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回忆刘志丹同志（三）

回到南梁以后，刘志丹同志提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一九三四年秋，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我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的规定。还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志丹同志十分注意军政关系。旧社会谁有军权，谁就是霸王。志丹同志为了革除这种恶习，作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我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十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
我还清楚记得，在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他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诫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十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志丹同志具有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他都热忱相待。在他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郭宝珊同志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志丹同志作风十分民主，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愿向他谈。他总是等人把话说完，再谈自己的意见。打了败仗，他首先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绝不诿过于人。他善于团结同志，包括那些反对过他的正确主张而又认识了错误的同志。对不同意见的争论，他始终坚持以理服人，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耍弄权术，暗地整人。即使自己受到误解，遭到打击排斥，也不急于辩白。他对所有的同志都开诚相见，一视同仁。
志丹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成熟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不做。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坐在炕头地角，找人拉话，了解民情。哪些村子有几孔窑洞，有几口铁锅，他都记得很清楚。因此行军打仗，从不用向导，人们都称他是“活地图”。
志丹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中没有一点特殊，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炒菜、喂马、抬伤员。他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得刘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我知道后，把他们接到根据地来。但刘志丹同志忙于工作，却顾不上去看望。我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志丹同志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他妻子同桂荣同志一到革命队伍，他就叫她去给战士作被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