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说说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九三六年夏,我们红军第四方面军从甘孜一带出发,开始了第三次草地行军。我当时在十二师三十五团机枪连里当文书。
草地,这高原上的一望无边的平原,平视出去只见绿油油的一片汪洋草海,没有人家,没有炊烟。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能吃的东西都已吃完了。一路上,没有补给,我们再节省,肩膀上的粮袋子还是渐渐地瘪了下来。在这一段行军中把连部里原有的三头大牦牛也吃了。牛蹄烧着吃了,牛皮也烤着吃了。
红军面临着饥饿。高原上稀薄的空气,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落在队伍后面的同志愈来愈多了。有些人因为吃野菜中了毒,开始感到胀肚,以后就拉肚子,最后牺牲在行军的路上。我们一个年轻的通信员,走着走着,一下坐在路上,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眼看着许多同志倒在荒凉的草地上,人们的心只盼望能见到人烟,只盼望快到上下包座。而指导员在点名时讲过,到上下包座大约还有七天的路程!
七天呵!谁能知道这七天中又会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事呢?
一天傍晚,我们到达了噶曲河,当晚就在河边的沙港子宿营。这里地势较高,比草地干燥得多,而且有几棵一人高的小树。四周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只是东边有一片森林。按说在草地中行军遇到森林是再幸运也没有了,干燥、温暖、没有露水,睡在里面非常舒适。可惜天色已晚,赶不到那里去宿营。目前,能找到沙港子这样的地方,也就不错了。
宿营以后,我照例去拣了些树枝,用它支起被单搭了个“帐篷”;然后又找些净水,洗一洗我和卫生员共用的那只瓷壶,开始烧水做饭。这时沿河这一带,燃起了无数堆篝火,把这空旷漆黑的大草原点缀得很有生气。
但我心里的愁云并没有因此而消散。我被粮食问题困扰着。我年小体弱,背的东西比别人少,所带的干粮都已吃光,现在手里仅有的一茶缸苞谷炒面,是连长自己饿着肚子省给我的。全连的情况都差不多:有的早已没有粮食;有粮食的,也剩下不多了。这时候,谁都把粮食看成自己的生命,看做自己的希望。谁都会不安地想到:前面还有七天的路程。
连长、指导员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小声地谈论着全连的粮食问题。火光照在他们焦虑的脸上。他们默默地看着火光,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从他们少有的几句谈话中,我听到:补给粮食根本没有希望,唯一的办法是在同志之间匀着吃。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凉。同志们又有多少可以匀呢?难道可以吃掉别人背的粮食,叫别人空着肚子走吗?
夜间,我躺在帐篷里,尽管疲劳,却怎样也不能入睡。想起一路上倒下的同志们,想到一下坐在地上的通信员……渐渐害怕起来了。我怕自己也会倒在那湿得冒水的草地上;我怕看不到陕北;我怕离开亲爱的同志们!路不多了,快要到达目的地了,而自己却要……这些十七岁娃娃的幼稚念头,把自己逼出了眼泪。
忽然,躺在我旁边的卫生员冉瑞云坐了起来。他也没有睡着,大约是发觉我哭了,所以在黑暗中尽量挨近我的脸,想看个明白。长征以来,我和卫生员总在一起,我俩共用一个做饭的瓷壶,共用一个洗脸的瓷盆,共睡一个“帐篷”。他平时并不是太心细的人,但这时却像姑娘似的温和:
“文书,你哭了吗?”
我没有说出话来。这时,他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安慰我:“不要难过,干什么哭呢?” 我掩饰说:“我没有哭,我在想……”
他抢着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我……我还有些干粮,咱们俩吃吧。”
“我不,你的干粮,我不吃!”
冉瑞云一下把我的身子扳过来,在黑暗中我可以看到他圆圆的脸上,两只大眼闪闪发着光,责怪地瞪着我。
“ 你不吃,怎么行军呢?”
“我想,我是过不去了……”说着,又流下泪来。
“看你说的!你能过去,我也能过去,我们都能过去。放心吧,有我就有你。我们再坚持几天就行了,你不想北上和一方面军大会合吗?”
“我怎么不想!”
“就是嘛!好,就这样,从明天起粮食我背,瓷壶我提,到地方你先写报告,我做好饭就叫你来吃。○胡思乱想了,我们俩永远在一块儿,就是饿死也死在一块,好不好?”
“不,你……”
“什么不!就这样,睡吧!”
我躺在帐篷里,浑身发热,仍旧睡不着。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一番话,不知像得到了什么。冉瑞云同志给予我的不仅是粮食,是活下去的力量啊!
从那天起,在行军前,他总是把粮袋背在自己的肩上,把瓷壶提在自己的手里,什么也不要我拿,就是抢也抢不过来。那时行军,文书总是随着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卫生员随着指导员在后面。每当大休息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去找他,因为他剩那点粮食,少得实在可怜。可是每次总是老远看见他提着那个烧黑了的白瓷壶,跑到我这里来,嘴里嚷着:“文书,我们煮饭吃吧0说着就忙着洗壶烧水,我就只好满怀感激地拣树枝去。我的心里很难过,常不敢多吃,我怕他会因为我过不了草地。可是,冉瑞云每次总是叫我多吃些,并且叨叨地说: “吃吧,吃吧!你别胡思乱想了!”
他的干粮眼看着一天天减少了。但当我们到达牛屎房子的时候,仍然没有找到粮食。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冉瑞云同志仍然和我平分他所剩余的最后一点干小麦。这些粮食,我是含着眼泪咽下去的啊!
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终于到了望眼欲穿的包座。包座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虽然也有人家,但是,因为胡宗南匪部四十九师曾在这里大肆烧杀,粮食都给弄光了。好在我们在地里找到了一些茴菜,不会再饿死人了。
第一次找到茴菜的时候,我俩抱在一起,笑着嚷了起来:“有东西吃了,我们不怕了!”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每当想起过去的情景,我总是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冉瑞云同志,往往使我一个人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中。
自从陕北整编以后,我们只见过两次面,每次我们都亲切而激动地回忆着长征生活;每次也都是依恋不舍地分手。以后,我到延安,他到东北,一直没有再晤到我这个情谊深厚的战友。
冉瑞云同志,你能告诉我,你如今在哪?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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