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真乐极了。摸着黑，我们出发了。乌江水急浪汹，我们坐在竹筏子上，就像骑着一匹断了缰绳、又没有鞍蹬的快马，随时都有被摔翻的危险，但我们还嫌它跑得太慢了呢。
天大亮，我们全部渡江完毕，随即向遵义前进。团长朱水秋同志骑着马，打开他那个终日不离身的皮挎包，取出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在马颈上，开始了“ 鞍上办公 ”。这种 “鞍上办公”，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研究的结果，确定一、二营为突击营，从遵义东、南两面突进去；三营为预备队。
当天晚上，驻宿在离遵义九十里外的团溪镇。
翌日，天还墨黑墨黑，我们就起了床。刚起床，警卫员前来报告：中央直属纵队的刘伯承司令员来了。朱团长匆匆地洗了脸，就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到了刘司令员那里。
一跨进门槛，见刘司令员正在洗脸。从谈话中，知道他是连夜从总部赶来的。然而在他那由于操劳过度而消瘦了的面孔上，却找不出一丝倦意。
他问我：“你们打遵义有把握吗?”
“我们已经研究好了，没有问题。王家烈的部队我们领教过，一定能拿下来。”接着我便把战斗方案向他作了汇报。
他思考了一阵，点头同意了。随后他又关切地问道：
“战士们一定很疲劳吧?”
“疲劳是疲劳，可大家一听说打仗，情绪就都鼓起来了，疲劳也早忘了。”
他又进一步叮咛道：“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
我们疾步向遵义挺进。午后，侦察员报告：在距遵义三十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驻有一个多营的兵力。刘司令员指示我们：要全歼这里的敌人，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打遵义。我们立刻将部队像一把钳子似的分成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钳住了这个庄子。
三点多钟，开始了攻击。这时天下起大雨，战士们一个个被淋得好像洗了个澡。但这对于我们已是家常便饭了。遭罪的倒是敌人，他们迷信乌江天险的障碍，又认为大雨天更为太平，因此，当他们听到枪声仓皇迎战的时候，早已成了瓮中之鳖了。
没多久，我们就打进了庄子。敌营长企图逃窜，带着一股残兵在庄内东冲西撞，也没逃出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完全实现了刘司令员的指示，所有的敌人除了被打死的，凡是有口气的都当了俘虏。遗憾的是，敌营长的性子太急，死得早了些，要不我们还能多了解一些有关遵义城的情况。
遵义的触角，被我们搞掉了，反过来又变成了我们的触角。为了详细地了解遵义的情况，我们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较贫寒的士兵，进行谈话。
开始，他们答起话来总是结结巴巴的。
我见他们这样害怕、怀疑，首先向他们讲清了我们的俘虏政策，说明了我们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的工农队伍。并且告诉他们，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应当详细报告我们，说得对的事后有赏。
那位连长一听，急忙站了起来，点头躬腰地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接着他就把遵义的工事、守敌的实力，一一讲了，并画了一幅地图。
最后，发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但是对俘虏还是仁至义尽的。他们捧着银元感激地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红鼻子、绿眼珠，杀人放火，抓着我们挖眼剖腹，我们真害怕，没想到你们竟是最好的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遵义城敌人的底细被我们摸着了。我跟朱团长研究，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我们把这个打算报告了刘司令员，他说：“很好，这就是智慧。”并嘱咐说： “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叫敌人看出馅来。”
这出戏主要的角色由一营长曾宝堂同志来演。他带着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个个都是一色的敌军打扮。另外，那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也派给了他们。其他部队都跟在后面，准备诈城不成，便强攻上去。
夜九点钟左右，我们冒着大雨出发了。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像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时地响起“扑通”“啪唧”的声音，差不多每个人都摔过几跤。摔一跤后来，可那鞋就像用胶粘在地上似的，怎么拽也拽不出来。扔了吧，真舍不得；拣吧，就要耽搁老半天，影响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于是很多人干脆赤着脚、踏着碎石、烂泥、荆棘，继续前进!
急行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大雨停了，只是不时从天上落下几颗雨点点。透过夜幕看见一点灯光，像吊在半空。俘虏们悄声地告诉我们：“到了，这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于是我们就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忙忙往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枪栓也拉得呱啦呱啦直响。
“自己人!”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
“哪一部分?”城楼上又问。
这时，俘虏的连长就按着我们事先给他安排的内容，悲悲切切地回话了：“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快快开开城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子?”敌人还想考问一下。
那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看样他们是在研究情况。为了不让他们缜密地思考，我们又组织一次“攻势”，许多人乱嘈嘈地喊：“快开开门哪！“麻烦麻烦哪!”“‘共匪’马上就追来啦!……”
“吵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凶的家伙朝我们大喝一声，听口气，估计是个当官的。
我们只好“服从”，都不吭声。突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我们身上照来照去，仿佛要照点可疑的东西出来。殊不知，手电光只能照清我们的外表，却照不到我们的心啊！当他们确实认清我们这些戴大檐帽子的是“自己人”的时候，才说：“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１我们一听，都憋住笑，悄悄地上好刺刀，推上子弹，等着敌人开门来迎接“自己人”。
“哗啦”一声，城内卸下了门闩。随之，“吱——”“吱——”的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敌人恐慌地问我们侦察排的同志：“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１侦察排的几个虎将把枪口指着那两个敌人的太阳穴，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那两个敌兵吓得“啊!”了一声，就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了。
于是，我们大队人马便一下子涌进城去。割了电线，收拾了城楼上的敌人，二三十个司号员就一齐吹起了冲锋号。这时，后续部队像风一样向街里冲进去。霎时，遵义城热闹起来了，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惨叫。大多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了。
一月六日早晨，我们宣告遵义城解放了。老百姓都走出家门，排列在街旁，挥着彩旗，大放爆竹，兴高采烈地欢迎着自己的子弟兵、庆贺翻身喜日的到来。
我们六团除了一部分乘胜追击逃窜的敌人外，另一部分便在城内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查封军阀、地主的财产。第二天，我们又随四团继续北上，拿下了桐梓县城。
在桐梓休整了十几天。就在这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党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此，遵义这座古老的城池，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结在一起，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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