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 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 “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掉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 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 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 与反第四次 “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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