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游击区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又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接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存在着矛盾。广东军阀已经插足到赣南来，在大庾、信丰各驻一个师，蒋介石正戒备他们继续向北发展。敌人存在矛盾，就可资我们利用。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地形复杂，丛山密林，活动方便，更便于我们生存和发展。
当时，长征的红军，刚从赣南和五岭山区一带经过，我们开赴赣粤边时，敌人惊魂未定，因之，情况对我有利。在赣南军区的主力部队配合下，我们以突然的行动向西疾进，西渡桃江，顺利地到达了油山，与坚持这个地区斗争的县委书记刘符节、工作组长叶明魁、游击大队长曾彪等同志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主力红军已到达湘西黔东。这时蒋介石一面指挥主力追堵长征的红军，一面又集中很大力量回头对付中央根据地。中央根据地的情况更加紧张了，赣粤边的情况也随着紧张起来。广东军阀余汉谋带着一军人马又回到了大庾、信丰、南雄地区。二月间，对游击区的大举进攻开始了。
赣南军区的部队从中央根据地突围时，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不幸牺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伤重被俘，后遭敌人杀害。原来一千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百多人，由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和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带领，也来到油山。
四月初陈毅等同志也到达这里。至此，整个中央根据地全部被敌人占领，斗争的焦点，也随之转向赣粤边。
陈毅同志了解到赣粤边的全面情况后，在大岭下(属南雄)、长岭(属大庾)两地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他对整个形势作了估计，指出：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目前，我们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坚决反共，将更加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其卖国的本质，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人心归向共产党，新的高潮就会到来，中国革命形势就会大大发展。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必须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插一杆红旗在山顶，寻找适当时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陈毅同志还特别指出：要冷静地面对现实，彻底地改变旧的领导和斗争方式，转变老一套的作风和做法，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正确地向部队和根据地人民解释局势，给大家指出方向，使大家在思想上准备迎接大风暴，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敌后斗争。
这次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决定的，它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在赣粤一角牵制一部分敌人，配合各游击区、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根据这一方针，又作了相应的决议，印发到基层组织。会后，又立即调整了部署，把部队分为三个大队，一队在信丰，一队在北山，一队在三南（定南、全南、龙南）。大队下面就是分队，十几人、二十几人一个分队，到处活动。以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坚持斗争。环境恶劣的时候， 特委和军分区的同志也分散到小分队中去， 组成短小精悍的 “随队工作组”，带着一个小分队到一个地区去，独当一面地工作。当时，阿丕(陈丕显)同志到大庾，以小汾、黄种、彭坑等地为中心，积极向池江一带开辟工作；刘新潮同志到信丰，以上乐为中心，积极向新城一带开辟工作；刘符节同志在潭塘坑一带，领导信丰地区的工作；三南的工作也加强了，李乐天同志常到那边去；我在梅山与北山，积极向大庾及南雄的里栋一带开辟工作；叶明魁同志以麦坑为中心，积极向青龙、黄龙一带开辟工作；陈毅等同志则坐镇油山，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常到梅山、北山。而蔡会文同志，则带着两三百人到上犹、崇义及其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
与分散活动相适应，即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的联系制度——秘密交通站。一条线由油山伸向三南，一条线由油山伸向梅山，再由梅山到北山。这是干线。各个地区还有自己的联络路线。这一套联络系统在当时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因此都选派了最忠诚、最可靠的同志来负责。
这样，我们有了明确的斗争方针，有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有了充分的信心去迎接更艰巨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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