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魁（后排右一）与刘刚等泰安县组织部人员在南下之前合影。
服从整编，获得南下机缘
张春魁，1931年出生，山东省莱芜市人。小时家境较好，父亲是个开明的人，曾在“抗大”短期培训过，有一定的政治素养。
1947年6月，年轻的张春魁受父亲影响参加革命，加入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在队里，他白天做通信员，给领导送信；晚上做守卫，给武工队站岗。不久，国民党军进攻山东，张春魁老家遭殃，他随武工队转到泰安，在那里继续坚持斗争。
当时，中共中央要求整编地方部队以充实正规军，张春魁所在的武工队也在整编之列。整编一事，不是每个人都支持，有的武工队队员怕被编入正规军后要去前线打仗，就偷偷离开了队伍。张春魁回忆他的一个老乡就在半夜逃走了，第二天，相关领导找到他，他如实说，对老乡逃跑一事并不知情，但自己是支持整编的。1948年整编后，张春魁被分到中共泰安县委组织部，部长叫刘刚，后来，张春魁随他一起成为南下干部来到镇海。
这一年，全国的解放形势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辽沈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近50万的精锐部队，极大地振奋了解放军将士的信心。到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结束，国民党政权被压缩至长江以南地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此时，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和地区的解放，而是城市的管理、群众的安抚、秩序的规范甚至经济的发展。但江南历来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严重缺乏共产党的干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从军队和北方的解放区挑选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南方以巩固胜利成果。
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召开的会议中，预计需要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山东作为较早解放的地区之一，分配到约1.5万个名额。泰安县奉命组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共80余人。刘刚任这支南下干部中队的指导员，张春魁也在南下干部之列。
张春魁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和村民，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张春魁的母亲哭得尤其伤心，不想让儿子去冒险，只有父亲了解儿子，知道他一旦作出了决定，就难以改变。于是为他凑了三块大洋，并嘱咐他：“有大洋在身，以后回来也方便。”可张春魁这一去，就一辈子留在了镇海。
初到镇海，干部人手不足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泰安县南下干部中队从1949年3月开始，喊着响亮的口号一路南下，经南京、杭州再到宁波，这一行人算是结束了南下征程。80多人绝大多数留在了宁波市工作，只有张春魁和刘刚分到镇海。
1949年5月26日镇海解放，28日张春魁与刘刚来到镇海县骆驼桥，与另一队南下干部刘维新带领的30人及沈宏康等地方干部会合后，于6月1日进入县城。随即，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刘刚任县委书记，刘维新任县长，沈宏康任组织部副部长。刘刚成为镇海县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张春魁是刘刚的警卫员。
刚刚解放的镇海，情况非常复杂，任务极其繁重。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凋敝、市场混乱、物价飞涨、匪徒猖獗，常常还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此外，解放军要解放舟山，镇海就成了支援前线的一个重要阵地。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千头万绪，而当时南下干部不过30多名，本地干部也才90名，干部缺额很大，远远不够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人。
张春魁于这年6月4日随同刘刚一起去宁波军管会，请求军管会支援一批干部。临走时，听说从镇海至宁波轮船复航，准备坐船去，可是晚了5分钟没买到票。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没坐上船反而救了他和刘刚一命，这条江利号轮船开到梅墟后，遭国民党军飞机扫射，船上六七十人遇难。
两人只能走路去，虽然辛苦，但还是安全到达宁波。到了那里，刘刚向当时宁波市军管会主任、地委书记丁秋生汇报镇海情况，请求地委派解放军工作队支援。丁秋生说：“如地方有困难，我们一定帮助解决，你去庄市找22军66师政委刘伟同志，由他负责你县工作并解决你县干部问题。”
第二天，两人找到了刘伟，刘刚向他详细地汇报了镇海县的当前任务和干部情况。听了汇报后，刘伟说：“你要多少干部，提出来我好作准备。”刘刚听后非常高兴，当即提出要500人。他说，每个区最少10个干部，每个乡镇3个，一个乡镇长、一个指导员，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粮食局、民运部等，还有支前工作都需要干部。刘伟说：“没问题”。
