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们转入敌后，闽西游击战争全面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困难。
首先是敌人大军压境，仅在龙岩、上杭、永定、长廷宁化、清流、连城、宁洋、漳平、南靖、平和等县，就布置了八个正规师（即三师、九师、十师、三十六师、八十师、八十三师、五十二师、七十五师），以李默庵、李玉堂为指挥官，并纠集地方民团、壮丁队、铲共团等一切反动武装，对我们进行“清剿”。敌人对付我们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筑碉堡，一发现我们队伍，敌军主力便跟踪“追剿” “围剿”；而驻守碉堡的民团、壮丁队则据守碉堡进行堵击；有时则沿山隘伏击，放冷枪，配合敌军主力进行“搜剿”。
在政治上，敌人主要是采劝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八、九月以后，敌人看到我军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单靠军事行动无法消灭我们，便采取了“移民并村” “计口购粮”“保甲制度”“连坐法”等极端毒辣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移民并村”就是将山区五十户以下的小村庄居民，全部移到大乡村居祝并且限制人民自由行动，特别在敌军 “清剿”期间，绝对不准居民进山，否则“格杀勿论”。“计口购粮”，就是要“清剿区” 群众按人口购粮，多买者以“济匪”论罪。“保甲制度”，就是一村编为一保，十户编为一甲，居民外出或移居，都要得到保甲长允许，有外客来要向他们报告。“连坐法”就是要群众互相保证“不藏匪、不济匪”，如果一家“济匪藏匪”不报告，十家全杀光。上杭有个村子就在这种“连坐法”的名义下全村三十多口人全被杀光了。此外，敌人还强迫群众组织壮丁队，日夜放哨，看见我军过境时便鸣锣报警，以便敌军追击我们。另一方面又对群众造谣挑拨说我军要来报仇。所有这些办法，主要是企图把我们与群众隔离开来，便于消灭我们。敌人把这个办法叫做“抽水捕鱼”。
敌人的“瓦解政策”就是积极推行“自新自首条例”。这是从一九三一年以后敌人很厉害的一着。由于敌情紧张，斗争困苦，党和军队中都有个别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被敌人引诱出去。敌人便用各种办法，强迫、利诱这些人自首、叛变，并破坏我们的党组织、交通站、接头处、采购站等。为了瓦解我们的部队，敌人还胁迫红军家属到山区来喊他们的子弟回去。
其次，当时闽西各地，群众对敌斗争的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岩(龙岩)杭(上杭)永(永定) 老区群众，在对敌斗争中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存在着无所适从的状态。一九三五年夏间，中央根据地全部沦陷，岩杭永各县在江西的难民被押送回来，他们说：“老红军一天天去远了，根据地被敌军占领了。”这个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地主、富农、坏分子很高兴，而雇、贫、中农则心灰意冷，增长着失败情绪。
由于情况紧张，敌人又实行“瓦解政策”，各县都出现了一些叛徒。这些叛徒叛变后立即带引敌人来摧残革命群众。敌人还经常在夜间化装成红军向群众叫门，叫开了门就捕人。这样更增加了群众的恐惧情绪。以致真红军去叫门群众往往也不敢开门。
这时闽西一般群众情绪普遍表现消沉。特别是“左”倾路线统治较久的地区，群众消极情绪就更严重。这些地区反革命统治很快复辟，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大部分被地主富农收回，并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们当时活动的主要地区还是岩杭永老区。这些老区群众不仅阶级觉悟比较高，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懂得运用各种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而且沦陷较早受“左”倾路线统治时间较短，影响不深。当时群众的主要要求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抵抗敌人苛捐杂税，保持土地不被收回。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就必需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我党与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也就是游击战争能够广泛发展的群众基矗再次，在我们党和部队方面，情况也相当严重。闽西部分地区的游击战争，从一九三四年便已开始。当时为了牵制敌人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配合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独立八团在丘金声、丘织云、魏金水、伍洪祥诸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春便到达龙岩，在漳岩公路沿线积极活动。