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到达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上级说要在这一带进行短期休整，补充些粮食。我们团的驻地在毕节城南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庄。我们一到那里，就进行社会调查，准备根据当地人民生活情况筹粮。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贫苦的苗家，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动宣传，他们很怕红军，有些人躲到山里去了。
部队迫切需要粮食，怎么办呢？我当时是团的供给主任，为此焦虑得一筹莫展。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村里有个义仓，存有几千斤粮食。我听了很高兴，忙去了解，但又是空欢喜一常所谓义仓，是居民们自己办的福利，每家从口粮中节省出一部分，集中贮存起来，以备遇天灾人祸时应急。这些粮食我们不能动。
供给处驻的那家，只有一个孤独的苗家老太太。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年纪约有五六十岁，头扎黑巾，身着破旧的苗族服装，赤脚穿着一双蒲鞋。从我们早晨进门就没说一句话，总是坐卧不安地望着我们。
受惯了群众的热情欢迎，猛然看到这样冷冰冰的面孔，心里真不是滋味。但这不能怪她，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解除她的疑虑。主意既定，我们就空着肚子扫院子，拾掇屋子，把水缸挑满了水。不一会儿，屋里屋外焕然一新，而我们呢，却个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坐下去就不想起来。由于肚子饿，这点轻活，竟把这些小伙子累垮了。
老太太看到这些，不但没有高兴，相反眉头皱得更紧。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我们违犯了苗家的风俗?会计彭启圣同志实在耐不住，走上去问老大娘：
“你有什么心事，这么愁眉苦脸的?”
不知道是听不懂话还是什么原因，她只是呆呆的，没有回答。
彭启圣看老人有点害怕,滔滔不绝地向她解释红军的政策。老太太除了在不得已时“嗯” 了两声，木然地没有任何表示。最后她才低声问：
“你们不走了吗?”原来她会说汉话。
“谁说的，我们还要北上抗日哩!”
“那你们打扫房子干什么?”
彭会计笑了：“替你干的，你年纪大，干活不方便。”
她半信不信地摇摇头，又沉默了。
从早晨到中午，我们没有做饭，她也没动烟火。后来她可能饿得耐不住了，从破缸里舀出一碗苞谷想做饭。但当她拿瓢舀水的时候，又把瓢放下了。她很奇怪，为什么水缸里的水忽然满了?党支部书记杨尚高同志见她不解，走过去说：
“做饭吗?你做吧!那水是给你挑的。”
“你们不做饭吗?”
“我们?我们断粮了。”杨尚高同志低声对她说。
她愣了一会，然后豁然开朗，嘴角抽动两下，两颗亮晶晶的泪珠，顺着两颊深深的皱纹淌下来。她拉着杨书记的手摇了半天，说：“你们饿着肚子，还帮我干活……哪有这样的军队呀!我这里有苞谷，你们吃了吧!”
杨书记说：“你的粮食不多，不能让你挨饿。那点苞谷你留着吧!”
一个要给，一个硬是不要，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忽然从外面跑进来两个苗家青年和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和老太太嘀咕两句，就一齐进屋去商量什么。看那匆忙的样子，好像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正在考虑怎么办，他们从屋子里出来了。老太太又开朗又坚决地对我说：“你们是好队伍，没有饭吃，空着肚子还替我们干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对苗家这样好的军队。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不能看着你们没米下锅，把义仓的粮食送给你们吃吧!”
这真是雪里送炭，我心里一阵发热，感动得落下泪来。但又一转念，想到义仓的粮食我们不能动，于是又婉言谢绝了。老太太很不满意地说：
“我们有办法,万一有个天灾人祸,山上有的是野菜。可你们跑路，打仗,就困难多了。” 我仍旧谢绝。她好像不屑和我说下去，转身从屋里拿出一只芦笙，一边吹着，一边向村后的晒谷场走去。悠扬的声调在寂静的山乡里飘荡。
接着四周又有几只芦笙响起来，像是互相对话，使这偏僻的地方充满了生气。不久，从房屋里，从山林里，走出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背着空竹筐，有的顶着竹篓子，跟着这位老太太向村后聚拢。看样子是要背粮去。
我忙把情况报告给团首长。团首长的回答是：按他们的习惯办事，群众自愿给就收下，按市价付给银洋，让他们以后再买。
这僻静的山乡，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络绎不绝地把粮食送到我们的驻地。见了我们，他们没有更多的话，只是憨厚地、颇有点歉意地笑了笑，好像在说：开头对你们不了解，可别见怪呀!
不到一顿饭工夫，就背来了五千斤粮食。我又兴奋又激动，拿出银元给那位老太太，我感到她能代表大家管事。谁想我磨破了嘴皮她也不肯收钱。我只好说：“你不要钱，我们就不要粮。宁可饿着!”
这话果然管用，她沉思半晌说：“真把你们没办法，收下你们的钱。我们帮你们做干粮行吧?”
