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要入川的消息，我们川东党和川东游击军是从四川省委那里得到的。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来到，现在在哪里，我们却不知道，因此，便积极地四处打听。
一天，川东游击军活动到达县境内，偶尔碰到一个从巴山过来的商贩，告诉我们红军已经占领了川北的几个县城。我们更是兴奋，立即大力展开活动，猛烈扩大游击根据地和游击部队，以实际行动来迎接红四方面军。
川东游击军，是在川东党领导下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 从一九二八年春打起红旗， 在 “左”倾路线领导下，先后遭受过两次重大损失。一九三一年二次东征石柱失败后，我们总结了两次失败的教训，遵循着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在梁山、开江、达县、宣汉等地展开活动。这时，游击军虽然只有两个支队,不满五百人，但是，它和川东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军阀的恐怖统治， 反动军队的无数次“围剿”，不但没能消灭这支部队，而且在许多乡村中，还较普遍地保留着各种群众组织。游击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到这样的程度：深夜走进某一个村，拍拍大门，说几句话，大人小孩都会听懂声音；有的同志负了伤，生了病，找一个村住下，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一齐来掩护他；我们不论在哪里驻军，群众都主动地帮助探风、放哨。这就是多年来我们能够生长、壮大的可靠保证。
各地群众听到红军入川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一号召，零星武装如雨后春笋，纷纷组织起来。不几天，游击军就拉起了三个支队，二千余人。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往来困难，我们虽多次派人和红四方面军联络，但都无结果。可是，红军胜利前进的消息，却在人民群众中不断传送着。群众还秘密地做了红旗，买好鞭炮，准备迎接红军。
这时，四川省内军阀云集，刘湘、田颂尧、刘存厚、杨森等等，大小头目几十个，每人占着一块地盘，称王道霸。为了争夺地盘，田颂尧正在成都方向参加混战，他的老窝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只留下些老弱残兵。因此，红四方面军便顺利地占领了通、南、巴。田颂尧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吃惊，慌忙退出军阀混战，趁红四方面军立脚未稳，集中兵力进行反扑。红四方面军主力为了避免和敌人拚消耗，又退出了通、南、巴。这样，我们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又困难起来。然而川东游击军和人民群众，仍然满怀着信心，积极地展开活动，从背后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红四方面军战斗。
一九三三年八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立稳脚跟以后，接着取得了营(山)、渠(县)战役的胜利，并乘胜东进。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红军主力，兵分数路，直取宣汉、达县两县城。军阀刘存厚失魂落魄，放弃宣汉城，连夜向南溃退。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在前河南岸一个村，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我们在会上提出：多半年以来，日夜盼望和红军主力会师，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会师最好的礼物，是掐住前河渡口，切断刘存厚的退路。
我们考虑到，堵住渡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群众武装的配合是办不到的。因此会后游击军及地方党的工作干部，即分头到各区乡进行活动。各乡各村的秘密武装、赤卫队、农民协会，听说要帮红军打仗，无不高兴，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纷纷集队出动。只一天一夜，仅前河两岸，就组织起了近千人的群众武装。他们扛着鸟枪，背着鬼头刀，抬着土炮，纷纷前来配合游击军作战。
两天后，刘存厚的两个连，从宣汉城溃退下来。我们堵住渡口，控制了渡河的船只，没费多少枪弹，便将两个连的溃兵歼灭。群众情绪高涨极了，连妇女、儿童都跑出来抓俘虏。溃兵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尾廖雨辰两个师见退路被堵，转向南坝场一带，凭借险要地形固守，企图夺路逃跑。游击军和新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从四面八方涌向南坝场，将敌人团团围住。
这时，徐向前同志到了宣汉，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即派许世友同志率主力赶来增援。红军主力在游击军、赤卫队配合下，猛攻南坝场、圣登寺大山。经一天激战，全歼了困守的敌人，廖雨辰只身逃走。川东游击军在南坝场、黄金口、普光寺等地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了。
宣汉和达县，是军阀刘存厚统治的区域。刘存厚是北洋军阀委任的川陕督办，剥削人民的手段非常毒辣，种田的要田税，种烟的要烟款，不种田不种烟的，还要人头税、“懒税”。连讨饭吃的人，也要出“花子捐”，所以川东人民都管刘存厚叫“刘瘟牛”。四方面军进入川东之后，只一个多月的光景，便把盘据川东多年的这头“瘟牛”扫出去了。刘瘟牛在宣汉经营了许多年的兵工厂，储备了三年的粮食、弹药，全部装备了我军。那些天，从宣汉到通江，大路小路上，日夜人来人往，几万群众参加搬运兵工厂的机器和物资，沿路到处设的是民夫招待站。
红军有了自己的兵工厂，不久便在通江后山开工生产。兵工厂又分修械厂和炸弹厂。炸弹厂造的马尾手榴弹，是红军战士最喜爱的武器。工人还在炸弹壳上，特意铸了“打倒反动派”、“消灭刘湘”等鼓动口号。除此以外，红军还建立了被服厂和斗笠厂，这样，红军战士的服装也有了保障。
