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最艰苦的时期过去了，闽西游击战争进入比较发展的一九三六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在占领东北之后又兵不血刃地囊括了冀察两剩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人民的抗日情绪。“一二九”运动爆发，更促进了全国性的抗日救国高潮。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地结束了震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冬进到抗日前线之陕北根据地，随即又挥戈东指，向山西抗日前线挺进。在这期间，鉴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我党发布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共御外侮。但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却仍然是“抗日必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仍然坚持其反动政策，继续调集大军，一再向红军围攻，阻止红军东进抗日。
这时闽西的情况也有很大变化：李默庵主力第十师、第九师、八十三师、三十六师等先后调走，敌军主力只剩下第三师、八十师、七十五师、五十二师，另从闽中调来一个由保安团改编的新十师。敌人的武装力量大大减弱了，我们的武装活动却更加开展。敌新十师初到龙岩，便在增援白土民团的时候被红八团击败，缩回龙岩城，等到八十师从邻县调来时才敢出动。各地的民团壮丁队也都动摇，地富极为恐慌，群众斗争日益高涨。我各县游击队也更加积极活动，如上杭部队在杭城以北之草鞋岭，夜袭敌第三师一个排获得全胜。
正在这个时候，鼎丞、子恢移到上杭，在双髻山与震林会合。我上海联络站也在此时与党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我们接此指示，如获至宝，乃于一九三六年春节前后在双髻山驻地召开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到会者除了张、邓、谭外，还有简载文、谢育才、范乐春、廖海涛、黄火星等同志。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分析了闽西局势，确定了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政策。并推举子恢和震林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新纲领。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新的纲领，我们根据闽西具体情况，在政策上作了一系列的新规定。
(一)对各阶层、各党派，包括地主、富农、国民党在内，只要他们爱国有心，赞成抗日反蒋，不再进攻红军游击队，不再破坏我党组织，不再压迫工农群众，我们就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过去仇怨，既往不咎。并且保护地主、富农身家性命安全，不再没收其财产，以示团结。
(二)对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保安团，只要他们停止对我们的“清剿”，停止摧残群众，我们也不进攻他们。
(三)对国民党区乡长，只要他们不危害红军工作人员，不摧残群众，不破坏我党组织，我们也将与之弃嫌修好，不打死他们。
(四)一九三五年后，闽西“保甲制度”已经普遍建立。。甲长大部分是两面派，一部分是革命的两面派，坏分子只是极少数。因此我们提出“争取保甲长，改变保甲制度为赤色联盟”的口号。
(五)民团、壮丁队，也是早已普遍化了。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我们提出“争取壮丁队为农民抗日自卫队 ”，“ 争取白色碉堡为隐蔽的赤色碉堡”。即所谓“旧瓶装新酒”，这是利用旧形式的新发展。
(六)对商人、手工业主，我们仍旧贯彻保护自由交易、公平买卖的政策，不没收他们的货物，不动他们的财产。
(七)对绿林好汉，则劝告他们改邪归正，不为敌人利用，不抢农民，我们对他们也贯彻宽大政策。
(八)抗日反蒋的主力是工农红军。为适应新方针，我们把闽西队伍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岩连宁为第一支队，红八团为第三支队，红九团为第五支队，上杭游击队为第七支队。各县游击队则编为人民抗日义勇军。这些红军、义勇军要大力发展壮大。游击小组成长为义勇军游击队，再逐步升编到红军主力中来。在停止打土豪后，暂时采取向富豪募捐的办法，以维持部队给养。
(九)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但应该肯定抗日反蒋的基本力量仍然是工农基本群众。因此，我们一切政策仍然应该从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仍然应该积极领导群众维护自身利益，开展反迫害反捐税以至反对收回土地、收租逼债等斗争；斗争方式仍应是合法的与非法的相结合，和平的与武装的相结合。
会后，军政委员会即根据这些新方针、新政策，发布了一个《六言布告》，宣布了闽西南人民抗日反蒋纲领，号召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部队，在此日寇侵凌、国家危急之秋，大家不计前仇，团结一致，以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之生存与发展。
同时，又打通了已断联系一年的岩连宁边区，传达了这个政策。并调方方同志回军政委员会工作。
由于上述各种方针政策，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各阶层人民不容易理解。因此会议以后，便积极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先在部队和地方党中以《六言布告》和《抗日反蒋四字经》为课本，组织学习，然后即依靠他们向外扩大宣传：到处贴布告、贴标语；在乡村开群众大会；到学校去讲演；在圩镇中举行飞行集会；向碉堡民团喊话；并在拦船、拦汽车过程中向城市商人散发传单进行宣传。
除了宣传以外，我们还在实际行动中改变过去的做法。