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又有吴胜、方方、谢育才诸同志率领的红九团在活动。一九三四年冬，敌人进占长汀前后，又由罗忠毅、赖荣传、贺万得诸同志率领明光独立营转入岩、连、宁边界配合红九团活动。红十七、十八团在大田被敌人击溃后，还有百把人由温含珍、丘尚聪两同志率领到达龙岩溪口与方方同志会合。上杭、永定、龙岩的地方武装，也在敌占地区分头活动。为了打开永定局面，上杭独立营亦于是年冬间由黄火星同志率领向永定挺进，以后又转回上杭与廖海涛同志会合，在上杭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年底，鼎丞奉命回永定活动。当时省委未给武器，鼎丞只在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了一些人，带少数步枪，手榴弹，同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诸同志回到永定。一九三五年三月间，经陈毅同志建议，项英才派震林、子恢率领一个支队，经过四都、河西、朱畬、才溪、紫金山、旧县、岩下山、白沙、双髻山、大岭下，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围攻，回到永定与鼎丞会合，组成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至此，闽西各县游击战争才逐渐地全面开展起来。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不仅留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部队很少（当时除了红八团、红九团、明光独立营，谭、邓带回的支队，红十七、十八团残部等共约一千二百人左右以外，岩杭永三县各只有近百条步枪），而且这些部队除了红八团转入敌后较早，作战比较灵活外，其余部队受“左”倾路线影响都较深，在初期作战中损失也较大。如谭、邓带回的支队，虽是一个主力加强营，近五百人，但沿途经敌人截击追击，损伤过半，支队长中途牺牲，到永定大阜遭敌包围，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红九团战斗力比较强，前期作战比较灵活，在岩、连、宁边界消灭了华仰桥、周焕文等许多地主武装，建立了一小块基地。但后期转到闽南后则经常集中行动，猛打硬攻，伤亡较大，长期不注意建立游击根据地，缺乏群众工作，政策上缺乏灵活性，结果遭受很大损失。
由于敌人大军压境，闽西全境沦陷，我们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后方机关，兵员无法补充，俘虏一个也不敢收留，部队是打一个少一个；给养也全靠打土豪、筹款，医药补给则依靠群众代买代制，伤员只能隐藏在山寮上，靠群众草药治疗。
当时部队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军事活动多，发动群众少，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组织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不善于利用两面派。
根据上述敌情民情我情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闽西阶级力量的对比，显然是敌强我弱，我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的安全与团结。这些都是为了从保持、积蓄、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到来，从局部恢复小片根据地到大面积地恢复发展根据地，以开展新的局面。这就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斗争方针和基本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在大胆改变“左”倾路线以后所制定的新方针和新任务。所谓“广泛性”，是指游击战争的范围不限于狭小地区，而是依靠现有地区，不断向新区发展，使得烽烟遍地，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逐渐削弱，而我们则日益发展壮大，最后形成新的有利形势。所谓“灵活性”，是指游击战争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得敌人捉摸不住，而我军则处处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群众性”，是要使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活动，而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从利用合法的斗争转到非法斗争，从和平斗争转到武装斗争，从游击小组的秘密活动转到游击队的公开活动，这样从多方面牵制敌人，打击敌人，配合部队作战，并且使部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所谓“胜利的”，就是奉行毛主席多年来规定的游击队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不打。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
