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初，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月中旬，红军从遵义出发，向云南东北地区前进。当我军到达扎西(今威信)时，川军严密封锁长江，防我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我军又急速转头向东，再次渡过赤水河，重占桐梓、遵义，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师和周浑元、吴奇伟的一个多师。
在这次行动中，天气似乎故意与红军为难，终日阴雨，下个不停。行军途中，道路泥泞，相当难走，尤其在夜间，谁要不摔跤，那才真算稀罕事呢！周副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是不骑马的。虽然从遵义出发以后，党中央批准给他一副担架，但很少见他坐过，总是戴着他那顶破斗笠，和我们一样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行军。看到周副主席那湿漉漉的衣服，我们当警卫员的心中实在不好受，后悔当初没有给他准备一把雨桑
有一天行军到松坎的时候，天已拂晓，雨也渐渐地停了，忽听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 ， 周副主席立即转向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岁，平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紧咬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周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叫我倒了一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这时候，那个负伤的红军战士似乎好了一些，坐起来了。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是三支队(三军团)的，姓郭，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右膝盖上一片血肉模糊。
周副主席关切地指着他的伤处问道：“疼不?”
他回答说：“不疼。”
“不疼?能走吗?”
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很坚决地说：“能走。”说着就很艰难地抬腿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他怎么能抬得起腿来呢！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亲切地说：“同志，你伤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说能走呢？”于是一面扶着负伤的同志，一面回头喊我：“警卫员，叫担架来。”
我把担架叫来，周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毯子。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稳，唯恐触动伤员引起痛苦。看到这些情形，我们都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而那位负伤的同志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周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泪，像入党宣誓那样庄严地对周副主席大声地说： “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声音是那么洪亮，语调是那么坚决，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党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在病中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地渡过了号称“天险” 且有敌军阻挡的金沙江、大渡河，翻过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大雪山，进入了四川的卓克基、毛儿盖一带地区。
七月间，我们随周副主席到了毛儿盖！听说要在这里休整，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的确很需要休息了。周副主席在长征以来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白天和我们一样的行军，晚上住下又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第二天仍然照常行军。有时我们看到他太累了，劝他休息，他总是温和地说：“好，我做完了这点事情就休息。”但他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哪里有做完的时候呢！他睡眠简直少到了惊人的程度，有时几夜几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后，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就这样，周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和行军中，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只有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然而，在毛儿盖休整，周副主席的工作不仅没有因此减轻，反而更加紧张了。天天开会，除了研究准备过草地的问题外，更多的时间是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反党活动进行 斗争。当时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主张红军向四川、西康间的少数民族区域退却逃跑，并且公开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这个可耻的叛徒并没有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耐心教育而有所转变，终于在开始过草地的时候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并命令右路军中的第四、三十军南下,自立伪中央，与党分裂了,使红军第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我们继续北上。出发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周副主席从外边开会回来，周副主席没有吃饭，要我给他倒一杯开水。
我端来开水，周副主席叫我去休息，并说他马上也休息。果然，我出来不久，看到他房子里的灯也熄了，我很高兴，心想：今天晚上周副主席倒休息得挺早。但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听他叫：“警卫员!”
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他说再要杯开水。我听他说话声音与往常不同，显得那样有气无力，就问他：“您是不是不舒服?”顺手一摸，我惊叫了一声：“首长在发烧!”
请来医生，一量体温三十九度五。这可把我们吓坏了。邓颖超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情焦急不安，一直守在他身边精心照顾。
第二天，周副主席烧得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和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周副主席病得那样，都很着急。毛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傅医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左路军走了。”卫生部的同志说：“电报上说回不来，太远啦。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医生。”
毛主席指示卫生部马上发电报叫那个医生到毛儿盖来。
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医术很高。我们都为能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
按照医生的吩咐，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雪来化成水，泡毛巾做冷敷。第三天，周副主席的体温逐渐下降了，神智也清醒了一些。毛主席经常来看他，每次都嘱咐我们好好地照顾。因为周副主席病情很重，毛主席见了一些从下边来的同志，就很关切地要他们去看一看周副主席。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周副主席的烧全退了，精神也好了一些，毛主席和其他首长来看他，他也能坐起来说话了。首长们都很高兴。不知哪一位首长风趣地说：“在这种条件下生病，能好了，真要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在一个党小组里
一九三五年六月底，红军克服了种种困难，来到了两河口一带地区，部队在这里休息了几天。乘这个机会，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改选了支部，随之各党小组又选举新的小组长。
我们那个小组里有周恩来副主席和张云逸同志，还有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在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同志提议选我当小组长，周副主席含着笑容望了望我说：“很好，同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这一来可把我闹得很难为情：有政委（周副主席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有参 谋，我是个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来领导他们呢?我红着脸说：
“我干不了，最好还是另选别的同志。”
周副主席见我不愿当小组长，就动员我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 停了停又问我：“怎么样，同不同意我的意见？”我看样子不当是不行，民主嘛，少数要服从多数，只好答应试试看，从此，我就当了我们那个小组的小组长。
在选举了小组长以后，根据支部的指示（当时的支书是康克清同志），还要研究小组今后的任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副主席发表了他个人的意见，他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走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就决定把“保证一个不掉队”当作小组长征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后来的行军中，由于周副主席的模范作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那个小组确是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胜利的到达了陕北。
在长征途中，周副主席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但是就在这紧张、繁忙的战斗、行军中，他仍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我照顾他吃饭，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小组会呢?”
“开过啦。看到首长很忙，没有通知你。”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唉，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是你的不对呀。”我根本没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在我看来一个首长少开次把小组会又算得了什么？而周副主席却为此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认真地向我提出了批评。最后他又用很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埃”接受了这次教训，每次开会我都告诉他，而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并且很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到了陕北以后，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擦桌子，周副主席从外边进来，一边摊开文件准备办公，一边对我说：“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
“已经交了，我代首长交了五分钱。”
“你交是你的，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
“首长集中精力忙国家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吗?”我觉得蛮有道理地争辩说。
“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说完话，他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我，似乎在问：“你懂吗?”
我干了半年多的小组长，当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帮助，但我自己却在这个职位上受到了许多教育，尤其在党性锻炼上，党的高级负责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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