁石再后退三十里，撤到苏邦。”这样一来，满城风雨，顿时烟消云散，群众都交口称赞我们，而国民党的阴谋却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从九月间开始，闽粤边特区委机关公开出版了一种周刊《前驱报》，通过报纸公开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恶政和无理行为。例如批判国民党抓壮丁，批判苛捐杂税不合理，主张合理负担；国民党阴谋收回土地，我们就强调谈判规定维持现状，没有土改的地方则主张二五减租，强调抗战依靠人民，需要改善人民生活；另方面，又通过报纸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号召一切力量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时也提出“万一漳厦失守，军事上须作必要防备” 之类的一般建议。龙岩专员张策安看了我们的报纸，很恼火。那时，子恢住在城里，他就亲自找子恢谈话，怪我们事先没有给他看看。子恢说：“言论自由嘛，我们有不对的言论，也希望你们批评。”驳得他直瞪眼。
到十一月，在龙岩的部队集中苏邦以后，特区委便迁往永定金丰的下洋去了，部队一面休整，一面进行宣传。当时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不少群众跑到我们队伍来了。国民党赶来要人，并且指责我们破坏合作，破坏兵役。我们指责他们用绳子捆壮丁，迫得壮丁逃跑，不能怪我们不合作，更不能说是破坏兵役。
为着适应工作的开展， 特区委又接收了归侨侨生及漳、厦、潮、梅来的两百余青年学生 (不少是党团员)，在龙岩开训练班，培养干部。
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们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来电说，军部成立了，我们终于战胜了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破坏，组织了我党独立领导的第二支抗日部队。特区委立即派震林去南昌接受命令。震林回来时，带来了关防、电台，我们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鼎丞任支队司令，震林任副司令，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为政治部主任，子恢调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率三、四两团。三团由白沙集中的部队编成，丘金声同志任团长，廖海涛同志任副团长。四团则由金丰下洋集中的队伍编成，并加上闽南收集回来的部队，汀瑞游击队也编入四团，卢胜同志任团长，黄火星同志任副团长。雷光熙同志所率领的闽中游击队约百余人则编为支队部的特务连，全支队约两千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将部队全部集中到龙岩白土，宣布了番号，调整了编制，并进行开赴前线的动员。
为了防备部队离开根据地后，地方党的组织、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会遭受意外，因而组织了留守处。并留下了一个连，一部分武装和一些素为群众信仰的军政干部，如方方、谢育才、范乐春、魏金水、刘永生、马发贤、伍洪祥、吴作球、罗炳钦等同志，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三月一日，闽西人民的子弟兵，终于实现了开赴前线抗日的夙愿，告别了亲爱的父老兄弟，告别了可爱的家乡，离开了洒遍自己血汗的土地，结束了三年艰苦奋战的游击生活，激昂慷慨，挥泪高歌，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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