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知道要来的是不是红六军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红军回来了，一年多苦闷渴望的日子，终于到头。我想着和部队即将会面，想着这段经历，又悲又喜，激动得流下泪来。前年的十月，红六军团由湘赣边区西征到这里，准备去会合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军团。当时我在十八师五十二团政治处工作。
在石阡附近，敌人发觉了我们的意图，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重重阻击。经过了几天的转战，我们后卫五十二团被敌人切断了，和主力失掉联系。我们在敌群中东闯西杀。一天夜里，又转到走马坪北的虎脑山，在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停下来。天刚亮，领导上派我把伤员送到几里外的老百姓家去隐蔽。
安置好伤员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听到虎脑山上响起激烈的枪声。显然部队又和敌人打起来了，于是我急忙向虎脑山奔去。
爬上山一看，糟了！部队已经撤走，满山都是敌人，四处搜索。嘴里不住地喊：“出来吧，缴枪饶命！“再不出来就开枪啦！当时我没顾得更多地考虑，赶忙钻进草丛，一动不动。心想：你喊吧，不来便罢，来了咱就拚。
下午二点左右，敌人吹起了集合号。看来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只好灰溜溜地收兵了。但还有一些“守望队”在山上游魂似地转悠着。
入夜，战斗后的山林，寂静得可怕。我倒在地上，仰望着天上的繁星，思潮不停地翻滚。部队到哪里去了呢？这里是敌占区，人生地不熟，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将来怎么办呢……越想路越窄。寒冷的夜风吹着树叶飒飒作响，更显得周围空旷荒凉，使人增添了无限的愁苦。也许是年纪还轻吧,那晚上我默默地流了许多泪，但也下定决心:要像首长教导的那样,“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要活下去，要找到部队。
在这里，老百姓是否能同情我们，心里实在没有把握。我不敢下山，在山上整整蹲了四天。四天，把我饿得肚皮几乎贴到后脊梁上，浑身没劲，只要动一下，就头昏目眩。非下山不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想法子去找部队，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向山下观察：在山脚下一块小田里有个人在弯腰劳动，田坎上有个妇女和孩子像是在帮忙。将近黄昏的时候，他们走进田边上一所小茅草房子，看来是家贫苦农民。晚上去找他们，碰碰运气吧。
天黑定了，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摸下山去。走着走着，听到有流水的声响，这才想起嗓子又干又渴，脚步不由得向水声走去。到小溪旁，刚一弯腰，耳朵嗡的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半天才恢复过来。
小房里透出昏暗的灯光，我从壁缝向里窥探。屋里空徒四壁，靠墙放着一张床，两口子倒在床上吸鸦片(当地盛产鸦片，吸鸦片像吸旱烟那样普遍)，孩子在地上守着火盆玩火。此外再没有什么人了。
门没关，我轻轻地走进去。他们惊慌地从床上跳下来，畏惧地望着我，不知所措。我不敢暴露身份，说：“我是中央军，生病掉队了，找你们弄点饭吃”。他们没搭腔。我又说： “老板，不要怕，吃饭给钱!”说着我掏出一块安置伤员剩下的白洋。
男人平静了些，把我上下打量好久，转身问：“还有饭吗?”
“有点。”女的带着不解的神情回答。
“菜呢?”
“还剩点豆腐“还剩点豆腐。”
“拿来热热吧!”
女的在火盆上把饭菜热了热，就端给我。几天没吃饭，把我饿惨了，一阵狼吞虎咽把饭菜吃个精光，像是有生以来也没吃过这么香甜的饭。
“在你家住一夜行吗?”吃完饭我试探着问。
“一会再说，你先抽口烟吧!”男的没直接回答，指指烟盘子说。
这可把我难住了，抽吧，从来没沾过这玩艺；不抽吧，由于王家烈的军队是有名的“双枪将”，没一个不吸鸦片的，我这个国民党兵就装不成。实在逼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拿起烟枪吸了两口。可能是用劲太猛，呛得连声咳嗽，把烟灯也弄灭了。
主人嘴角露出一丝宽慰的微笑，小声而又神秘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是中央军你就得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看这个人很忠厚善良，就一五一十地把我的处境告诉了他。然后我不安地、但又细心地观察他的反应。
他听我讲完笑了，带点自诩的口吻说：“我的眼力不错。你进门掏白洋，我就觉得不对头，中央军吃饭哪有给钱的?后来又看你不会吸鸦片，我就全明白了。你是红军，那没说的。别看你们只在这儿过了几趟，可帮我们出了几十年的怨气，打了土豪，分了东西，你们的心向着穷人。如今你落在难中，我不能拢手瞧热闹。”
