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的根据地，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人民热切地盼望着党，盼望着毛主席和红军。他们曾经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系，但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没有成功。敌人不断进行欺骗宣传，但是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认定了敌人的反动统治长久不了，共产党不会被消灭，红军一定会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重返根据地。因此，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把革命物品：枪支、弹药、红旗、党证、《红色中华报》、各种文件、工农民主政府发行的钞票、银币、各种衣物用具……保存下来，准备迎接最后胜利。
里山是游击根据地，这里的群众，所表现的坚韧性和顽强性也是十分感人的。
有一个时期，敌人“清剿”很严重，在只有两户人家的黄坑也驻了军队。我们就驻在黄坑旁边的樟树窝山上的棚子里。不能生火煮饭，只是靠黄占龙、张健妹、吴季秀几个人送饭给我们。特别是黄占龙，不管情况多么紧张，还是想尽办法送饭、送情报。当时北山和油山都很紧张，转移也困难，粮食全靠他们一点一点送来。青黄不接时，米没有了，张健妹把米果弄软了，放在篮子下面，盖上些草，装作割草，送来给我们吃。
这里靠近大庾城，通过群众去买东西比较方便。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买回来。张健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挑着一担柴，一早赶进大庾城，把柴卖掉，就去买布鞋、水鞋、电池等，然后又买了些青菜、辣椒盖在口上面，做一担挑回来。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看她是个挑担的农村妇女，不予注意。她就顺利的回到里山了。
如何发动群众支援游击战争，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办法。赤白交界地区的群众由于长期处于拉锯局面，斗争形势变化多端，情绪不稳，容易摇摆。但是由于经常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只要很好地组织他们，经过斗争的锻炼，就能靠向游击队。做好赤白交界地区的工作，争取这些地区的群众，是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的重要问题。我们以公开与半公开的方法展开工作，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提出了五抗的口号，即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叮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军事活动也予以配合。在敌人抓丁最厉害的时候，警告抓丁的反动保长，使他不敢为非作歹；有时发现敌人把壮丁关在一起，游击队就突然袭击，把壮丁营救出来。哪个厘金税卡勒索过重，逼得群众喘不过气来，我们就敲掉它。割禾的时候，地主带着狗腿子来收租，把粮食运走，我们就中途袭击，帮助群众夺回谷子。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之后，群众就很快靠向游击队，当我们攻击敌人据点时，许多群众都带着鸟枪、梭镖来参加战斗。
对于白色地区，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游击队经常到敌后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到白区去捕捉民愤极大的土豪，为民除害，扩大革命影响。通过里山、外山的群众亲友关系和职业关系进行宣传是很有效的，我们在大庾城、新城附近的地下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为了广泛地进行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群众工作，我们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和群众打成一片等要求。干部打赤脚，和群众一起劳动是起码的要求。每个人都学一种手艺，象赖文泰就会打铁，挑着家伙到处补锅补盆；朱赞珍、朱赞容就学做裁缝，到各地做衣服；梅山的工作人员杜富标就会阉鸡，从这个屋场到那个屋场，到处可去。不会手艺的，就打零工，帮人家莳田、割禾。这样就可以广泛地交朋友，认老庚，散布革命影响，逐步发展组织，团结群众。并且也派了一些人到西华山、漂塘等处的钨矿去挖矿砂，进行活动。我自己是会编篾器的，这也是很好的掩护。记得我在黄坑工作时，外人来了，问起我是什么人？黄占龙和他的妻子何娇妹就说：“请来的篾匠。”他们看看我编的篾笼的确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组织。他们推行这种制度，便于进一步压榨人民和严格控制人民的进步活动。但是，保、甲长并不都是坚决的反动分子，因此我们针对着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在里山，保甲长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或革命群众去担任，黄坑口的李绍昌就是组织上派去当甲长的。或者以一些年纪大的，开明一些的人去担任，使他成为两面派 。有时敌人召集开会，他们也去应付一下，回来就向我们报告开会情况。敌人来了，也采取一些办法应付，其实给我们作了情报工作。在外山，对于最反动的保长、联保主任，就非整不可，整掉一个，其他的就规矩些了。对于一些开明的，区别对待，逐渐争取其成为两面派。在梅山，我们镇压了反动保长廖桂山等，争取了大庾城附近的联保主任吴其瑞。以后吴其瑞有时给我们送些情报来，也能给我们代购一些一般群众难以买到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从里山推向外山，从外山推向白区，又从白区逐步伸进敌人据点里去。我们派黄坑的曾万祥在大庾城的街口梅凤桥堍开了个糖铺，取了个店号：“广启安”；在雩都城开了裁缝铺，在赣州城开了钮扣工厂，做为我们工作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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