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以后，本应执行中央向东北发展的方针，立即北上。但是由于当时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坚持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退却计划，对北上进行了种种无理阻挠，致使部队未能迅速北进。队伍走走停停，滞留在黑水、芦花地域。
那时我在军委一局作战科工作，随中央纵队行动。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周副主席来到我们作战科。那天正好我不值班。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以后，招呼我也坐下，接着就跟我谈起来。周副主席说：四方面军的领导提出要求，需要参谋、机要人员充实加强各级司令部工作，军委同意从一方面军抽一批干部去四方面军工作。中央已经任命叶剑英同志为四方面军指挥部参谋长。周副主席指出：叶剑英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对红军参谋工作很有经验，有很大建树。我们就是要派他这样有威信的同志去四方面军。接着，周副主席慈祥地注视着我，说：“确定让你也去，担任作战科副科长。”还问我：“剑英同志是你的老首长，跟他去高兴吗？有什么困难没有？”当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以后，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这天，周副主席还谈到，一起分配去四方面军指挥部的还有毕占云同志，担任侦察科长，还有陈茂生等几名机要人员。并且一再嘱咐，要我们到了四方面军以后，注意互相学习，搞好团结，努力把工作做好。最后，周副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团结起来力量大。团结就是胜利!”
周副主席抓工作一向是那么深入细致，我们都很熟悉。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是由他具体组织实施的。他为了照顾年纪比较大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身体，一般情况下，总是自己尽量多承担一些任务。所以他经常亲自抓我们几个参谋的工作，甚至和我们一起值班，一起行军。有时总部的队伍已经出发了，为了及时把指挥各部队行动的电报发出去，他坚持等到电报发完，再和我们一道去赶上队伍。在协助毛主席指挥红军胜利长征的日子里，周副主席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这次，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的工作调动，周副主席又亲自谈话，怎不令人深深感动呢!
当然，周副主席亲自抓这一批干部的工作调动问题，还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这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正在猖狂进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正本着团结的精神，对张国焘大力进行争取教育工作。
本来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整个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和部署，乘尾追之敌被拖得疲」不堪远远甩在后面，堵截之敌兵力分散尚未完成部署之际，两个方面军协力北上，迅速向东北方向发展，打下松潘，攻占平武，然后出甘南，沿文县、武都一线前进，占领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然而，张国焘从会师那天起就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他悲观地认为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错误地主张向西康或青海等边远地区退却逃跑，逃避斗争。同时，他把红四方面军当成个人争夺权力的工具，仗恃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还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就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现在又妄图改组中央和军委，由他当主席。为此，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下旬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斗争作出决定，肯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明确了红军统一由中央军委指挥。会上对张国焘作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但他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当面表示同意北上，会后一返回驻地，就制造谣言，歪曲和攻击中央的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这就破坏了中央整个的行动计划，使部队在懋功到黑水一带停留了不少日子。后来，在中央耐心帮助教育下，他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主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集中。是北上抗日还是退却逃跑?是团结还是分裂?红军和中国革命处在一个严峻的时刻。
接到命令以后，叶剑英参谋长就率领我们一行从黑水出发，奔赴毛儿盖四方面军指挥部报到。
从黑水到毛儿盖，要翻越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打鼓山，这是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七月天气，可是爬到三千多米以上，就感到寒气逼人；抬头望去，到处被皑皑积雪覆盖着，没有道路。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叶参谋长和大家一起，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还大声激励我们：陡峭雪山，狂风乌云，正是锻炼革命意志和体质的好地方，只要勇敢攀登，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终点!
翻过雪山，叶参谋长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他不辞辛劳地给我们讲述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讲述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意义。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无往不胜；北上抗日一定会胜利！这使我不禁想起他在瑞金红军学校当校长兼政委时的情景。一九三二年秋宁都会议以后，毛主席受王明“左”倾路线排挤，暂时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可是红军学校在叶剑英同志主持下，还是按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古田会议决议办事。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到一九三三年秋他到前方去这段时间内，我先是在政治营学习，后跟他当机要秘书。那时他就说过：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无往不胜！如今，他讲北上抗日时，又提到了这句话，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情，听了深受教育。
途中，叶参谋长还对我们讲四方面军英勇善战等长处，要我们到了那里注意学习，尊重领导，搞好关系。并要求我们严格组织纪律，加强请示报告，还说：“我是你们的参谋长，有事情及时跟我讲嘛”。在叶参谋长的教育下，我们个个充满团结胜利的信心，于七月下旬到达毛儿盖。
毛儿盖是个十来里长的小平川，散居着三四百户藏族人家，住的都是那种下面喂养牲口上面住人的两层房子，人通过一根独木梯子上去。叶参谋长领我们到四方面军指挥部报到后，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了不久，徐向前总指挥和叶参谋长等首长差不多天天到中央去开会。这时青稞麦已黄熟。我们除了值班，处理日常工作，有时也和部队一起去筹粮。
这期间，敌情一天天严重起来，然而部队却一直没有行动的消息，张国焘拖住了整个部队的行动。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八月初才跟上来。他一到毛儿盖便无视两河口会议决议精神，继续反对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反对红军北上。说什么：革命高潮的形势尚很遥远，北上对我不利，领导与组织指挥存在问题，等等。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觉悟，服从中央领导，共同北上。经过近十天的辩论和斗争，会议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理屈词穷，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
