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为了胜利，忍着饥饿，继续前进。”这是我们的口号。同时，我们也有个共同想法，就是“到了德荣来个‘大会餐’”。能走的病号坚持着，不能走的由别人扶着走。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德荣。德荣，简直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圣地”。
谁料到一心向往的德荣县城，原来是只有三座房子的荒废不堪的地方。我们找遍了整个县城，连一粒粮渣子也没有。希望破灭了。
同志们一个个软瘫无力地躺在地上，望着天空，不发一语。看见同志们土黄色浮肿的面孔，我心里就好像被刀绞割一样。虽然我们全连都是些铁汉子，我相信他们只要有一口气，爬也会爬着前进；但是还有几个月的艰难路程，完全靠野菜汤，怎么能行呢？这时，忧虑、焦急塞满了我的脑子。
我和连长张先云同志急得在那几间破房子里直打转。突然，上士从一家牛圈里跑了出来，像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一样，兴冲冲地向我们招着手说：“连长，指导员，你们来看!” 我和连长赶忙跑了过去。
牛圈角上，杂乱地摆了一层牛草。上士指着几颗混杂在泥灰里的青稞说：“看这个！接着,他用手轻轻地揭去了一层干牛粪，扒开新土,掀开一块木板，一大缸青稞便露了出来。
上士喜滋滋地说：“我拿铁锹来吧?”
“先别慌!”我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要遵守群众纪律，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
连长没有吱声，但可以看出，他同样在琢磨这个问题。
“那，部队没粮怎么办呢?”上士的话有点急躁。
是啊！怎么办？刚才我自己的脑子里不也是装了许多个“怎么办”吗？而现在有粮了，我倒犹豫起来。
我和连长沉默着。上士站起来望望连长，又望望我，急于想从我们眼神里找出确切答案。 “我看，还是开个支委会讨论一下吧。”
连长同意了我的意见。
于是，一次紧急的党支部委员会，就在这家牛圈旁边召开了。听说有了粮食，大家都高兴得眉开眼笑， 可是听我把群众纪律一摆， 却又沉思起来。一排长杨成海同志首先发言： “……本来藏民就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又误信了反动宣传，所以在我们来到以前就避开了。如果挖了他们的粮，会给藏民留下不好的影响，那更便于敌人进行反动宣传。再说，先头部队和我们一样没吃的，他们没动这点粮食不也过去了？他们能过，我们也一定能过！红军有红军的骨气，我们饿死也不能动它。”
一排长的话句句在理，说得大家都默默无声。
停了片刻，二排长韩耀之同志用缓慢而稳重的声调说：“我同意杨成海同志的看法，但是，全连十几个病号，没有点粮恐怕抗不祝我看是不是少搞点给生病的同志吃?”
大家都清楚：这几天发生的病号，都是因为饥饿而引起的。如果有一点粮食吃，他们的病就会不治而愈。重病号赖玉喜，连腿也迈不开了，这两天的路全是我们替换着扶他走的。现在，他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了，难道能眼巴巴地让自己的阶级兄弟饿死？显然，粮食应该要，但是群众纪律也必须遵守。讨论了一会儿，支委会通过了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
于是，全体支部委员都动手挖起来。一会儿，就把埋在地下的四百来斤青稞全挖出来了。有了粮，病号就有救了，我们连队就有救了。顿时，全连像开了锅似的，战士们个个笑逐颜开，使这荒凉、冷清的德荣也显得有了生气。
计算了人数以后，支委会决定：病号每人分八小碗，一般同志每人五小碗，干部每人三小碗。这一来，在挎包里休息了好几天的小粮袋，又挎上了同志们的肩头。
要埋白洋了，我叫文书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红色的，上面写着几行字。大意是：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您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您，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连全体。
五十块白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然后把红纸条端正地贴在上面，再往缸里放。临掩土了，上士怕五十块不够，又添了十二块云南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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