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老幺(原名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杜衡强令红军北上，要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说什么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山势险要，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同志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起义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杜衡不但不听，反而拿大帽子压人，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吓得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终于南下。到了三原武字区，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作了叛徒。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
当时陕西省委也被敌人破坏了。我因身负重伤，正在薛家寨休养，听到这些消息，只得带伤坚持工作。正如志丹同志预料的那样，照金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中的王泰吉同志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作了批判斗争，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
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日夜盼望的刘志丹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志丹同志的提议，开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一个红四十二师，由杨森同志任师长。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为了避开敌人“围剿”，刘志丹同志率军北上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一带。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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