为了便于掩护部队活动，掩护群众斗争，我们当时还注意运用两面政策，用各种办法消灭保甲长中的最反动分子， 争取中间分子成为“脚踏两只船”的两面派。 有些地区则布置 “身在曹营心在汉”“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派去充当保甲长和壮丁队长。这是闽西群众在长期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在当时最困难的环境中，这种斗争方式更有其重要作用。
方针任务定下来了，靠谁去执行呢?我们当时采取了如下的布置：
(一)在军事部署上，以红九团的第一营和岩连宁独立营(即原明光独立营)成立闽西南第一军分区，以罗忠毅为司令员，方方为政治委员，温含珍为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仍在岩连宁(即龙岩、连城、宁洋)一带活动。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成立闽西南第三军分区，以丘金声兼司令员，丘织云为政治委员，魏金水为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仍在岩南漳(即龙岩、南靖、漳平）一带活动。这两个分区的任务，是要尽可能扩大游击区，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以红九团的第二营、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成立闽西南第二军分区，以吴胜兼司令员，谢育才兼政治委员，赖荣传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的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大埔、饶平、云霄、漳浦各县边区，与闽南红三团取得联系。谭、邓带回来的支队除编入上杭、永定两县游击队以外，还拨出一个重机枪排编入红八团。岩、永、杭各县游击队则在本县境内活动。
(二)在党的组织上，成立四个县委。永定县委书记范钦洪（以前是黄火星，以后是范乐春、刘永生)，永东县委书记马发贤，上杭县委书记廖海涛，龙岩县委书记魏金水(以后是吴作球)。
(三)军政委员会内部分工是：鼎丞任主席，震林任军事部长，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原杭永地委(原福建第二军分区)书记郭义为同志任党务部长(郭同志不久被俘牺牲)，朱森任参谋长后来叛变。
(四)在交通联系上，把原来的工农通讯社改为闽西南交通站，保持与上海中央机关的联系，并与各分区各县委建立便衣武装的交通联络，交通站站长是雷德兴同志。
(五)为了深入下层，传达上述方针政策，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可能遭受意外损失，我们几个人也分开活动。方方仍回岩连宁一分区，震林到上杭，子恢到永东，鼎丞留在永定，谢育才与吴胜向闽南活动。
第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四月间在永定溪南里召开的。当时正是大阜战斗部队受损失以后，敌八十三师在溪南里一带连续进行搜山，情况异常紧张，因此会议结束后大家便分头出发。但不久便发生朱森叛变事件。朱森是奉命到龙岩去同红八团联络的，他到龙岩后叛变投敌，并带领敌人来破坏岩永、岩宁沿线的交通站和接头处，使群众受到摧残。岩永、岩宁交通线被切断，龙岩局面也紧张起来。敌人以为这一下可以依靠朱森这个叛徒来彻底破坏我们的组织，消灭我们的军队。但是，这完全是个梦想。相反地，红八团却正在这个时候在龙岩、漳平两县之间积极活动。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常常穿插于马路碉堡周围。他们往往早晨在龙岩的黄坊、白土之间，而晚上却转到了适中的三坪头、竹子坂一带，过几天又出现在紫金山麓之赤水、石牌前一带；白天在山坑马路上埋伏打军车，晚间又在东桥坂放火烧飞机场；时而化装敌军，喊开碉堡楼门，一下子将民团枪支全部收缴，时而又化装挑担农民把抽收货担捐的反动派打死。竹子坂铁鸡岭一仗，把李默庵主力一个团杀得尸横遍野，死伤惨重。是年秋天，正当李默庵在龙岩准备开“剿匪祝捷大会”的前夕，丘金声团长亲率一连人，“夜袭龙岩城”，占领了西门外的虎岭，控制其碉堡，进入敌军医院，没收其药品，向伤兵宣传红军政策。临走时丘金声同志还在电话中与李默庵通话，警告他小心一点，不要乱吹牛。弄得李默庵目瞪口呆，慌忙派兵出援。但等到援兵到时，红八团早已扬长而去，无影无踪了。
朱森叛变前曾住过白土，知道白土是红八团的重要据点。因此李默庵便派了一个旅驻扎白土，每天搜山抓人。但就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红八团一支十二个人的岩永游击队却仍然驻在白土。他们经常在夜间贴标语，杀反动派，毁碉堡，打哨兵，弄得这个旅日夜不安，束手无策。他们完全与群众打成了一片。敌人一有行动，群众就告诉他们。十二个人整整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弄得敌人毫无办法。
除了红八团灵活地活动于岩南漳之外，红九团和岩杭永地方武装也在各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化装袭击、伏击的战例不胜枚举。永定游击队一部分由刘永生同志率领，也积极活动于金砂、合溪、丰稔市、蓝家渡、芦丰以至峰市一带；另一部分则由范钦洪同志率领，以溪南里西溪为中心向东溪、湖雷和永定城郊活动。他们横冲直撞，弄得八十三师和杭永民团无法应付。岩连宁一分区的部队，一直挺进到连城的姑田、小陶，和清流、永安的边界，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
