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连队里,有穿军装、挎盒子枪、身体结实的士兵;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背梭镖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头。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五十八岁;其次是谢觉哉同志,五十岁。
这个连队,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由中央根据地各个部门抽调的一批干部临时成立起来的。为了照护这些年老、体弱的同志,总部又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担任班排长。我也从内务部邮政总局调来三班工作。
我们从瑞金到湖南湘江畔,前有敌人阻截,后有敌人追赶,左右有敌人夹击,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扫射。白天不好行动,因此,一般的都是夜行军。每天黄昏时分出发,第二天拂晓便停下休息,一晚上要走几十里。那个时候,连我这个农民出身,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感到有点吃不消。每当队伍暂时停下来的时候,往那儿一站,把梭镖向前一拄,头搭在手肘上就睡着了。上半夜还好一点,到快天亮的那一刻,真不好受。有时甚至一边撒着尿,一边就打起瞌睡来。可想而知,像徐老、谢老以及一些过去很少走过远路的人,每天这么走,更是困难了。
特别是在江西突围的那些日子,尽在敌人的空隙里钻,晚上不能说话,不能点火把,也不能打手电,碰上有月亮还好一些,要是没有月亮的黑天,真是难走哪!高一脚、低一脚,一不小心,就一下摔倒了。我们班那几个近视眼的同志困难更多。眼近视得最厉害的是陆定一同志,白天还好,一到黄昏,哪怕是有月亮,他也是什么都看不见。行军的时候,他总是拿根棍子,大伙轮流牵着他走。赶上过桥、蹚水或者是跨水沟,就得小声地告诉他:“过桥哪!“小心点,有坑!“左边有大石头1他就用棍子探着路,慢慢地走着,摔倒了,爬起来,什么也不说又跟着走。
徐老身体比较瘦,却很健壮。不论日夜,他总是手拄着拐杖,头一点一点地走着。还经常微笑着回头看看我们这些小伙子。他忽儿走在连队的最前边,忽儿又跑到后边和炊事员们一块说笑去了,就好像和我们这些小伙子、中年人比赛似的。一路上,我们没有见到他疲劳过。快到遵义的前两天(一九三五年元月八、九日),整天下雨。路,经大队人马几路纵队一踩,简直不像条路,尽是稀泥浆,一脚踏下去,就陷到小腿。我们年轻人都得拄着棍子,很费劲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徐老把裤脚一卷,也一瘸一瘸地向前赶,而且每次都和我们同时到达目的地。
上级为了照顾徐老,配给他一匹马。可是,他很少骑过,总是让马驮着粮食和行李。每到休息的时候,我们疲劳得把背包一放,找个好地方一倚,半躺半坐地就睡过去了,但他仍拄着拐杖,在同志们跟前走来走去。有时候走到马跟前,摸摸马头,顺顺鬃毛,或者是紧紧地偎着马,轻轻地拍拍这、拍拍那。记得有一次,李坚贞同志(当时的妇女班长)问他:“徐老,你有马怎么不骑呢?累坏了可不成啊1他笑了笑说:“现在不好好锻炼,一旦没有马怎么办!”
到了宿营地,我们去找稻草打铺,有些人一抱就抱来很多。徐老见了就说:“我们处处都要爱护老百姓,你拿那么多干什么!快送回一些去!”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很听他的话,经他一说,马上就给老百姓送回去了。徐老有用冷水洗脸、洗澡的习惯,即使在十冬腊月或者艰苦的行军中,也没有间断过。每次到宿营地,吃完了饭,他总是搞点冷水洗洗脸才睡觉。我们这些小伙子都喜欢吵吵嚷嚷,他就说:“要好好休息,不休息好,走路会没有精神的。”
他的衣服和袜子破了,也从不找女同志帮忙缝补,总是自己一针一线地慢慢补。有一次,他还做了一顶帽子,头一天戴上,李坚贞同志对他说:“你这顶帽子做得倒不错,可惜还不像是红军的;红军的帽子有舌子(帽檐)。”
“啊!不像!好,我想办法做上一个。”
第二天,他找了张硬纸片,剪成一个月牙形的东西,缝在帽檐上了。有舌子了,他自己看了看,觉得还不像,就又找来一块红布,剪了一个五角星缝上。他戴好帽子笑着跑来问问这个,又问问那个:“这像红军了吧!”
“像,像,好极了!”谢老笑呵呵地对他说。
谢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笑呵呵的。他走起路来,拄着棍子,慢慢地有节奏地迈动着步子,从不离开队列。到休息的时候,也常和我们这些小伙子在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有时候一边用手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我们讲故事。他脑子里装的故事可真多,讲起来没有完。过了遵义以后,每次出发,他都装一茶缸饭扎在腰后,饿了,就拿出来吃。
妇女班的同志可真能干,一点也不亚于我们这些小伙子。她们拿着一根竹竿,背着自己的行李和粮食,一个劲地往前紧赶,遇到小水沟,把竹竿往水沟一插,两脚一蹬,像撑竿跳高一样,一蹦就过去了。她们中间身体最结实的是李坚贞同志和十八九岁的“小妹”——谢小梅同志。她俩一到了宿营地,就去向群众宣传,有时候还去帮助伙房工作。
因为敌情严重,上级规定晚上行军时不许说话,一路上只听到刷刷的脚步声和那潺潺的溪水声。就这样,我们走过了许多地方,老百姓都不知道。可是,一到天亮宿营的时候,大家又热火起来,说呀,笑呀,唱呀,到处都在欢乐,一夜行军的疲劳真不知被赶到哪儿去了。过了湘江以后,情况不那么紧张了,行军时也可以说笑了。陆定一同志是最活跃的一个,他总是凑一些人在一起,一面行军,一面谈论胜利消息,讲讲民间故事,说说笑话。一讲就是古今中外,经常说得大家笑得肚子发痛。说到热闹的时候,大家简直忘记了疲劳。
初行军的时候,最大的麻烦是打背包和打绑腿。为这些事真忙坏了连长欧阳付和指导员叶茫,每次行军前总要亲自把着手教那些不会打绑腿的同志。走一阵有的松了,马上又要停下来帮助他们打好。最有趣的是左觉农同志,他的两条绑带就好像是活的一样,打得好好的,走不多远就掉下来了。再打,又掉,一晚上,不知他要停下来打多少次。因此,同志们把他的绑带称做“活龙”。每次出发,同志们就对他说:“左觉农啊!你的两条‘活龙’呢!”而他却笑也不笑,只是把眼镜取下来,轻轻地揉一揉眼睛就了事。大家说多了,他就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现在已经绑住啦,再也跑不了啦!”这一来,反而更引起大家一阵大笑。
这个连队,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很奇怪。不论是白发斑斑的老人、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或是骑在大人脖子上的娃娃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那些喜欢打听事的人,就和我们扯起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我们:“你们是什么队伍呀?”我们告诉他是红军,他还不相信,追问:“那个老头也是当兵的?戴眼镜那个也是?”我们只好回答说:“我们都是红军。”
浏览:154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