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我国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我国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正如党中央瓦窑堡会议所指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及其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正在迅速改变；不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坚决抗日，在统治阶级营垒中一部分人也有抗日要求。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我党中央根据这一新的形势，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党的救国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内战，继续进攻红军。
当时在陕北前线的，是张学良所率的东北军与杨虎城所率的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平时备受歧视。张学良和他手下的东北籍官兵，因为东北沦陷，都怀有切肤之痛和抗日要求；十七路军本是陕西的地方势力，一向同蓄意消灭异己的蒋介石有深刻矛盾。这两支部队，在“剿共”内战中，都先后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张、杨两军上下，都认识到红军不可战胜的威力，较普遍地感到和红军打下去没有前途。他们为本身利害打算，也必须从这条死胡同里脱身出来，寻求新的出路。
正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与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并且由于党从多方面所进行的争取工作，他们于一九三六年春，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自同红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实行了局部停战。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在红军的威力和争取下，也都接受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救国情绪普遍高涨；特别是东北军对于“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更表示热烈响应。他们同前线红军不仅接触频繁，而且在某些物资供应上互通有无，有时还实行阵地联欢。
张学良、杨虎城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携手合作以后，他们就在共产党员的协助和参与下，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活动，例如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内部，派出代表与各地方实力派系进行联系，以壮大联共抗日的声势。同时，他们对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领导的群众抗日运动，也给予有力的支持。
他们所进行的这些活动，虽然是极端秘密的，但是总不免要被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机关闻到一些气味，听到一些风声。况且东北军、十七路军对红军的战事已经停下来了，更无法瞒过蒋系势力的眼睛。特别是五月以后，张、杨部下与蒋系特务机关、省党部发生几次冲突之后，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但蒋介石因为当时两广事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时腾不出手来，所以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到了十月间，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便杀气腾腾地调集了三十个师的兵力，摆在平汉线南段和陇海线西段，并亲自飞赴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然后回到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准备就绪，再度来到西安，提出两个办法向张、杨“摊牌”，逼迫他们表明态度：第一个办法是，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向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果张、杨不愿打内战，立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
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深知，受了红军影响的广大官兵是不会再听蒋介石驱使“剿共”的，何况他们本人也不愿继续内战。如果走第二条道路，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两军再分开，结果必将为蒋介石分别击破，无异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在这种形势之下，张、杨除了“逼上梁山”，再没有路可走了。于是，“西安事变”便以必然出现的局面而爆发了。
二
张学良按照和杨虎城既定的决策和步骤，第一步先向蒋介石实行“善说”。十二月七日，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了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说服蒋介石。他先则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继则同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共历三小时之久。蒋介石厉声斥骂他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最后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哭谏”失败了，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 同杨虎城商量， 按照预定的第二个步骤实行 “兵谏”。他们决定：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任务，由东北军担任；十七路军则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的武装，控制飞机场和火车站。部署大体就绪后，具体的行动时间还未决定。
十二月九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了示威大游行，要求团结抗日。当游行队伍集合时，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于是整队冲出中山门向华清池进发，去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消息，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令他用武力制止，“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乘汽车赶上请愿的群众，进行劝阻，说他们去见蒋介石，将有牺牲流血的危险。有一学生冲到张学良面前，慷慨激昂地说：“张将军，东北沦亡五年啦，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不怕流血，愿为救国而死!”说罢放声大哭。接着一万多人都放声痛哭起来。’痛之声，震动山河。张学良爱国之心，受到激发，他挥去脸上的热泪，激动地对群众说：“同胞们，我和你们站在一条线上，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
果然，到了第三天，张学良就以非常举动实践了他的诺言。十二月十一日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召集他的亲信，宣布实行“兵谏”的决心和行动计划，随即率领他们前往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设立临时指挥部，与杨虎城共同指挥这一行动。他们还指定几个人草拟了一份通电稿，准备在捉蒋以后发出。通电稿内列举了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十二日清晨五时，白凤翔、孙铭久等带了一连亲信卫士，乘车赶到了华清池。经过一场激战，他们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室内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还有余温，桌上放着蒋介石的衣服、帽子、皮包，地上还有一只鞋子。孙铭久立刻带人上山搜索，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草丛里找着了蒋介石。
蒋介石瑟瑟缩缩，从草丛里露出头来，这时，他只穿一件绸夹袍和一条单裤，光着双脚，冻得直打哆嗦。当他弄清楚了来捉他的是东北军部队，死也不走。士兵们一拥而上，推推拉拉，把他架下山来，装进汽车，一直开到新城大楼。
与捉蒋介石的同时，十七路军也按照计划，把集中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来的军政大员陈诚等数十人逮捕起来。
蒋介石这个人，有一套熟练的流氓手法。他在被捉到新城大楼后的三天中，施展了不少花招——收买、挑拨和撒赖。他明明不知道孙铭久，却一再向孙铭久说：“我知道你，有人给我报告过。我知道你是个好青年。” 当杨虎城的副官给他送来衣服时， 又连忙恭维说： “我们现在是共患难的朋友，你们叫什么名字， 开个名单给我， 将来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他被拘禁在新城大楼，每天只见张学良，不见杨虎城，暗中幻想张、杨之间一定有矛盾可以利用，并提出要单独和杨虎城见面。见面时他向杨虎城提出一连串的发问：“这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你们干这样的事，究竟听了什么人的话?”“你若以国家为重，就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去!”如此等等。当然，这些伎俩都碰壁了。
新城大楼环境比较复杂，张、杨决定把蒋介石搬到一个官员的公馆里去。十四日晚上当孙铭久要蒋介石搬家的时候，他看孙铭久腰间横插左轮手枪，以为要拉他出去枪毙了，霎时脸色变白，浑身发抖，一歪身倒在床上，把头蒙在被子里，战战栗栗地连声说：“我不去，我不去，我死也死在这里。”孙铭久向前走了几步，准备向他解释，他更着慌了，连声说： “你不要靠近我，你快出去。你要打死我，就在这里打死我吧。”一面说，一面又紧紧地往床里面缩去，把搁在床边上的一碗牛奶也碰翻了。孙铭久虽然再三解释，他还是蒙着头打哆嗦。孙铭久无法可施，只好苦笑了一下，退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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