6月中旬，刘伟政委派王华南、何守金、张静波等400多名干部到镇海帮助工作。王华南任民运部长，何守金任公安局长，张静波负责柴郭地区工作。3人均成为县委委员，县委由原来3人增至6人。来的干部有团、营、连、排、班长及老战士，基本上解决了干部不足问题。后来，又有宁波干部学校学生60余人被派到镇海工作，至1949年底，镇海县干部已有600多人，加上县大队共近千人，干部人数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南北差异，克服重重困难
张春魁等一批南下干部，虽然在来之前做好了准备，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有时真的困难重重。困难有语言方面的、有生活习惯方面的，也有作风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困难一个是南下干部自身素质不够。
首先来到南方，南下干部遇到的第一难关就是语言不通。来南方之前，张春魁对宁波话几乎没有接触。南下期间，中队曾经在进城之前组织过一次集中的学习，其中就有宁波方言。那次学习只是稍微接触了宁波方言，远不能交谈。来到镇海以后，为了尽快建设新政权，县委领导多次要求南下干部学宁波话，做到会讲、听得懂。还特别召开各种会议，由本地干部介绍县里情况，让南下干部熟悉本地事务。同时县里还经常分批轮训干部，以提高干部工作能力和钻研政策水平。
南下干部在生活习惯上与本地干部也有些不同。张春魁说，山东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是主要战场，当地人民不怕吃苦，而且有着严明的纪律性。在南下的路上，他们就经常喊这样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不拿民一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本地干部以游击作战为主，条件虽然艰苦，相对来说要自由一些。
一天县委领导正在开会，张春魁负责准备伙食。北方人有吃水饺的习惯，他就想做一顿饺子给领导吃。可是吩咐下去的事，许多南方干部弄不好，既不会和面，又不会拌陷。好不容易饺子包好，下锅刚煮了一会，有几个通信班里的人就吃起来了，一边吃着嘴里还一边说着：“不好吃、不好吃。”张春魁听了以后，就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那些通信兵有的不听，但看到张春魁身上背着的枪，就不说什么了。县委领导后来了解情况，就从政策上、大局上对双方进行教育，努力改变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回到接管政权、建设新政权的轨道上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春魁等南下干部不仅适应了这里的语言、生活习俗，而且他还娶了一位本地姑娘为妻，这也加速了他融入本地的生活。
“虽然南北干部之间有些小摩擦，有些小不同，但多数情况下，两部分群体还是配合得非常好，完成了剿匪、支前、民主反霸等新政权建立初期的各项任务。”张春魁说。
担任厂长，成为工业代表
警卫员的工作没做多久，1950年上半年张春魁就被调到庄市区委组织部任干事，1954年又被调到龙山区委任第一副书记。这一年龙山撤区并县，划入慈溪县。1956年，他被调到慈溪县工业交通局工业手工业科任科长。1969年，张春魁调任慈溪棉纺织厂任厂长、党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9年。这9年时间，张春魁记忆最深刻。
张春魁说，慈溪那时是个经济县，又可以叫“棉花县”，全县60多万亩田地，就有48万亩棉田。这里曾经出过一个“棉花姑娘”黄剑英，还受过周总理的接见。
张春魁在慈溪棉纺织厂任职，正值“文革”高潮时期，许多厂的工人跑出去闹革命，像省内大型的棉纺织国企杭一棉、杭二棉都因此而减产甚至停产。但令人惊讶的是张春魁管理的工厂不仅没有停产，反而常常超额完成任务，这使得慈溪棉纺织厂获得了“大庆式企业”的荣誉，张春魁也成为“工业学大庆”的代表人物。
“我们棉纺织厂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停产过，每年都能按时完成任务，有时还超额完成。”张春魁得意地说。说到原因，张春魁表示，并不是厂子有什么优势，相反工厂在慈溪非常偏僻的地方，道路交通极其不便，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工作。在工厂里工作的，一部分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干部子女，一部分是从杭一棉、杭二棉下放的老工人。
如何管理这些人？张春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了解到，老工人由原厂下放到慈溪县棉纺织厂后，按照新工人待遇发放工资，许多人对此都有怨言。张春魁对老工人们“交心”，让他们好好干，工资问题他一定会向上级反映。一年以后，国家调整工资，张春魁敏锐地想要抓住这个机会，他一级级地反映，一直反映到省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整老工人的工资待遇居然通过了，由发普通工工资变为按机械工的工资发放，并且还优惠了半级，一下子待遇提升了一级半，老工人们个个乐开了花，没想到张春魁真的把他们的待遇问题给解决了，于是个个干劲十足。在老工人的带动下，知青们也热情高涨，工厂完成任务自然不是问题了。
1977年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张春魁领导的慈溪棉纺织厂成为浙江省代表企业之一。因为这个会议，他在外面呆了两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在大庆，半个月在北京，然后又在杭州、宁波汇报会议内容。在北京，他见到了时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这让他终身难忘。
1978年，他又一次调到镇海工作，任城关镇镇长、党委书记，1991年离休在家。目前，他和爱人住在红星小区的住宅里，每天看报、散步，享受晚年生活。他觉得，镇海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这里有他的家，留下了他人生的重要印记，来到镇海，终身无悔。
（后排右一）与妻子、妻弟、子女及岳父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