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玖回忆红军无线电队草地第四天的故事

Admin 发表于2016-05-03 14:44:03
已经是进入草地的第四天了。
我们这个无线电队,绝大部分同志已经两天汤米没沾牙了。可是我们仍顽强地背着电台,抬着马达,艰难地前进着。因为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是先头部队的电台,后边有党中央,有毛主席,有千千万万的战友,他们时刻都在等候着我们用电台报告情况。
进草地前,我们也带了两天粮食,可是挑着机器行军,特别容易饿,第一天就把它全部吃光了。从昨天起,大家就有些不支了。我老是觉得头晕眼花,身上不断出虚汗。在饥寒的折磨下,就连我们队里最有力气的挑夫老周也挑不动机器了,走起路来总是东倒西歪,呼哧呼哧直喘气。
慢慢地,有几个同志已饿得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我们真想背着他们走,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连抬电台的力量都不够了,而这些机器又关乎着全军的安危啊!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收容队快些带着吃的上来。
走着走着,忽然遇到几头野牛。大家立刻高兴起来,几支枪一齐对准野牛开火。可是全身没一点劲,端起枪手就发抖,那么大的目标就是打不中。费了许多子弹才打死一头,每人只分到一小块肉,就地拣些毛草烧了烧,便马马虎虎地填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虽然牛肉还是半生不熟的,而且既无盐又无油,可吃起来蛮有滋味。
下午三点钟左右,前边部队遭到了敌人骑兵的阻击。战士们空着肚子勇敢应战,可身不由己,尽管机枪不住地叫,杀伤敌人却不多。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我们不得不向后撤退。
撤出十几里路,挑夫老周和另外几个同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如果是在前进的路上,掉了队还可以有后面部队收容。可现在是撤退,后面是凶恶的反动派,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同志留在这里?我们决定先把电台送走,然后再来抬他们。
当我们送走电台返回来的时候,老周又吃惊又关切,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政委,怎么回来啦?情况紧呀,你听,枪声多近,你们快走吧!”
是的,枪声的确很近。我催促他道:“我们是来抬你们的,咱们一起走吧!”
老周的眼睛睁开又闭上了,声音越来越微弱:“我是不行了,要抬……先抬他们吧。” 他一面说,一面用颤抖的手把我推开。
枪声越来越激烈了。我看着老周坚定的面孔,知道再说也没用。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我想:好吧,先抬别人,再抬他。
送走了别的同志,我们又回到老周跟前,把他抬走。
就这样,我们抬一会电台,再回来抬一会人,一段一段地往后撤。
又有一些人支持不住了。需要抬的人增多了,能抬别人的人不断减少。反动派的骑兵紧紧在后边钉着我们,子弹在头上乱飞。我们谁也不忍丢下自己的同志,能抬一步就抬一步,能抬一尺就抬一尺……
黄昏,掩护部队和敌人厮杀的喊声,已清晰可闻。敌人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又一次把电台送到后边,回来抬人。这时老周紧紧抓着我的手,直盯着我,慢慢地说:
“政委,……不要管我,你们走吧!”
“不,老周,我们不能把你扔掉啊!”
“政委,”他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同志们没劲了,要是抬我也得像我一样。”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在晚霞的余辉中,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滚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停了一会,他又说:“我不能抬电台,已经对不起党了,再不能把你们也拖住呵!政委,电台重要啊!”
所有的同志都流了泪。谁都知道,老周自参军以来,就挑着百十斤的担子,随着部队南征北战,东奔西跑。在过大渡河、翻夹金山的艰苦环境下,没听他叹过一口气,没见他皱过一次眉。他总是默默地工作,默默地走路。工作,工作,更多更好地工作,是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在眼前这紧急的关头,他想的还是电台啊!
掩护部队已经撤到我们身边,严厉地催促我们:快撤退!
“政委,走!你们走!”老周像下命令似的,严肃地说了一句,然后翻过身去。
同志们看看老周,看看由身旁通过的掩护部队,又看看我,大家都在等我的决定。掩护部队就要过完了,时间这样紧迫!怎么办呢?抬吧,凭我们的体力抬着一个人,很难摆脱敌人的追击;丢下不管,连想一下这个念头,都是那样的痛苦。抬走,要尽一切力量抬走。于是我说:“抬走!”
老周身子震动了一下,又翻过身来,几乎是哀求似地说:
“不行啊,政委,电台要紧!”
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磨蹭下去,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咬着牙向后跑。心里是想跑,可实际上比平时走的还慢。枪声越来越近,子弹擦着耳朵嗖嗖乱飞。可能是老周不愿牵连我们,他忽然猛一使劲,从我们手中挣脱,重重地跌在地上。大家都惊呼一声,把他围在当中。他的身子太弱,又经这一跌,眼睛渐渐合拢,呼吸非常缓慢,只是嘴唇还在微微颤动:
“……政委,我那个担子……交给四方面军来的那两位同志吧……他们……身体壮些,不会让电台受损失……”
他的眼睛合上了,手无力地落在地上。
“老周!老周!”我几乎是哭着呼唤,但回答我的却是敌人的一阵更加激烈的枪声。……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老周,两只脚真像有千万斤重。
第二天,我遇到曾保堂营长。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热情地拥抱我说:“老肖,你没死啊!”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只是在心里说:是的,我没死,电台也完好无缺,可老周却永远留在草地了。
曾保堂同志从腰间解下一条粮袋,这粮袋瘪瘪的,只有二寸长的一段装着炒绿豆。他分给我一半,说:“饿坏了吧?来!”
我看着手里的百十颗绿豆,鼻子一阵发酸。要是昨天有这么一点点绿豆,老周也许不至于……我抬起头来,望着老周死难的方向,默默地说:“老周,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你留下的担子挑到底!”
离到达目的地只剩几公里路了,全队人员已精疲力尽,只要跌倒就爬不起来,在这危急时刻,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军委派人送干粮来了,每个同志手捧着不到二两炒面,热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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