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兵毅同志已八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一听说我们要来向他采访于桑同志的情况，就不顾体弱多病，非要安排时间接受采访。他的老伴隋阿姨也一同参加访问。
左数：徐兵毅同志和他的夫人隋阿姨
在采访过程中徐兵毅同志讲道：
“我是1956年从山东调北京公安部的。当时于部长还在公安部九局（也就是中南海警卫局）， 当时中印边界有了争执，部里派我到中缅边界把边界问题处理好 ，为的是给印度以影响压力。未划定边界之前派个观察团去，由昆明军区主持的，军委派出的是团长，我是副团长，我俩到昆明后就把电影队，医疗队，勘察队等都由昆明军区组织好了。这事儿办了大约半年时间，我回来以后，于部长就调到公安部三局主持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三局局长。那时我是三局一处处长，是主管治安的。
工作上，我建议把重点放在案件上。在侦察办理案件上于部长是非常有经验的，工作能力非常强，除了侦破案件外，于部长是整个国家公安工作的领导者。公安工作首要任务是国家的保卫工作，战争时期的保卫工作主要是保卫自己，他在九局是保卫党中央，到了三局后，虽然做的是治安工作，国家重要的保卫工作周总理还是交给他去处理的。保卫党、保卫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机关，在他一生中是个重要贡献。国内只要一有大事总理就找他。尼克松来访问也是让他亲自出来安排保卫的。
文化革命初期，北京发生了一个杨国庆案件，杨是个歹徒，在友谊商店他把两个购物的外国专家用菜刀当场把他们砍伤，国际影响很大。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很多，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让叶帅主持，组织的一个首都工作组，设在在军委三座门院内，下设好几个组，于部长负责保卫外国人，包括所有的在京外国人，我在于部长领导下工作，住在三座门，当时我是三局的副局长了。那时文革刚刚开始，以后回到部里，人家还说我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一听说是叶帅主持的，谁也不吭气了。我们这个工作组一共四五个人，工作开展的非常有序，充分显示出于部长高超的业务能力，外宾一部分人是使领馆的，是公开的，要派军队保卫，我们就请王尚荣同志办理警卫。另一部分是专家，他们集中住在西郊友谊宾馆，他们的警卫不同了，还有一块是党内的，如越南，老挝等兄弟党的同志，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下党，全集中住在中联部，有一次我还就保卫工作找过刘宁一部长，对他们的警卫是秘密性的。于部长把所有在首都的外国人分成几大块，用北京地图按不同性质分成不同颜色，把属于使馆的(蓝色)，外国专家(红色)清楚地标注在地图上，还在每一处注明电话号码，各个不同部分都注着说明。
这项工作完成后，于部长带着我们一块去叶帅家里汇报。叶帅看了非常满意连连夸奖“好，你们的公安工作做得非常细致。非常严密”。在北京的所有外国友人，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保卫方式，通过这份标志清晰的地图，一眼就看出来了，一旦那里发生情况，对着地图，一拨电话就能联系上立即解决了。我记得叶帅还用手拄着柺棍十分兴奋地在他家屋里走来走去，高兴地一个劲地表扬我们。叶帅还建议我们到陈毅那里汇报。然后，于部长又到中南海陈毅同志办公室汇报，陈毅当时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还能维持正常工作，我们也是带着地图和不同颜色的标签讲给他听，陈毅同志听了汇报也是十分满意，连赞“好，好!”
