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发展到了顶点。六届五中全会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便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造成了系统的错误，严重地危害了革命。
“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实行了许多超越民主革命的所谓“阶级路线”的过左的政策。例如在根据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反对资产阶级，盲目地提高工人工资等等。在军事上不能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对比，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而以寸土必争的阵地战，代替了毛主席一贯坚持的、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不注意地方武装建设，在根据地大量扩军，武器集中，单纯依靠主力进行所谓“正规战”。在经济上，动员根据地全部财力、物力，支持同强大敌人拚消耗的战争，致使根据地社会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在组织上，则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并继续推行“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闽西所发动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更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的不安，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级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左”倾机会主义者在边区和接敌区，除了采用和中心区同样的错误政策外，还拒绝利用两面政策，过分强调人力、财力、物力的集中上缴等等。在群众对敌斗争上，则拒绝游击战和利用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他们骂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的跑反斗争为“动冶，骂群众对待敌人某些不得已的应付行动为“反水”(意为叛变)；他们不是让群众坐受敌人摧残，便是迫使群众作无希望的斗争，因而使群众在对敌斗争中长期陷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境地，大大地便利了敌人的进攻。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统治的最大恶果，就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红军主力长征后，当时中央根据地还留有部分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加上伤病员总数达三万多人，如果能有计划地及早布置游击战争，与敌人作长期周旋，那么中央根据地将出现一个较好的局面，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也将会保存一个较大的力量。但是江西中央分局主要负责同志没有根据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多倍的实际情况，改变王明路线规定的“保卫根据地、保卫土地果实”的任务，迅速地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却仍然采劝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把县区地方武装的人员、武器绝大部分集中，编成红军二十四师，并将能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动员到主力部队中去，同敌人打硬仗。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加强地方武装，反而大大削弱了地方武装。虽然十一月间红军二十四师在瑞金与会昌之间歼灭了敌人一个旅，但是，这对于当时的基本形势并没有丝毫改变，雩都南部和会昌城两次战役，红军二十四师终于全部被歼，中央根据地至此全部沦入敌手。
福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也同样执行了“左”倾路线。当敌人占领汀州城，省级机关退守四都的时候，军区还直辖两个主力团(红十九和二十团)，各县区还有些地方武装；如果及早布置，分散进行游击战，那么闽西也将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但省委并不作此打算，而是将这些部队集中到四都山上狭小的圈子里，继续进行“保卫苏区”的战争。当时毛泽覃、罗化成两同志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出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但省委拒绝了这个建议，天天将部队埋伏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一个歼灭战，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形势。结果事与愿违，部队被敌人歼灭，毛泽覃等许多同志光荣牺牲了。
由于扩军过多，大量损耗了根据地人民的人力、财力、物力；红军长征后又把县区队人员武器集中，县区赤少模范队（即赤卫军少先队联合挑选组成的模范队，这是当时县区主要武装）只留下一些土枪、梭镖、土炮；加上当时整个根据地党在思想上没有游击战争准备，又缺乏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和军事骨干；因此，在红军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两个团及地方武装被歼灭瓦解之后，根据地人民差不多陷于无抵抗状态。从旧县河以西地区一直到赣江以东，除了汀瑞边境有钟德胜、彭胜标、胡荣佳、刘国兴诸同志所领导的汀瑞游击队百把人外，几百里路范围内的广大地区，长期没有人民武装活动。敌人很快便建立起白色恐怖的统治，到处修马路、筑碉堡，在乡村成立壮丁队，配合敌军作战。一九三五年三月间，震林、子恢从根据地带队伍回到上杭、永定时，沿途都遭受这些壮丁队的袭扰，找不到向导，买不到粮食。沦陷不久的根据地竟形成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左”倾路线统治的另一严重恶果。
“左”倾路线统治的又一严重恶果，是在部队中相当长期地残存着他们的影响。许多留下来的部队善于打仗，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强攻硬打，猛打猛冲，而不善于避实击虚，避强攻弱，不善于与敌人“兜圈子”，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习惯于单纯军事行动，而忽视游击基点和游击根据地的逐步建立。这就是我们转到敌后的许多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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