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连队里，有穿军装、挎盒子枪、身体结实的士兵；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背梭镖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头。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五十八岁；其次是谢觉哉同志，五十岁。
这个连队，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由中央根据地各个部门抽调的一批干部临时成立起来的。为了照护这些年老、体弱的同志，总部又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担任班排长。我也从内务部邮政总局调来三班工作。
我们从瑞金到湖南湘江畔，前有敌人阻截，后有敌人追赶，左右有敌人夹击，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扫射。白天不好行动，因此，一般的都是夜行军。每天黄昏时分出发，第二天拂晓便停下休息，一晚上要走几十里。那个时候，连我这个农民出身，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感到有点吃不消。每当队伍暂时停下来的时候，往那儿一站，把梭镖向前一拄，头搭在手肘上就睡着了。上半夜还好一点，到快天亮的那一刻，真不好受。有时甚至一边撒着尿，一边就打起瞌睡来。可想而知，像徐老、谢老以及一些过去很少走过远路的人，每天这么走，更是困难了。
特别是在江西突围的那些日子，尽在敌人的空隙里钻，晚上不能说话，不能点火把，也不能打手电，碰上有月亮还好一些，要是没有月亮的黑天，真是难走哪！高一脚、低一脚，一不小心，就一下摔倒了。我们班那几个近视眼的同志困难更多。眼近视得最厉害的是陆定一同志，白天还好，一到黄昏，哪怕是有月亮，他也是什么都看不见。行军的时候，他总是拿根棍子，大伙轮流牵着他走。赶上过桥、蹚水或者是跨水沟，就得小声地告诉他：“过桥哪！“小心点，有坑！“左边有大石头１他就用棍子探着路，慢慢地走着，摔倒了，爬起来，什么也不说又跟着走。
徐老身体比较瘦，却很健壮。不论日夜，他总是手拄着拐杖，头一点一点地走着。还经常微笑着回头看看我们这些小伙子。他忽儿走在连队的最前边，忽儿又跑到后边和炊事员们一块说笑去了，就好像和我们这些小伙子、中年人比赛似的。一路上，我们没有见到他疲劳过。快到遵义的前两天(一九三五年元月八、九日)，整天下雨。路，经大队人马几路纵队一踩，简直不像条路，尽是稀泥浆，一脚踏下去，就陷到小腿。我们年轻人都得拄着棍子，很费劲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徐老把裤脚一卷，也一瘸一瘸地向前赶，而且每次都和我们同时到达目的地。
上级为了照顾徐老，配给他一匹马。可是，他很少骑过，总是让马驮着粮食和行李。每到休息的时候，我们疲劳得把背包一放，找个好地方一倚，半躺半坐地就睡过去了，但他仍拄着拐杖，在同志们跟前走来走去。有时候走到马跟前，摸摸马头，顺顺鬃毛，或者是紧紧地偎着马，轻轻地拍拍这、拍拍那。记得有一次，李坚贞同志(当时的妇女班长)问他：“徐老，你有马怎么不骑呢？累坏了可不成啊１他笑了笑说：“现在不好好锻炼，一旦没有马怎么办!”
到了宿营地，我们去找稻草打铺，有些人一抱就抱来很多。徐老见了就说：“我们处处都要爱护老百姓，你拿那么多干什么!快送回一些去!”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很听他的话，经他一说，马上就给老百姓送回去了。徐老有用冷水洗脸、洗澡的习惯，即使在十冬腊月或者艰苦的行军中，也没有间断过。每次到宿营地，吃完了饭，他总是搞点冷水洗洗脸才睡觉。我们这些小伙子都喜欢吵吵嚷嚷，他就说：“要好好休息，不休息好,走路会没有精神的。”
他的衣服和袜子破了，也从不找女同志帮忙缝补，总是自己一针一线地慢慢补。有一次，他还做了一顶帽子，头一天戴上，李坚贞同志对他说：“你这顶帽子做得倒不错，可惜还不像是红军的；红军的帽子有舌子(帽檐)。”
“啊!不像!好，我想办法做上一个。”
第二天，他找了张硬纸片，剪成一个月牙形的东西，缝在帽檐上了。有舌子了，他自己看了看，觉得还不像，就又找来一块红布，剪了一个五角星缝上。他戴好帽子笑着跑来问问这个，又问问那个：“这像红军了吧!”
“像，像，好极了!”谢老笑呵呵地对他说。
谢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笑呵呵的。他走起路来，拄着棍子，慢慢地有节奏地迈动着步子，从不离开队列。到休息的时候，也常和我们这些小伙子在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有时候一边用手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我们讲故事。他脑子里装的故事可真多，讲起来没有完。过了遵义以后，每次出发，他都装一茶缸饭扎在腰后，饿了，就拿出来吃。
妇女班的同志可真能干，一点也不亚于我们这些小伙子。她们拿着一根竹竿，背着自己的行李和粮食，一个劲地往前紧赶，遇到小水沟，把竹竿往水沟一插，两脚一蹬，像撑竿跳高一样，一蹦就过去了。她们中间身体最结实的是李坚贞同志和十八九岁的“小妹”——谢小梅同志。她俩一到了宿营地，就去向群众宣传，有时候还去帮助伙房工作。
因为敌情严重，上级规定晚上行军时不许说话，一路上只听到刷刷的脚步声和那潺潺的溪水声。就这样，我们走过了许多地方，老百姓都不知道。可是，一到天亮宿营的时候，大家又热火起来，说呀，笑呀，唱呀，到处都在欢乐，一夜行军的疲劳真不知被赶到哪儿去了。过了湘江以后，情况不那么紧张了，行军时也可以说笑了。陆定一同志是最活跃的一个，他总是凑一些人在一起，一面行军，一面谈论胜利消息，讲讲民间故事，说说笑话。一讲就是古今中外，经常说得大家笑得肚子发痛。说到热闹的时候，大家简直忘记了疲劳。
初行军的时候，最大的麻烦是打背包和打绑腿。为这些事真忙坏了连长欧阳付和指导员叶茫，每次行军前总要亲自把着手教那些不会打绑腿的同志。走一阵有的松了，马上又要停下来帮助他们打好。最有趣的是左觉农同志，他的两条绑带就好像是活的一样，打得好好的，走不多远就掉下来了。再打，又掉，一晚上，不知他要停下来打多少次。因此，同志们把他的绑带称做“活龙”。每次出发，同志们就对他说：“左觉农啊!你的两条‘活龙’呢!”而他却笑也不笑，只是把眼镜取下来，轻轻地揉一揉眼睛就了事。大家说多了，他就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现在已经绑住啦，再也跑不了啦!”这一来，反而更引起大家一阵大笑。
这个连队，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很奇怪。不论是白发斑斑的老人、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或是骑在大人脖子上的娃娃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那些喜欢打听事的人，就和我们扯起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我们：“你们是什么队伍呀？”我们告诉他是红军，他还不相信，追问：“那个老头也是当兵的？戴眼镜那个也是？”我们只好回答说：“我们都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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