“这当然可以。”我心里轻松许多。
于是，这个小村子，家家的房子上空升起袅袅的炊烟，户户的院子里荡漾着苗家的山歌声和战士们的欢笑声，和我们刚进村时那难堪的冷淡相比，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
部队过了雪山，就进入满目荒凉、人烟稀少的藏族地区。缺粮已经是常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上特别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记得从中甸出发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对我们说：“饿肚饿不掉我们为群众服务的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
部队拖着饥饿的身子，向北进发。
向稻城走的那天，我带一些人赶在前头，准备到宿营地筹些粮食，给部队做饭。
下午五点钟左右，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到达稻城外边的一个部落，这就是我们团的宿营地。这里是一片帐篷，围着一座小楼。这一定是土司的宅子。
土司是当地的头人。那时上级有规定，为了尊重藏民的风俗，凡事都要通过土司，筹粮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朝小楼走去。
刚走到门前，大门哐的一声关上了。我的心凉了半截，看来今天又没希望搞到粮食了。
通司上去叩门，半天才由楼上走出一个妇女来。我们从门缝里看到，那人站在楼梯上，穿着很华丽的藏族衣裳，五光十色，鲜艳得很，可能是土司的老婆。
通司向她喊道：“藏民耶莫耶莫(好)!”
“汉民耶莫，藏民西拉西拉(不好)!”她不由衷地笑着回答。
就这样，我们隔门喊了好久，她光站在那里说我们“耶莫”，就是不开门。
天快黑了，后边大部队赶到。我向团长、政委说明了情况。
政委罗章同志说：“他对咱们不了解，难免这样，那就叫部队露营吧!”
“粮食呢?”我问。
“粮食重要，党的政策更重要。他们不同意，任何东西也不要强买。”罗章同志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在这里播下革命的种子。”
露营很简单，划分一下地点，部队就安置好了。战士们没有半句怨言，纷纷寻找干牛粪，烧点开水喝下去，然后就倒下睡着了。
旷野的凉风，吹着被露水打湿的衣服，冻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蚊子也来凑热闹，一夜被咬醒了几次。每次醒来，我都看到小楼上的灯亮着，窗前有个黑影，看轮廓像是那个女的。好家伙，她给我们站了一夜“岗”。什么事情让她这样不放心呢!难道家里就她一个人? 不对，在寂静的夜里，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有个男人在楼上低声念经。我想了好久，越想越纳闷。
天明，上级来了命令，要在这里休息两天。总不能让战士受两天冻，挨两天饿呀，我想再去叩门，碰碰运气。
忽然通司跑来，说土司和他老婆出来迎接我们进去。这太突然了，几乎难以使人相信。
见面之后，土司首先伸出大拇指感叹地连说了几个“耶莫”，然后回过头来和通司又说了一阵。通司告诉我，土司看到我们宁肯露营，也不打扰百姓，很是敬佩，请进去坐坐。部队也可以进部落，但有四项条件：马不踏青稞，人不进经堂，走时要清扫，借物要奉还。这四项本来就是红军的纪律中已有的规定，他不提出来我们也会这样做的。都怪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他们哪里懂得红军是秋毫无犯的军队呢。
我跟着团首长随着土司上了小楼。屋子不大，但很雅致、讲究，两旁是雕龙刻凤的屏风，雕工很细致；中间有个垂着的红绸幔帐；里面大概是土司念经的地方——佛堂。进屋后主人让坐，我们按照藏胞的习惯，盘腿坐在蒲团上。不一会，女主人捧来糌粑、酥油，殷勤地招待我们。对藏民来说，给东西不吃是失礼的，可想到战士们还空着肚子，谁能咽得下去呢? 我们犹豫起来。土司看了不解，很神秘地问：
“你们都是神兵?”
我们一愣，不知他从何问起。
他又说：“从昨晚就没有看到你们做饭，现在还不想吃东西，不是神仙吗?”
通司把这话翻译过后，我们都笑了。政委说：“我们都是肉体凡胎，不吃饭也饿。可战士们都空着肚子，我们吃不下去。”接着把部队缺粮的情况对他说了。
土司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听完了，他又伸出大拇指说：“耶莫，这样和士兵同甘共苦的 ‘大各旦’(官)，实在少见。我给你们想办法。”他回过头和女的嘀咕几句，女的便点头走出去了。
我们正谈着，忽听外面传来吆喝牲口的声音，向外一望，原来是几只牦牛驮着粮食来了。我们收下粮食。当时，白洋已经用完，只好送给枪支和电筒一类的日用品，以答谢土司的帮助。土司见到这些东西，乐得合不拢嘴；特别是对电筒感到新奇，拿在手里掂来掂去，不忍释手。
团长和政委牵着他们的马，走到土司跟前，把缰绳递到土司的手里。土司拿着缰绳想了半天，又递回来了，说：“‘大各旦’军务繁忙，需要征骑，我不敢收这厚意。”让之再三，他还是不肯收，只好作罢。告辞时，土司送出很远，还道歉说：“以前不了解大军对藏民这样平等，想到昨晚闭门不开，很是惭愧。以后红军再到，一定率领居民欢迎。”
部队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出发的那天早晨，土司、藏民很早就站在村头，等着欢送我们。他们还十分庄重地把哈达献给团首长。
红军对兄弟民族平等相待和纪律严明的消息，很快在广大藏民地区传播开了。通往甘孜的路上，无数欢迎的人群簇拥在路旁，有的献上糌粑、酥油，有的牵着奶羊给战士挤奶喝。更有一些藏民，把生病掉队的同志用马送到我军宿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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