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同志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不久，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到了秋天，游击队出发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我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志丹同志汇报工作。他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还留下他的特务队，由我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当时党任命我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我们按照志丹同志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具规模。
照金属耀县管，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 因为靠近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 敌人经常来 “围剿”。照金西南的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还建立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还保存着党的组织和农民的革命武装。陕甘工农游击队成立后，在这一带打游击，三原武字区出人出枪，经常给游击队补充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志丹同志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但是有的同志对志丹同志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志丹同志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他们把这些忠告都当耳边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因为这些同志是按省委的指示办事的，志丹同志虽不同意这些作法，也不好违抗，所以处境很为难。 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也出现了新问题，不少地方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一九三三年三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军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同志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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