由于张国焘的不断阻挠，红军已先后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两个来月，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平武、文县；后面，懋功、绥靖、茂县等地也被敌占领；各方敌人正步步进逼，企图围歼我军。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机立断，出敌不意，把原定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肃洮河以东开进。根据当时各部队所处的位置，把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以争取时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出班佑，向巴西地区前进；朱总司令、张国焘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把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前指随右路军行动。政治局会议以后，叶参谋长召集指挥部各局、科的有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做出的决定，具体布置了通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指挥部的同志们迅速投入进军的准备工作，叶参谋长也和我们一起去收购青稞，炒麦磨面，准备干粮。前敌总指挥部于八月下旬从毛儿盖出发，按预定计划进入草地。草地，是一片草海泽国，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连兽类都很难见到。部队就在泥潭水草里跋涉前进。草地的气候又阴晴无常，开头几天，适逢阴雨，空中乌云翻涌，大雨倾盆，没有帐篷，无法栖身；雨天草湿，很难点火起炊。就在这艰苦的进军中，有的同志由于长途转战，疲」不堪，体弱多病，在饥寒的折磨中倒下去了。叶参谋长当场召集我们为这几位同志哀悼，他十分悲痛地说：倒下的同志是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光荣牺牲的！我们活着的同志，要永远纪念他们。叶参谋长对同志，无论干部战士，都是情同手足，爱护备至。他认为，红军的每一个干部战士，将来都会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记得在他担任军委四局局长(管干部)期间，曾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好同志。可以想见，这时面对牺牲在北上抗日途中的阶级兄弟，他是多么痛心。
我们走出草地后，经过班佑，于月末进抵巴西。这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藏民村落，村中有一座喇嘛庙。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徐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叶参谋长三人同住一间大屋，我们作战科、机要科就在他们左侧的屋子里。
这期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右路军前锋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走出草地后，迅速包围包座，打敌援兵，部队在劣势条件下英勇奋战，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四十九师，该师师长伍诚仁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这就迫使敌人后续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为我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这时左路军迅速跟上来，共同北上，形势依然对我有利。
但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顾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擅令部队停止前进。中央一再去电要他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他却一意孤行，按兵不动。他先是提出要通过甘肃西部西进青海，后又提出南下川、康，还借口噶曲河涨水，无理取闹，与中央纠缠。在巴西，陈昌浩和张国焘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他们还私自通过电报往返互通情报。党中央驻地在距巴西十里远的牙弄。为了说服教育陈昌浩同志，争取张国焘，九月上旬一连好几天，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天天步行来巴西开会(周副主席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就在徐总指挥和叶参谋长他们住的那间大屋里进行。由于陈昌浩态度蛮横，气氛十分紧张，屋里不时传出争吵声。与此同时，在敌情不断变化，眼看我军将要陷入危险境地的情况下，中央连续电令张国焘立即行动，“不得违误”。这时，张国焘不但继续坚持其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公然违抗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竟阴谋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折返草地，再爬雪山，同他一起向川康逃跑。
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 恩来 ）、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了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得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紧急决议，断然作出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的决定后，叶参谋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又返回巴西。
当晚，叶参谋长把我和陈茂生同志叫到一起，特别叮嘱：“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的事。”别的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第二天，叶参谋长照常办公，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下午他来到作战科，悄声问我：
“吕继熙(当时我的名字)，有甘肃、陕西省的地图吗?”
我当即向他报告说：“在包座战斗中，只缴获了一份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全图，没有陕西省图。”
叶参谋长说：“你把这份甘肃省图给我。”
我从文件箱里取出地图，交给了叶参谋长。
就在这天深夜，叶参谋长冒着极大危险，乘人们熟睡之际，悄悄起身，叫醒了警卫员、饲养员，牵出他那匹黑骡子，三人一行奔向牙弄，跟着毛主席踏上了新的征途。
第三天早饭后不久，突然何畏（原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担任新组成的红军大学校长，后来成为可耻叛徒）坐着担架赶来，慌慌张张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率部队向北挺进了。他手里还拿着毛主席、周副主席署名的要红大立即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信息，气急败坏，立即召集部分领导干部进行煽动，杀气腾腾地提出，要派部队去追击。大屋里气氛紧张异常。在这关键时刻，平时不爱多讲话的徐向前总指挥，果敢地与陈昌浩作了坚决斗争。他大声斥责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１徐总指挥义正词严的话，得到在场的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制止了陈昌浩的罪恶行径。后来陈昌浩派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张国焘的追随者）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进行“劝说”。当李特追上去时，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接见了他，对他坚持张国焘那套悲观逃跑论调的胡言乱语，严厉地给予批驳，同时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委托再次对张国焘、陈昌浩等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李特传回来的党中央的精神是：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长征途中发生的这场激烈的路线斗争，到此并没有结束。但党中央、毛主席和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安全脱险，胜利北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红军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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