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入闽后，闽西游击战争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个时期，全国政局起了根本变化。“双十二”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拘留。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阴谋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内战，讨伐东北军和西北军，炸死蒋介石，以配合日寇进窥中原，吞并全中国。我党中央为了击破这种恶毒阴谋，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并迫使蒋介石答应放弃内战政策，准备抗日。蒋回南京后就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由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合作，蒋对陕北红军的进攻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无能为力。接着，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我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且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了适当让步，提出了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与国民党开始了合作抗日的谈判，最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建成。但蒋介石一方面与我党中央拖延谈判，另一方面对我南方游击队却更加积极进攻，严令各地限期肃清，企图在此短暂时间内消灭我们，这是蒋介石一贯玩弄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
粤军来闽就是执行蒋介石这种反革命政策。黄涛所率的一五七师以一个旅驻龙岩、永定，两个旅驻闽南；一五八师曾友仁部驻上杭、武平；一五五师李汉魂部驻大埔。粤军一到，便立即开始对我们“清剿”。他们除了继续保持“中央军”搞的那一套（如移民并村，筑碉封锁等）以外，还着重采取了分散伏击的战术，一个连，一个营，经常拉到山上去过夜，晚上看灯火，白天看炊烟，发现目标立即包围搜山。这个时期我们不少机关和后方工厂等被破坏了，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如原上杭县政府主席陈必亨，区委书记范瑞章、蓝荣喜，原代英县政府主席杨伟林等同志都在这个时期牺牲。龙岩几个有名的女烈士，如张溪兜(名张秋玉)、娇(张生娇)、曹溪仔(名林景春)、张巷口仔(名张水地)等同志，也在这个时期被敌人捕去而壮烈牺牲。粤军战术比较灵活，政治上又着重利用叛徒、自首分子，专攻我们的要害。当地反动派见粤军活跃，都蠢然而动，积极配合。于是反革命气焰又一度嚣张起来。
当时我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一年之久。得不到中央指示，对全国情况与政局变化只靠看香港、汕头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从有关我党的报道中去推测、揣摩中央的意图。香港、汕头的华侨报纸，经常登载我们的活动消息。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系出于中共主张的消息，也是从这些报纸上看到的。我们立即决定派方方同志去西安找中央办事处转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回来时，已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了)。方方同志启程后不久，闽南红三团转来了驻在香港的南方工委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从此我们知道中央的方针已从抗日反蒋进到联蒋抗日。
这时，军政委员会已迁往永定。子恢率三支队留龙岩坚持，并向南靖、漳平一带活动。部队仍然时分时合，灵活机动，在军事斗争与群众斗争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方针下，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以对付敌人的“清剿”。五月间，又接到南方工委来信。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中央文件，讨论当前形势与新形势下我们的行动方针。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并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
我们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提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闽西南红军愿与粤军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等口号。当然，也有“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和“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之类的口号。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人人宣传，处处宣传。在公路上拦汽车，在河道边拦船，也分头进行宣传，散放传单。有时还到市镇上，举行飞行集会。
许多新编的山歌、小调在群众中流传开来，成为群众自我教育的武器。还记得当时传唱最广的一支宣传抗日的小调，名叫《七劝救国歌》，歌词如下：
第一劝来劝农民，国家要粮来养兵，
你是有心来救国，耕田种地爱认真!
第二劝来劝劳工，铁厂打铁爱烧红，
制造刀枪送前线，打得鬼子叫阿公!
第三劝来劝商家，贩卖日货差又差，
拿出银钱帮鬼子，制造枪炮打自家。
第四劝来劝学生，敌人凶狠唔使(不要)惊，
宣传大家打鬼子，收回失地好名声!