红九团的二、三营部队，从一九三五年夏就执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辟新的游击区与闽南红三团连成一片”的指令，常采用远程奔袭的战术，结合便衣短枪活动。他们在永定、平和、南靖、大埔、饶平几县边境上消灭了许多反动基点。由于红九团勇猛善战，经常活动于闽粤之间，同红三团取得了联系，并在饶平之下善击溃了广东军李汉魂部一个营；在平和之刺牛岗击溃八十师一个团；在大小芦溪击溃敌数路进攻，震动了闽粤边敌人。但也由于红九团硬打猛攻，缺乏灵活性，缺乏群众工作，缺乏根据地思想，所以军事上虽然获得不少胜利，但始终未建立游击基点，长期在群众基础较差地区孤军作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他们被敌人跟追了十一天之久，却仍然集中行动，不知分头摆脱敌人。最后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援，一连三天部队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终于粮尽弹缺，人困马乏，而在永定之湖雷一带被敌人击溃，损伤过半，团长吴胜、政治部主任赖荣传两同志光荣牺牲。
这个时期，红军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武装政治工作队，部队流动性大，接触群众多，因而党的政策通过他们得以影响广大地区。当时，红八团、红九团以及各县红军游击队都严格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来影响、争取群众。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在群众中立住脚跟。龙岩外山前十八乡的群众，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害怕我们。当红八团第一次到那里时，群众都上了山。那一天恰巧下雨，又是收割稻子的时候。战士们看见稻子还晒在场上，就帮助收藏起来，又给群众喂猪喂鸡。他们在群众家里煮了饭吃，也按价给钱，还留下信。部队走了，群众回来一看，非常高兴。第二次去时，大多数群众不跑了；第三次去时，群众不但不跑，还拉红军在家里住。
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在游击队积极活动、不断胜利的鼓舞下，群众斗争也开始活跃起来，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活动相结合，反迫害斗争与保持土地和反捐税斗争相结合。在这些斗争中，各地群众创造了许多出色的经验。
例如在龙岩白土(即东肖区)，敌人到处放火烧山。有些乔木林，树高烧不着，敌人便要乡保长强迫群众去砍树。这不利于我军的活动，对群众更不利。当时东肖区委和岩永游击队便动员一些老人到乡公所去请愿，要求免砍，乡长不允许则拖，拖不过则派一些妇女老弱去磨洋工，并与游击队约好，在砍到中午时，游击队在山上打几枪，老百姓便借此一哄而散，砍树便停顿下来。
当时，驻白土敌人知道后田是主要红色据点，要后田保长强迫群众修炮楼。党支部书记张溪兜同志，便动员群众向保长要求免修，照例不准，便一拖再拖。后来拖不过，便动员一批老人、小孩、小脚婆，扛着破锄头，漏粪箕，慢慢磨。等炮楼盖到丈把高时，又通知游击队夜间去把它扒掉。这样盖了几个月，炮楼也没盖成。敌人明知是我们搞的鬼，但无法对付，只好派了一个营，自己动手才盖起来。
为了阻挠游击队活动，并挑拨我军与群众关系，敌人下令各乡村群众，见红军来就“鸣锣报警”。群众明知不利，但无法反对。后与我们商量好，我们来时不打锣，等我们走远了才打锣，敌人跑来扑个空。有时候我们没来群众也打锣，甚至一夜打几次，弄得敌人来回跑个不停。敌人明知这是群众故意作弄他们，但又无法责备群众，只好取消这个命令。
岩杭永敌人都实行“计口购粮”，实际上是限制农民购粮，使我们不可能再通过农民之手买到粮食。农民不能坐视红军得不到粮食，就告诉我们一个办法：由游击队突然到保长和地富家里，要他们出卖或代购粮食，我们照价给钱。这样保长和地富自己就先犯了“济匪” 之罪，再也不敢追究别人。以后我们再逐渐到一般群众家里去买粮，敌人的禁粮令便失去作用。
开始，我们在村子里贴了布告、标语、传单，群众就要受摧残。后来，我们干脆把布告和标语交给群众，要他们晚上贴，拂晓撕下来送给联保主任，沿途还高喊布告内容：“不好了，红军出布告了，收租的要杀头！这样我们的口号就由群众公开宣传出去了。群众要我们杀几个收租的，我们就杀。有一次，我们在永定西溪乡杀了几个收租的。事后，国民党来了一个营包围了西溪李田坝村，捉去一百多个群众，说他们“通匪”，要杀头。群众据理申辩说：“红军早有布告，我们也报告了联保主任，地主们不顾红军布告，自作自受，与我们何关，有什么理由说我们通匪?”驳得国民党区乡长无话可说，无可奈何，只好将群众放回。初期，部队在没收反动地主粮食的时候，只注意维持自己的给养，没有注意到吸收群众参加分粮。有时虽然以部分粮食分给群众，群众怕地主报复，也不敢要。后来才改变办法：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地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又不致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在岩、南、漳一带，特别是在新区，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了几次秘密参加分粮斗争以后，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到红军中来。
