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又要出发了，师长杨朝礼见我病情严重，决定留四个同志抬我走。他摸摸我的头，安慰说：“小鬼，在后边慢慢走吧。在我身边的司号长也嘱咐我：“快点跟上来呀，可别掉得太远了。”我正发烧，没说什么，只是含着泪水点点头，看着他们走远了。
我躺在担架上，每天烧得不省人事。十几天之后，我清醒过来，只见四个担架员剩下了三个，有一个同志因为饥饿牺牲了。三个担架员轮换抬着我，在茫茫无边的草地上行走。
这天，来到马塘山，爬到半山腰，大家都累了，便停下来休息。刚坐下，有个同志忽然眼睛翻了两翻，说：“同志，我不行啦，对不起，我不能送……”话没说完就倒在地上了。
“对不起”这话，是应该我向他说的，可他……我一阵心痛，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那两个同志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对我说：“不要难过，放心吧，我们两个人，也一定要把你抬过去。”
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紧紧地握着他俩的手，表示千言万语表达不出来的感激。
我们继续爬山。越往上雾越浓，整个山岭陷入阴沉的迷雾中。我感到像有块石头压在胸上，闷得厉害；也听到他俩急促的喘气声，担架不住地左摇右晃。看样子，他俩是坚持不住了，我说：“咱们休息一会吧１他们同意了，把担架放在一棵大树下。这时，我的伤口疼痛难忍，打开绷带一看，左腿溃烂一大片。要是有点药，不，哪怕有点开水洗洗也好呀！一个同志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意，强挺着站起身来说：“找点柴禾，烧点开水洗洗吧!”
他在附近这转那转地拾干柴，每次哈下腰，都是咬着牙才挺起身。我实在不忍再看他那吃力的样子，几次劝阻，他都笑笑拒绝了。我后悔不该让他们看到伤口。
他怀里的柴禾足够烧一盆开水了，可是就在这时，他一头栽倒，一动不动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撑起身子爬过去。摸摸他的鼻子，我心凉了半截：又一个同志为我牺牲了。
我们弄些石头和树枝，给这位战友筑了个“坟墓”。我心里实在难过：几个同志为我倒下了，可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由得扭过头来，对身旁仅有的一个同志说：“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把那个同志弄迷惘了。愣了一小会，他似有所悟地说：“我叫刘宏，巴中人。”说着，他用手拍拍胸脯，“不要紧，可结实啦，还能顶一阵子。”这分明是为了安慰我。其实呢，他瘦得皮包骨，面色铁青，两眼深陷，嘴唇干裂得挂着血丝，三十来岁的人简直像个老头子了。
“刘宏同志，趁你还有点力气，你先走吧!”
“走？丢下伤病员一个人走？那算什么红军１他摇摇头，“同志，我会把你带出草地的。”
山下传来枪声，我俩大吃一惊。怎么办呢，如今我俩手无寸铁，抵抗是不行的；走吧，别说我有伤有病，就是刘宏也没有这个力气埃刘宏同志想了一会,像下了决心似的说:“就在大树里过夜吧１说罢， 他把我抱进大树窟窿里，然后他也爬进来，用石块和树枝把洞口堵严。
夜风吹得树枝飒飒作响，寒冷刺骨，肚子也饿得咕噜直叫。我俩挤在一起，熬着这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听听外边没有动静，我们便爬出树洞。我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棒，撑起身子，试着迈出脚步。脚刚一着地，就像踏在刀刃上一样，疼痛钻心，头上滚下豆粒大的汗珠，双腿一软又倒在地上。刘宏同志急忙过来，又关切又埋怨地说：“不要逞强啦，现在还不行，我来背你吧!”
他背起我向山下走去。山陡路窄，东倒西歪地跌倒了好几次。每次跌倒，他都负疚似的投过抱歉的眼光。他有什么错呢，是我连累了他呀!
一天只能走十几里，有时宿石洞，有时住树林，什么也找不到时，就只好睡在露天地里。至于吃的，是全凭老刘找些野菜什么的充饥。有一次他空手回来，坐在地上闷头不语，半天才自语地说：“吃了吧１我问：“什么？”他指指自己的脚：“我这双牛皮草鞋。”漫山都是荆棘棱石，没鞋怎能走路，我阻止他。他说：“脚好说，肚子要紧。”
以后，他就光着脚扶我，有时甚至背我走路。步步咬牙，脚脚皱眉，除非是木头人，谁也不会再安心趴在他的背上。我想：这样拖下去，不但我走不出去，老刘也够呛。于是我说： “刘宏同志，休息一下吧，咱们谈谈。”
“好，休息吧，有啥子谈的?”
“半个月过去了，我的伤寒病也好了，你可越来越瘦。我看这样下去，咱俩谁也出不了草地。”
“看你又来了， 我们都是阶级弟兄， 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堆，我怎能把你丢下呢?”
“不，听我说完。我的伤一时半晌也好不了，我想你先快点去赶部队，然后派人来接我，这样，咱俩也许都能得救。”
这话可能打动了他的心。他默想很久，又摸摸我的腿，说：“你说的也是个办法，可是人多的时候你怎不说呢，现在把你一个人丢下……”
我又劝说了一阵，他才含着眼泪，在身上乱摸一阵，看样子是想找出点有用的东西留给我。但他什么也没摸着，无可奈何地嘱咐一句：“顺着这条道走，我们好来接你。”
他走了，低着头不住擦眼睛，脚步是那样迟缓。
只剩我一个人了，整天忍着疼痛和饥饿往前爬，每前进一尺都要下一番决心。我几次想到死，可是我没有这个权利。我的生命是几个同志的宝贵生命换来的，我要坚持，坚持，为了回答死去的同志也要坚持!……
一天黄昏，我小心地摸到一个村子附近，伤口疼痛难忍，浑身无力，实在走不动了。恰巧在这时候遇上了一位老乡，他也是四川人，是从刘文辉部队里逃出来的，在藏民区安了家。当他知道了我是红军的战士后，好心好意地把我扶到他家里，作了周密的掩护，给我换上藏族服装。
在这位老乡和群众的帮助下，我的伤口渐渐地好了。一天，我忽然打听到丹巴有红军，兴奋得立刻辞别了老乡们，赶向丹巴。
又经过不少饥饿的日子，我终于找到了我们师部。可我也实在累坏了，饿坏了，坐在石阶上一步不能动了。记不清那天是什么节日，人们出出进进，十分热闹。一个人从里边走出来，问我：“小家伙，哪个单位的?”
我模模糊糊认得他是我们的指导员，可能因为我瘦得变了样，又换了衣服，他却认不得我了。
我刚想回答，指导员又向身旁一个同志说：“快给他搞点吃的，看样他是饿坏了。”
正说着，师长杨朝礼同志走出门来。司号长也跟在师长后边，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对师长说：“好像是咱们那个小书记。”
师长啊了一声，扳起我的头望了好一会，说：“邓士俊！真是你！真是你！怎么瘦成这样子?”说着，他连忙叫人扶我进房去。
晚上，我向杨师长倾诉了分离后的经历，像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舒畅极了。可是，我又想起在我身旁倒下去的不知姓名的战友，还有刘宏同志，他怎么样了，为什么没看到他?一想到这，我就越发感到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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