第五劝来劝军人，莫怕死来莫贪生，
开到前线打鬼子，勿再来打自家人。
第六劝来劝女人，唔使烧香去求神，
你是有心救中国，劝郎劝子当红军。
第七劝来劝大家，人唔(不)团结十分差，
大家武装来抗日，要知有国才有家。
这时候，我们在军事上是：全力进行武装宣传活动，除被迫自卫外，不主动进攻粤军主力。粤军本来不是蒋介石嫡系，现在日本逼境，厦门危在旦夕，而我们又宣传“原与粤军合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在政治上便陷于被动地位。
除了向群众宣传外，我们又用鼎丞、子恢的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各地的同乡会、知名人士、同学、亲友等写信，说明我们顾全大局，愿停止内战，停止土改，希望他们多方推动当局和平谈判，共同抗日。连自诩反共二十年的龙岩大绅士郑∈山，我们也写信给他，请他斡旋和谈。我们的主张深得各地旅外同乡拥护，他们写信给粤军劝和，有些并汇款接济我们。向富户要钱时，也改名为筹募抗日捐，请他们维持我军抗日军费。
联蒋抗日政策在部队中最初曾遇到很多人的反对。抗日谁也没有意见，可是对打了我们十年的“蒋该死”，现在却忽然要拥护他，许多人思想不通。六月间，又传来闽南漳浦事变的消息，红三团受粤军的欺骗而被缴械，这件事更使部队哗然。我们一方面公开申斥粤军背信弃义，严正声明不准漳浦事件重演，要粤军发还人枪；另方面，又在部队中进行说服解释工作。由于我们开展了宣传，在群众中造成了一股声势，街谈巷议，到处是抗日之声，迫得敌人不得不稍稍敛迹。接着我们又开展与一些区、乡保长订立和平协定的活动：向国民党的区、乡、保长晓以大义，保证互不侵犯，并为他们保守秘密，订立口头协定。他们非常欢迎这种办法。于是许多过去与我们为敌的人，现在也中立了。经过这种种活动，形势逐渐缓和下来，广大群众情绪提高了，并且都拥护“联蒋抗日”的政策。部队也从实际工作中看到，只有这样才能联系广大群众，因而从思想上转变过来。
与这些工作开展的同时，我们设法与粤军联系。龙岩适中圩有个谢再发(即谢光辉)，大革命时期是个左派，曾经与我党合作过，大革命失败后，他跑到广东军去了。这时，他在漳、厦一带，听到我们的主张，便回到龙岩适中圩，找到谢开华，表示他愿意介绍我们与广东军谈判。那时，谢育才同志正在龙岩，军政委员会便派他随谢再发去漳州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会谈，表示我们愿意与粤军合作共同抗日，作战时可以受粤军指导。黄涛表示欢迎，并介绍谢育才同志去龙岩见旅长练惕生，谢育才同志同样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练惕生表示要张、邓两人中来一人才好正式谈判。谢育才同志就在六月底回到白土区，写信通知我们。这时，他已经在那一带公开活动了。
军政委员会接信后，便由永定迁回龙岩，并决定由子恢去龙岩与练惕生谈判。七月九日，子恢与谢育才同志到山坪头谢再发家，驻适中圩的粤军吴营长前来山坪头迎接，当晚在他的营部里住了一夜，翌晨坐汽车进城。一路上只见大批粤军向漳州开拔。进了龙岩城，由龙岩商会会长李联昆、县财委主任郭荣圻(都是九中同学)陪同去见练惕生。群众闻讯，夹道欢迎。这一天正好东北军收复卢沟桥，加上国共双方进行和谈，群众情绪很高，满城鸣放鞭炮庆祝。
到达旅部，练惕生亲来迎接，表现很客气。谈判开始了。在座的我方是子恢和谢育才同志，对方是练惕生和他的参谋主任。在谈判中，我方保证和平停战，停止打土豪，停止土改，取消红军番号，取消军政委员会，部队分两地(永定和龙岩)集中，作战时可以受粤军指导等等。我们要求对方履行的条件是：停止敌对行动，供给我军经费，释放政治犯，不准收回土地，共产党公开活动。
在停止敌对行动等方面，没有什么争论，军费推到点编以后再讨论，只是在集中地点的问题上，费了一番唇舌。他们要我们在一个地方集中，而我们则坚持分两地集中。子恢说： “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了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决主张分地集中。兄弟个人是相信在闽西不会有漳浦事件发生，但对部队很难说服。”集中地点也经过了一番争执。他们要我们开到龙岩白土集中，这里前后有公路可通，易受敌人包围；我们却选在离龙岩城东九十里的白沙和永定之金丰，这里没有公路，国民党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开来。争执很久，练惕生会后又派商会会长等人来说项，子恢仍据理力争，说得他们也责怪黄涛做事太岂有此理。经过反复商谈，双方终于同意，口头订下协定，定于八月十三日分两地集中。
第二天，子恢在龙岩城的《闽西日报》发表谈话，表明我们的态度。略谓大敌当前，我们愿意顾全大局，与国民党合作，停止敌对行为，取消红军番号，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云云。同时，该报又将子恢的革命斗争历史作了公开介绍。这一来，惹得国民党龙岩专员张策安大发雷霆，把该报记者痛斥一顿。以后关于我们的事，报上就一字不提了。
从谈判过程中，我们看出了张策安与粤军有矛盾。原来福建行政上是国民党CC系当权，张策安是CC重要分子。他妄想将我们部队编为省保安团，充实陈仪的实力，因而极力想破坏我们与粤军的谈判。七月九日晚上，张策安还派白土民团去子恢家里抓人，企图破坏谈判。粤军和我们谈判，也不怀好意，也是想将我们吃掉。我们则利用这个矛盾，坚持和粤军谈判。七月十一日，谈判结束的第二天下午，子恢与谢育才同志仍返回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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