文革初期，叶帅领导下的这个“首都保卫工作”措施实施后，起到了得很好的作用，虽也有人冲击过外国使馆，只要我们接到这方面消息，马上就通知总政王尚荣同志，他们派出军队及时赶到，通过外交部出面，很快就能加以解决，在近一年时间内，再也没发生过涉外恶性案件。当然，后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是文革无法控制造成的。后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这个工作就无法进行了，也就自行解散了。文革初期“首都保卫组”这事是于部长亲自主持下我亲自参加过的一个工作。于部长在保卫工作这方面应该加以总结。
徐兵毅同志怀着对于桑同志深厚的感情，深情地说：于部长对党的忠诚深得中央信任，碰到难题还真的非得找他，总理这方面还是靠他，从我到三局工作，知道于桑同志虽然是主管社会治安的，但凡有大事中央还是离不开他。
徐兵毅同志继续说道：战争期间保卫工作主要侦察，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社会上的治安工作成了日常工作主要内容，提到相当高的位置，国家是否稳定，秩序是否好，治安是个基础，一方面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是维护国家的正常秩序，国家所有的正常工作都是通过这个来进行的。发生了案件，首先要到基层派出所了解这个人的情况，平时就要知道他这个人是哪个地区管的，他家里常来什么人，这个人的平时表现如何，都要靠基层派出所的日常调查积累，这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建设。也是整个公安工作的基础。所以治安工作在公安工作里是占有一个很大的分量。于桑部长他在我国的治安工作上应该特书一笔，能够说是这方面的奠基人。
全国刚解放时，三局是黄耕夫同志主持工作的，没久就调走了，真正在治安工作上是于桑上任后打下的基础。即使他升任部长后也是主管治安工作的。刘复之管办公厅，凌云管政治保卫。当年三局管治安的内容很多，他在三局时搞了条令和各项规章制度：有我国第一部交通管理规则，是于桑同志带着我们搞出来的；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派出所工作条例，全国的派出所机构究竟怎么设法，从派出所正副所长的职责，内勤和外勤的任务，直到每个民警管理多少户，他的工作如何做，有哪些规章制度，细到户口如何报，怎么注销户口等管理办法。可以说派出所如人体的细胞，拿整个公安工作来讲，最基层的是派出所，象部队的连队一样。发生了案件首先是要派出所参与。那时搞公安建设首先搞派出所建设。于部长还搞了户籍管理条例、刑侦工作细则等，所有这些基础工作都是他在三局时搞起来的。那时国内治安情况很好，实现了夜不闭户，很少有什么恶性案件。当时派出所工作条例是我们一处做的，刑侦是三处王恩卷他们搞的，四处崔建华他们搞户籍条例。以上的工作是我到公安部不久开始搞的。是于桑当局长不久后做的这些工作。黄耕夫当局长时是建国初期，主要是抓政治运动，如镇反，禁毒，反动会道门。那时北京开展扫垃圾，取缔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黄耕夫主持三局工作主要是做这些事。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始，真正搞治安工作的基础建设还是在于桑同志来三局以后进行的，重点抓了这项日常工作。这些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做成的，我记得那个治安管理条例，上上下下一次次下去调研，初稿写成后一次次送部，部里又一次次退回，我们反复论证修改。最后部里定稿后，要上报国务院审批，比如拘留问题还要经过国务院法制局的审稿批准。搞这方面的基础建设是个长久性的工作，一些规定和条例一直做到文革之前。于部长1964年当副部长以后仍然继续抓这项基础建设工作。这方面应当大书于部长的功绩，可以说公安工作的底子是那时他主持三局工作时打下来的。没有这些基础，管理制度的章法就是空谈。不能否定17年来的公安工作的成绩。“四人帮”砸烂公检法是极端反动的观点。建国初期还有的机构是接收国民党留下的，与我们共产党的做法是不同的，经过这么大力调整，全国公安上的事情才统一了。我记得<派出所>条例里规定，一个民警要管理250户居民，内勤负责处理派出所的日常事务，如办理户籍等事，这些条文起草后发到全国各省征求修改意见，意见返回后再进行整理送部党组讨论，有时党组讨论还不止一次。像治安管理条例涉及拘留人，拘留最长时间、由哪一级批准，以及执法问题必须由国务院来宣布。其他一些小的规定是公安部来制定执行。当时社会治安特别好，为此，部里甚至还提出“玻璃板水晶石”一类提法，要求各类案件降低到这种最小程度，社会是复杂的，当然是不可能的，后来也就不提这个口号了。在1958年大跃进时三局还提出个“除四害”的口号，大跃进时各地施工建设发生爆炸死人事故，交通方面汽车、船只超载事故也不少等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往的安全是生产部门的事，现在也成了咱们公安的工作了，各地开展安全检查，公安系统也提得很响了，为此三局还起草了“爆炸管理条例”“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条例。这个“除四害”的口号，开始给我们一处办理。
徐兵毅同志还向我们讲了一个于部长巧妙丰富的工作艺术的故事：
