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蒋介石拘禁起来以后，张、杨便立即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八项主张的通电，同时打电报通知陕北红军，请红军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他们还令一部分亲信文职军官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政治方面的问题；令一部分武职高级军官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负责军事。
当天下午设计委员会就成立起来，并讨论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第二步怎么办？怎么处置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张、杨并无成竹在胸。还在十一日夜张学良宣布行动计划时，就曾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的答复是：“第二步怎么办？捉住以后再说。只要他(指蒋介石) 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设计委员会在讨论时，也都提不出成熟的意见。有人主张杀蒋；有人主张送给红军去杀；也有人根据张学良的说法，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释放他。讨论到最后，大家认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既然我们没有个成熟的主张，共产党在政治上比我们高明，不如等红军代表团来到后，听听他们的意见再作决定。
第二步怎么办？虽然大家还捉摸不定，但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应该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不论上下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办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结局。设计委员会并向西安各界和军官作了这样的宣传，得到群众和军官们的一致拥护。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英美派则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竭力主张先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进行“讨伐”。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分歧，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指望乘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全中国的野心。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外相发表声明，威胁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它除了公开表示支持何应钦打内战以外，还唆使韩复榘、宋哲元等亲日派主张杀蒋，同时勾结希特勒支持在欧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卖国政府。英美帝国主义也从它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主张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因此，事变发生后，一面是何应钦调集兵马“讨伐” 张、杨；一面是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与英美大使馆密切联系。奉行着英美旨意行事的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往返南京、西安，积极从事活动。当十二月十四日端纳第一次飞抵西安时，带来了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信上说：“目下南京是戏中有戏”。蒋介石看到这句话，咧着嘴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事变爆发后，各地方实力派系头目也因为他们的切身利害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从反蒋立场出发，在给张、杨的电文中说：“虽救人自溺，亦在所不惜”，对事变表示同情和支持。亲日派韩复榘、宋哲元， 一面公开来电表示“ 请保护委员长之安全”，一面又在暗地派遣与托匪汉奸有关系的分子徐维烈来西安极力主张杀蒋，并挑拨西安方面的内部关系。老奸巨猾、投机取巧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事变前曾经拍着张学良的肩膀说,“汉卿,光劝不行啊, 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张学良曾把他当作可靠的同路人。不料事变之后,他给张学良来电满口官腔,一派责备,并把张学良给他的电报抄送南京,同时在报上发表，企图借此向南京方面讨好，从中渔利。后来，他又以居间调停为词，主张把蒋介石送到太原，企图投“西安事变”之机，把蒋介石掌握在手，作为由他操纵摆布的一张王牌。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局势，是十分险恶的!前途是十分令人忧虑啊!
四
正当这个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像一座巍然屹立的灯塔，指引着“西安事变”这只处于飘摇不定、危荡震撼状态之中的航船，使它穿过了惊涛骇浪，绕过了危险暗礁，胜利地到达了团结抗日的目的地。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 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必须抓紧这个时机，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因为这一事变采取了军事手段，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民族存亡有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事变的前途，英明地决定了党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国民党左派，争取其中间派，反对和揭破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同情张、杨并给予积极援助，切实作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关于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现在全国主要的地区和军事力量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应该设法运用这个力量去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局势，决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后，就派由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十二月十五日和十九日，党中央又先后发出两次通电给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同时集中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准备与张、杨部队共同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正在紧要关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十二月十六日来到了西安。他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主张，这才使张、杨以及参与事变的一部分人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而见到晴空一样，看清了方向，找到了正确处理事变的途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思想一时转不过弯，甚至抵触情绪很大。代表团向他们进行了多次艰苦、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才使事变的和平解决获得了顺利发展。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宋子文、宋美龄先后到达西安以后，就以张、杨通电提的八项主张为基础，举行谈判。中共代表团在会外进行了帮助。经过两天的时间，谈判就达成了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后，由张学良送回了南京。尽管蒋介石后来没实现他所接受的全部条件，并且囚禁了张学良，迫害了杨虎城，但是，“西安事变”终于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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