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从川西懋功地区开始北上。八月间，经由毛儿盖一带分兵进入草地。这时，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丧失了信心，既怕蒋介石，又怕日本帝国主义，幻想偏安一角逃避斗争，因而不顾党中央、毛主席的再三劝说，擅自将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一部分部队从草地拖回川西。
草地行军的艰苦，本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二次过草地，更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又值深秋，无衣无食，部队刚刚经过包座、松潘苦战，掉队的人日渐增多，冻死、饿死的同志更是不少。一时部队中思想混乱。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呢？为什么又经过草地向南走呢?南下跑向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时，一方面军已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下北出草地，胜利地通过腊子口，进入了甘南。
四川军阀得悉我孤军南下，纠集了五十多个团，北起懋功层层布防。敌人把懋功通往宝兴之间的栈道拆去了木板，并且把栈道的许多横木锯坏了，以此防止我军向岷江以西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我军在强敌面前，以两经草地疲」之师攻占懋功后，攀过被破坏了的栈道，翻越夹金山——大雪山，打下了宝兴县城。这次战役，虽然歼敌约四个团，可是当我军顺河而下，进入雅（安）名（山）地区时，又遇到了敌刘湘、杨森、李抱冰、刘文辉等部四十多个团。他们固守着有纵深配置的碉堡封锁线，阻击我军向邛崃、大邑迫近。我军遂在百丈关一带，与敌展开了恶战。
百丈关，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隘口。”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是敌碉堡封锁纵深配置的中心。战斗的第一天，我军以八十八师居中，二十五师于左翼，三十一军的主力于右翼，分三路向敌发起冲击。同志们冒着激烈的炮火，在轻重机枪封锁敌碉堡枪眼的一刹那，猛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我军以极其旺盛的攻击精神，一鼓作气，连续敲垮敌人三道碉堡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下午两点多钟，部队正继续向前推进，忽然得到情报：刘湘在邛崃山前百丈关西北一带山岗上，埋伏了十多个旅，妄图乘我主力在前，侧后空虚时，发起全线反突击，以配合名山之敌包围歼灭我军。在此情况下，军首长立刻命令我师停止前进，把阵地移交给二十五师，准备夜袭敌人。
当晚，我们以善于夜战的“夜老虎”团——二六五团，出敌不意，摸上了长满松树的狭长的山岗。邹丰明团长、黄英祥政委，肩并肩带着两个营，顺着山岗向前打。战斗中每个指战员都如生龙活虎，挥舞着闪亮的大刀直插敌人纵深。打到天快亮，我们便控制了几处险要阵地，敌人企图包围我们的计划破产了。但是，亲自在邛崃督战的刘湘并不甘心，天亮之后，又组织了好几个旅，从三面反扑上来。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恶战，在我们的环形阵地前展开了。
敌人不仅有猛烈的炮火，而且有飞机配合。据俘虏说，刘湘连续发出了数道措辞严厉的手令，说什么临阵畏缩不前者，连长有权枪决排长，营长有权枪决连长，……以此类推，直到他这个总司令有权枪决师长。这就难怪敌人这一整天冲得那么凶。他们从整营整连的冲锋，改成了整团整团的集团冲锋。炮火之猛，打得我军阵地上落了老厚的一层松枝。敌人的死伤极为惨重，山坡上，稻田里，尸体累累。我们的伤亡也不断增加。师指挥所跟前的一个班，打到下午只剩下三个人了。但是这三个人，却像钉子钉在那片树林里似的，扼守着阵地。敌人冲来了，他们从三个方向投出集束手榴弹，趁着爆炸的浓烟，呼叫着分头冲下去。把敌人杀退后，三个人又从容地回到原处。战士们就是这样，以一当百地和敌人厮杀。这样的恶战，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
百丈关战斗的结局，进一步暴露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错误。歼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不开局面，最后只好退出了这场拚消耗的恶战。
自南下以来，由于全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奋身杀敌，曾先后打了一些胜仗；仅在百丈关战斗中，歼灭敌人就有一万五千多名，并以极大的毅力忍受和战胜了重重困难。但这些胜利，并没能改善我们的困境。
后来得知，当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拖着红军开始从草地南下时，毛主席就已经指出：向南无论就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极端不利的，红军将要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事实完全像毛主席预料的那样，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源、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草树叶充饥。有不少的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加之邛崃、大邑、名山等县靠近成都，敌人统治力量很强，兵力集中。特别是十月中旬，蒋介石亲自给四川军阀划分了势力范围，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大小军阀一起来对付我们。当时参加百丈关战斗的几乎包括了四川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形势，仅靠我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是不能打出个结果的!