他说，于部长对党忠心耿耿，他对社会上的事情敢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大跃进时，对三面红旗当时谁敢议论？人民公社，大食堂，三年困难时期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下面有那么大的反映。这时，中央四大常委分头下农村去调查研究，周总理到邯郸，于部长带我和另几个同志去邯郸的磁县蹲点，邓大姐住在邯郸交际处，于部长带我们到北开河，那时候农村老百姓没粮食吃，老百姓家里的东西砸了，锅也没了，盆也没了，一个村一个大食堂，我们也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三同”，也与农民排队在食堂吃饭。没有粮食吃，连红薯也只有藤子了，晒干之后把它们切成一截截的，如同柴禾一样放在大锅里煮着吃。红著腾子根本煮不出什么东西来，上面是水，下边是藤子，老百姓一人一碗，我和于部长也是天天吃那东西，吃了之后大便不出来，只能用手抠。老百姓面黄肌瘦，可村干部却脸色挺好，怎么回事？半夜里我们到食堂边儿看个究竟，从里面飘出香味，原来是村干部们趁天黑偷炸油条吃。表面上大家说食堂好，大家有苦大家吃，有饭大家享，村里的大食堂还要不要，这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老百姓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这么个问题，开大会和小会都没办法解决，要按一般情况来说，知道就这么算了，也就过去了，反正谁也不敢说真话，这时你让谁来公开表态将来都会算到自己头上的，对三面红旗哪个人敢说三道四，于部长采取了个办法，让村里社员投豆子进行表态，拿两个大碗放在桌子上，房门外放些黄豆和黑豆，事先说好，赞同大食堂的投黄豆，不赞同的投黑豆，投完了谁也不负责的，互相也不知道，最后投完之后，同意办食堂的碗里只寥寥几颗，不同意办食堂的碗里全是豆子，结果是绝大多数反对办食堂。这种办法既不给老百姓施加压力，也用事实了解了大家对办食堂的真实意见。我们到邯郸交际处把调查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他听了后笑了。这个事是我亲自参加的。最后和全国一样取消的大食堂。
我们听了以后，也会心地笑了。
徐兵毅同志继续说道：
"那时谁敢议论食堂，若公开反对食堂，各种政治大帽子就戴上了。于桑同志的这种工作艺术又坚持了原则也不给老百姓惹来麻烦。讲真话村民们当然会有顾虑，你们走了以后，村干部还不整我们。于部长这个办法好，用村民投豆子表达，这个方式对周总理也好，他能用老百姓的这种办法向中央汇报。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搞自由市场，最早是在西安。因为有市场自然也就伴之以市场的秩序问题，为此，于部长带着我去西安处理此事。他们的市场搞得规模很大，对这个问题上上下下争论也很大，大家都饿极了，有自由市场能买到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拿钱就能买得到，大家都说自由市场好，这下子搞活了。有的说搞坏了，一搞这不就成了资本主义了吗？你看，市场上抢东西的也有，偷东西的人也出来了，社会秩序变坏了，究竟是好是坏，于是派工作组去西安进行调查。于部长在这次调查中也表现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让人们互通有无有什么不好，发生一些问题肯定是难免的，完全可以想办法加以解决的。这里，有管理问题，有教育问题，当然也有公安打击的问题，所以我们调查回来之后写了报告，认为市场方向是正确的。那次调查了好一个月的时间，老百姓对市场真是称道。我们了解到社会各方面，包括财贸、治安等各方面人士对自由市场的真实看法，还召集各类人员专门座谈会征求意见。我记得我们的调查结论是农贸市场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当然不能否认对治安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对这个问题加强管理、加强教育是能解决好的。有的人饿得没办法，到摊子上抢一把就走，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没必要上什么大钢。现在看来这些做法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这个报告最后上报部党组。这件事说明于部长处理事情，他站的角度高，不只是局限在治安这个单一问题上，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他是往大处想的。他认为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主要的成绩。他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党和国家总的利益上考虑处事。西安市场调查一事，当地市长是赞同的，可上面中央不同意，于是派我们去了解情况，上边有争论和分歧。
隋阿姨“当时你们写了一稿子叫“邯郸一条街”挺出名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徐兵毅同志继续说道：
"文革中抓“516”分子时，这个集团的头叫郭XX，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审问她时，审讯人员叫张燕霞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女同志，郭XX乱说，她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中央文革谁能支持她！”，因此，中央文革就把公安部审讯她的这几个人全抓起来了，郭咬定是公安部的人说的“中央文革支持我们”。于部长对干部谁是怎么样，他心中有数的。他对下属干部是特别爱护保护的。事情发生后，于部长让我们赶快去找郭XX，了解是不是我们的人说是中央文革支持她这种说法。是不是采用誘供来对抗中央文革的。于部长让我连夜去处理，我半夜三更到了秦城监狱，把郭XX提出来，我详细问她，她说是中央文革支持我，我说你仔细回忆这话是怎么提起来的？“抓我，你们怎么这样干呢？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审讯人员反驳道“中央文革谁能支持你！”这本是个反驳性的话，却让她说成是追问中央文革谁是黑后台的意思，本来是个惊叹号，让郭XX说成是个问号，一字之差，公安部审讯的同志就变成了对抗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我说要这样的话你就不对了，你怎么说是我们追问后台呢？郭不说话了。审完之后我们把口供写好了，郭也签字了。我把口供拿回家交于部长，实际是审讯员反驳她的，不是追查她的。于部长说，“你快写报告放人，快写，快写，怎么说到了中央文革让那几个人批示，少说一周后才能放人！”报告递上去，很快就放了我们那几个提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