首先，对守碉堡的民团只喊话不打枪，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其次，对乡保长的反动行为，我们采取先写信劝告、警告的办法，不是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死。对他们的要求，也限于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保存他们的位置，并且派人同他们谈判。再次，对城市商人贩运货物坚决保护。这在过去虽一再宣布过，但各地方部队并没有坚决执行，许多军队在打汽车或拦船的时候，常常误把他们当作反动派，没收他们的货物，现在则不动一丝一毫。
又次，停止没收地富财产，停止打土豪，改为向富豪劝募抗日捐。
经过我们新方针新政策的广泛宣传和行动上的实际转变，顽固分子更加孤立了，两面派增加了，民团不敢猖獗了，地主富农比以前老实了。但是不是国民党就不向我们进攻了呢？不！他们在一九三六年仍然积极进行所谓第三期“清剿”。为挽救新十师受挫后龙岩的动荡局面，他们增调八十师、第三师到龙岩、漳平来对付红八团。三月间，在白土东坑红八团与八十师一个团打了第一次遭遇战。这次战斗我只牺牲一人，而敌人死伤近百，枪炮声震动龙岩城。第三师从永安开来漳平之永福，几次搜山也一无所得。岩连宁部队，在此次反“清剿” 中，先后消灭了五十二师沿连城来配合作战的一个加强连；还攻下了溪口、涂潭，消灭了地主武装二百余人；并在铜钵山后消灭了第三师一个排。各地作战配合很好。许多民团都缩到碉堡中去，不敢下乡。所谓三次“清剿”，显然是强弩之末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仍然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但行动比前较为集中，部队也比以前发展了。有不少青年纷纷参加到红军、义勇军中来。地方的游击小组也逐渐变成公开的游击队，而最后发展成为红军、义勇军。
到了七八月间，闽西各个支队都发展到三四百人，各县义勇军也发展到一两百人。
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在部队武装活动和利用两面政策的配合下，利用合法的斗争更是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许多乡村群众连同保长一起去进行要求免捐、减捐，以至拖捐、抗捐、瞒报壮盯逃避征兵等斗争。收租逼债、收回土地的现象差不多已经没有了。在山区小村庄里过去被“移民并村”的群众也逐渐搬回来了。在一般山区，我们部队可以公开往来和驻扎。大乡村我们便衣武装也可以经常居祝马路上的碉堡在我们夜间经过时不打枪，有些地方我们的人员还可以住到碉堡中去，只是瞒住区、乡长少数人。
这个时期党的组织经过了整顿也发展起来了。经过一九三五年的艰险斗争，考验了党员，也考验了党支部。在这严重斗争的考验中，我们发现：有些党的支部工作活跃，斗争坚决，游击小组发展，群众扬眉吐气。可是，另外一些支部，则工作消沉，虽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群众情绪冷淡，敌人耀武扬威。根究原因，与支部的领导成分有很大关系。前一种支部，领导成分多系贫雇农，他们本身“一穷二白”，需要斗争；而另一方面，地主反动派的刀口也主要是对着他们，逼着他们红起脸来干。后一种支部的领导成分多系中农，对一九三五年的惊涛骇浪，他们是相顾失色，而对一九三六年的好转形势，却又有重重隐忧，因而畏首畏尾，和和平平。问题一经发现，我们立刻进行了一次整党工作，主要是改变落后支部的领导成分，扩大贫雇农成分的党员在领导中的比重，将主要工作交给那些经过考验、斗争坚决、有工作魄力的优秀党员担任。经过这次整顿，改变了过去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推动了落后地区的工作，从而使闽西对敌斗争的红旗，插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党支部是群众斗争的领导核心，党支部经过了整顿而健壮地发展起来，群众斗争便随之取得更大的胜利。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在龙岩的适中和漳平的永福一带，成立了岩南漳县委，向漳平、南靖发展。县委书记由红八团政委魏金水同志兼任(原政委丘织云同志已病故)。另以上杭岩下山为基地，成立了汀河工委，向汀河两岸发展。工委书记是张思垣同志。在永定、大埔之间，成立永埔工委，书记是郑树昌同志。为便于领导开展新局面，一九三六年夏，军政委员会移到龙岩办公，张、邓、谭、方住在一起。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我们从报纸上看到陈济棠等发布的抗日反蒋宣言；接着又获得情报，说：蒋介石从各地抽调大批军队入粤。敌三师、九师、八十师、八十三师由李延年指挥，都由闽西向广东逼进，形势急转直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大家认为：“两广事变”是敌人内部的分裂，反蒋抗日的口号，我们应该予以支持。蒋介石大军南下，战争可能像过去的军阀战争那样延续下去。因此，我们的军事方针便是集中力量截击蒋军后方及其后续部队，促其在事变中失败。
那时，闽西部队已有很大发展，一、三、五、七支队，连同各县义勇军、游击队将近两千人。如果我们趁敌人内部分裂、闽西空虚之际，动员全部力量猛烈扩展新地区，闽西南局面将会大大改观。可惜当时我们只估计蒋陈战争可能持久，而没有估计另一个可能，即战争会很快结束。因此便坐失了有利时机。那时，丘金声同志率领三支队主力正向漳平、南靖一带活动，并在继续扩展中。我们反命令他集中待命。他不同意这样做，拒不执行命令。因而军政委员会予以撤职处分。这从组织上来说丘是不对的。但他主张向外发展是对的，而我们要他集中待命坐失时机则是错误的。丘被撤职后表现很好，这证明丘是一个好同志。
当时在政治上开始了“左”倾的错误政策。组织白色碉堡暴动，就是这时候的事。有些民团、壮丁队，事实上已完全听从我们的命令；有些就是我们的人，只是穿着敌军的衣服，驻在碉堡里而已。我们却要他们举行暴动，把队伍拉出来参加红军游击队，把碉堡平毁。其实这仅是暴露我们自己，而替敌人肃清内部。我们又在山区分田，已经分了田的也进行调整。乡保长、地主豪绅，被我们杀掉的也有。这种种政策，在当时来说，都是“左”倾的，同时也违反了我们自己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诺言，多树了敌人。于是，上半年开始和缓的形势又逐渐紧张起来。
“两广事变”，由于蒋介石的奸诈权术而结束得很快。九月间陈济棠宣告下野。十月底，蒋介石便调广东军一五七师三个旅和一五八师一部到闽西南地区来。粤军在战术上比之蒋军要灵活一些，但其反动面貌一经在群众面前暴露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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