百丈关战斗后不久，敌薛岳乘我苦战方罢未得休整，又纠集了十多个团向天全杀来。为保障我军从容向川康边界转移，上级命令我八十八师主力自芦山驰往天全，配合红三十三军防御敌人的进攻。我师一到即与敌激战于天全城下，头上有敌人的飞机，地面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我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又一次以大刀、手榴弹击溃敌人的进攻。就在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军主力大部撤出了川西。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军由丹巴西进，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占领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后，才摆脱了敌人，获得休整的机会。我们三十军到达甘孜后，熊厚发同志率师部及师的主力驻守甘孜，我和二六五团来到了甘孜以西的绒坝岔。
当时，全军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百丈关战斗后，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过夹金山前后，有的部队只得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由于数月来奔波于雪山草地，复经川西苦战，吃不上喝不上，人人面黄肌瘦，疲」不堪。想起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时的情景，觉得半年来的变化太大了。这时虽然获得短期的休整，但是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是不长粮食光长草的游牧区，全军数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只得以野菜饱腹。总指挥部也曾派代表前往杂谷脑喇嘛寺，向藏胞买了一些牦牛、酥油、炒面和藏布。但这些物资平均分到每一个红军指战员手里，却少得可怜!
而当地藏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封建贵族的层层剥削，早已一贫如洗。我军初到，言语不通，他们过去又受尽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欺侮，对我军心存疑惧。经过我们耐心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他们才开始敢于接近我们。但一般群众穷得糌粑都吃不上，哪能拿出什么来帮助我们呢?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二、六军团老大哥再过些时候，就要来和我们会合了。经历过和中央红军会师的欢乐与分离的痛苦，我们越发觉得和二、六军团同志会合的珍贵。全军自下到上都要求搞好两军之间的团结。我们眼下虽然过着不温不饱的生活，但每个人都在苦苦思索，要拿出点什么款待远道而来的老大哥。我们曾派出许多小部队由当地藏民带路，到草原上寻找牛群，准备买一批回来，但反动土司一听说我们来，早把牛羊赶得远远的了。
一天，德格土司的叶巴(管军事的官员)纠集五个县的藏民骑兵，突然包围了我们。为了避免和藏民发生冲突，争取和平解决，我们只是守在村里。相持很久，总不能解除这一僵局。我和邹丰明、黄英祥同志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当晚把“夜老虎”撒出去，摸一批俘虏回来，通过他们来进行工作。
俘虏抓回来了，我们连夜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主张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等等。并告诉他们绒坝岔的藏民和我们处的很好，如果不信可以自己去问。通司把我们的话一句句翻译给他们听。他们乍听时若惊若疑，不多时便叽哩咕噜地低声议论。这时在俘虏中又查出了那个叶巴。经我们耐心向他讲解，把他送到甘孜。不久，李先念政委和他签订了“和约”，我军用银洋买了一批羊毛和一些牛、羊、青稞。
于是部队便卷入打毛衣运动。上级号召每人打一件，作为和二、六军团老大哥会师的礼物。
四月，四军一部与三十二军由道孚南下，击溃敌主力李抱冰师两个团，占领雅江后，在理化(今理塘)甲洼与红六军团会合。六月底我们也在绒坝岔与从巴安(今巴塘)北上的红二军团会合。真是尝尽离别苦情的人，愈益懂得欢聚的难得。全军又一次投入激动的欢乐中。
接风宴席不是野菜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牛羊肉，而是地地道道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等。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刚进绒坝岔时，全歼国民党保安团时缴来的。席间任弼时、贺龙同志关切地询问和中央红军分家的情况。我们讲述时，他们严峻地沉默着，也不好当面说什么，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很沉重。
和二、六军团会合后，在甘孜成立了党的西北局委员会。朱总司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积极主张北上与中央会合。当时数万红军散布在人烟稀少物资缺乏的川康高原上，给养又近枯竭，迫使张国焘难于坚持己见。在红四方面军中，尽管当时还未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恶进行清算，但广大指战员的心始终是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的。一年来的经历和铁的事实，使大家开始认识到，张国焘路线是一条罪恶的路线。这样我们两支部队兄弟般团结在一起，并肩携手，再次克服了草地的重重困难，踏上了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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