真是绝路逢生。在我们的根据地里，群众掩护红军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可这里是白区，没想到人民也这样热爱我们。当时，我很感动，拉着他的手说：“谢谢你，真没想到……” “有啥想不到的，咱们都是苦命人哪！接着他摆开了身世。原来他是湖南龙山人，姓何，因为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又闯了祸，才跑到这里替一个和尚种田。这和尚并不“大慈大悲”，对穷人像地主一样狠。老何整年累断了骨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讲到这里，他愤愤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有你们才能治他们。”
快半夜了，老婆催了几次，他才收起烟具，找出一身破衣服，让我换下军装，安置我在草楼上睡了。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他气喘吁吁地爬上草楼，轻声说：“守望队到处搜查，你就在上面藏着别动，躲过这阵风再说。”说完他转身下去了。接着传来鸡飞狗叫和粗野的咒骂声，守望队蛮横地喊：“有共产党的散兵吗？不说打死你！老何能经得起敌人的威胁吗？想着，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好久，四周才静下来，大概老何把那帮东西打发走了。
我在草楼上挨了半个月，他们按时给我送饭，并且不断叮咛：“不要急，他们走了就让你下来。”当时的情况，使我只有听从，别无办法。一天，老何不到送饭时间，就爬上来了，喜笑颜开地说：“狗崽们走了，你下来吧！不过你不能离开我们这里，敌人早已布下人马，周围几十里都有岗哨。放心吧，住在我家里没错。○人要问，你就说是我亲戚，昨晚上从湖南龙山来的。你知道龙山什么样吗？”我摇摇头。他把龙山的情况向我介绍一遍，又嘱咐一句：“千万别记错了。”
我改名陈慧敏在这家住下来。
离开了党，离开了红军，真像是离开了娘的孩子。有时在睡梦中看见了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看到了根据地一片繁荣的景象……心中就越发感到难过。老何几次帮我打听红军的去向，但在这偏僻的山区里，总没得到确切的消息。
何家的日子本来就够苦的，凭空添我这一个“食客”，就更加艰难了。他们常常〕着我发愁，我很过意不去。我不止一次地要亲自去找部队，但他们都说：“不知道红军在哪儿，我们不放你走。”
有次我从山上砍柴回来，刚要进屋，就听两口子在屋里小声说话：
“又没米了，得想办法呀!”
“咳，有啥办法呀，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也不能干挺着，咱没啥，可人家……咱能让人家饿肚子吗?”
“别穷唠叨啦，本来他就想走，让他听着更住不下去了。”男的似乎生气了。女的为难地低声啜泣。
我一阵心酸，怎忍心让这两个善良的人为我受累呢?我下定决心离开这儿。
晚上端起饭碗，咽不下去饭，就向老何说，我要走了。他听了一怔：“红军有音信吗?”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那往哪儿走呢?一个外乡人四处乱闯，非出事不可，不行。”
“你们家也困难……”
没等我说完，女的把话接过去了：“是困难点，可还有办法，不能走啊!”
我不顾他俩劝阻，执意要走。
老何想了半天才说：“我明白你心里想啥。不忍心住下去，那就换个消息灵通的地方，再打听红军的下落。你不是会裁缝手艺吗？前村就有个裁缝，也是受苦人，很可靠，我送你到那儿去吧。离这很近，出事也好关照。等知道红军下落，我再送你走。”
他把我送到裁缝家，临分手时，这平时看来很刚强的汉子，竟难过得落下眼泪。他拉着我的手说：“如今咱们穷人光剩下一片心了，别的什么也没有，你可要多包涵呀!”
这话是该我向他说的呀……
老何在我们分开不久，就被那贫困的生活折磨死了，我连说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唉！只怨那万恶的社会!
就这样，我又在裁缝家住下，通过一些可靠的人继续打听红军的下落。一天，有人从龙溪镇上回来告诉我，镇上贴出了敌人的布告，说红军要来了。听了这话，我高兴极了，立即跑到龙溪镇去打听。镇上动荡不安。一个白匪军官在凶恶地骂着一个老头子：“老不死的家伙，砍几根竹子修碉堡你不高兴，贺龙来了要你的脑袋!”
这是个机会，我凑上去说：“老总，看你急的，共产党还远着呢!”
“你知道个屁，今晚就能到这里!”他说完把老头推个跟斗，拖着竹子走了。
部队就在身边，说不清当时心情是怎样激动。当天晚上，我就和裁缝分手了。雨哗啦啦地下着，大地上的一切隐没在黑暗之中，但是我还是抬起头来，望着老何那所简陋茅屋的方向。心想：老何，你不顾一切掩护我是为了胜利，可胜利的日子即将到来，你却不在了。
大约走了二十几里路，就看到自己人了。他们带我回到部队，首先见到军团政委王震同志。他关切地询问我一年多的情况。我把老何和那个裁缝掩护我的经历说了一遍，他沉思半晌，感慨地说：“到处有我们的群众，我们是拖不垮，打不散的。你知道吗，那次敌人想把咱们五十二团的番号取消，但是五十二团并没有被消灭，突围之后归还了建制，就是一些因病伤留下的、 掉队的同志，也在群众的掩护下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吧，五十二团更加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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