对待保甲长、壮丁队的政策，我们也是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一九三五年春，我们曾提出粉碎保甲制度，当保长者杀。这在当时曾给游击战争造成一时的有利条件。但后来敌人用威胁、屠杀的办法，压迫群众组织保甲，如果群众坚决抗拒，就要遭到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允许群众“白皮红心”，应付敌人。我们也了解到保甲长中有不少两面派分子，真正忠实于国民党的是少数人。因此，决定争取保甲长，利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对壮丁队也作了同样的争取工作。我们的政策是区别对象，晓以利害关系，争取好的，团结中间，打击坏的。并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红军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我们，或打枪让我们知道；当红军通过乡村时，不得阻止，等红军走远，可以朝天打枪，好向敌人交代。这样，我们便利用了敌人的组织形式，为我们服务；利用了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壮丁队来掩护游击队活动和群众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群众恨之入骨要求我们杀掉的，我们就去杀。杀掉以后，又叫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使群众不致受到牵累。有些地方则利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写密信告他“通匪”，假手敌人将他除掉。后来，一般地、富及坏分子都不敢当保甲长，而硬要红军家属或者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来充当保甲长，并且事前取得我们同意。敌人也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们无可奈何，如果不这样，他们的保甲制度就要垮台，因此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时期，岩、永地区许多老土匪都被敌人消灭或者收编，有些收编后又跑回来。我们对土匪的政策则是晓以大义，指出革命出路，并告诫他们不得抢农民，不打我们，这样我们也可以不打他们。在岩、连、宁地区这个工作做得很好。龙岩雁石地区有一帮土匪不听我们告诫，仍然在那里打家劫舍，牵牛抓人，红八团把他们消灭了，人心大快。
这个时期，傅柏翠部虽然投到敌人那边，听敌人指挥。但他也知道，他是生存于国共斗争的间隙之中，如果我们失败，他也难以幸存。古蛟区正在我上杭双髻山游击根据地的背后，又是我岩杭交通线的侧翼，我们也需要争取他。这就形成了我们与傅柏翠之间的微妙关系：双方互不侵犯，我们不打他，也不到古蛟区公开活动；他对我们平时不禁粮，敌人向我进攻时不积极配合，只是虚作声势，敷衍了事。
除了红色据点外，我们还有意识地保存了一部分灰色据点，故意不在那里打仗，不在那里贴标语，不在那里公开发动群众斗争，使敌人不注意这个地方，以便于我们刺探敌情，休整部队，安置伤员，采购物资。
由于闽西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到一九三五年冬，情况便逐渐好转。我们的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更加强大了。除了红八团、红九团和岩连宁独立营外，永定、上杭、龙岩等县，都有百多人的游击队，还有不少游击小组。一个时期我们拖住了敌人八个师的兵力，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除红九团南进部队受损失外，部队也熟练了集中打击敌人，分散发动群众，以及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种种灵活的游击战术。
党的组织系统恢复了，县以下有区委，许多乡村有支部。上杭西部工作以岩下山为基础，也向旧县河以西发展了。各县之间，都建立了武装交通队，将整个闽西地区联系起来。除了个别干部叛变，极少数的党组织被破坏外，绝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
群众则因为我游击队活动，敌人无能为力，我们的政策正确，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情绪日趋稳定。不仅老区的群众和我们血肉相联，新区的群众也处处给我们帮助。党的政策能够如此深刻地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动员群众和我们一起灵活地贯彻执行，这是我们能够在极端严重的环境下，坚持红旗不倒，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战胜敌人，保存并且发展了革命力量的最根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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