达县、宣汉、万源和城口等地，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活动。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很高。打倒了刘瘟牛，分了地主的土地，人民参军热情很高。开群众大会一号召，设一个 “参加红军报名处”，立时就有几百人报名。红军有的团，开始只是个架子，只有干部没有兵；几天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大团了。有的一家，兄弟几个争相报名；父亲、母亲、妻子，纷纷送亲人参加红军。宣汉北乡，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带领着三个儿子一个侄儿，扛着刀、矛远途赶来，要求把他们编入红军。真是到处举红旗，遍地竖刀矛，人民群众的革命壮举势如狂风暴雨。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同志，在达县几个乡里，几天就组织了几千人。整个川东地区，不到十天，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即达三万余人。川东游击军一下扩大到一万多人。
十月初，川东游击军奉命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我们在宣汉城西门外广场上举行改编大会时，附近几十里、上百里的群众约二十万人，赶来参加庆祝。看到这种澎湃的革命声势，看到游击军的迅速壮大，许多人都激动得落泪。宣汉全城，如同过年一般，张灯结彩，鞭炮不绝，欢庆活动达三天三夜。
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同人民共呼吸，是红军的传统，也是这支部队的特色。改编后，全军同志保持和发扬了这个传统。每到一地，组织发动群众，帮助群众从事农忙劳动。群众更是全力支援我们——妇女组织起来，帮助战士洗衣、做鞋、照顾伤病员；儿童组织起来，放哨、慰问军属。许多地方的游击队、独立营、连，都自称是在红三十三军的编制之下。军成立了政治部，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宣传工作，成了每个红军干部战士应尽的光荣义务，散传单、写标语，利用各种方式争取瓦解敌军。许多宣传口号，不但用粉笔、墨笔写到墙上，还用钻子钻到石岩上、牌坊上。宣传《土地法》、《劳动法》、《共产党十大政纲》以及许多鲜明生动的口号，到处可见。写标语的同志，还常在封建地主大门两旁的石条上钻下这样的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翻身的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插上牌牌，眉开眼笑，开始了新的生活。川东广大农村，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摆脱了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统治。
四川军阀巨头刘湘，看到这一切，坐在成都悲哀地说：“川北、川东全部赤化了!”
刘湘，是四川军阀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我军刚入川时，他并未把红军放在眼里，加上他和其他军阀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因而起初对我军作战并不积极。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张国焘没有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采取正确政策分化敌人，致使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得以驱使刘湘，策动大小军阀部队一百多个团，向我军发动了六路围攻。
年轻的川陕根据地，又面临了一场严重的考验。红四方面军这时有五个主力军，人数六七万，可是东到开江，西到嘉陵江，战线长达一千里。为了集结兵力作战，红军立即主动从各线后撤，将阵地“收宿”到大巴山下万源、城口一线。我军背依大巴山，占据着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搏斗。红三十三军，光荣地担负了左翼阻击任务。这时，全军虽然还有一部分人使用着原始武器(刀、矛、土枪等)，但是战士们意志高昂，提出的口号是：“战斗中向红军老大哥学习!夺取敌人的枪炮武装自己!”
战斗开始，我军即在宣汉县的杨渡关和开江县境的柞井坝一线，与刘湘部郝耀廷一个师，展开顽强的战斗。敌人十分疯狂，大概以为红三十三军是一支新部队，不堪一击。哪知这支部队有许多老战士，都是经历过多年游击战争锻炼的，新战士也都是翻身的农民，对军阀仇恨无比。这种阶级的仇恨，就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军扼守阵地，与敌人血战二十余日，最后一次反击，把进攻的敌人赶出去几十里，打到开江三汇口、温塘井一线。
不久，红军主力为寻求战机，正面主动地向后撤退。红三十三军奉命退守南坝场前河以西一线，节节阻击，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此期间，有些反动地主，趁我军前方吃紧，组织了一些反动道会门，在后方捣乱。我们随即在部队中选拔出一批老游击队员，组织了一支小部队,迅速开回后方,在万源的清花溪、罗文坝等地，给了反动的“孝义会”、“大刀会”、 “扇子会”以严重的打击。
年轻的红三十三军，在艰苦的战斗中，不断地提高着战斗力，丰富着战斗经验，并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它开始只担负些次要方向的作战任务，继而投入大规模的阵地战、攻坚战。在厂溪、官渡、固军坝等战斗中，曾先后歼灭敌人主力三个多团。一九三四年春，攻占城口后，接着在贯场口、庙坝一线坚守苦战了四个多月。这时，整个根据地大为缩小，物资给养和弹药十分困难。部队每天以土豆、山芋充饥，在子弹缺乏时，以石头打击敌人。先后击溃郝耀廷、王太旦、崔二旦等反动军队无数次的进攻，年轻的部队，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川陕根据地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了将近十多个月的苦战，终将刘湘拖得筋疲力尽。一九三四年八月初，红军进行反攻。我军首先集中兵力于东线，夜袭万源、通江之间的敌军结合部——南天门险要阵地，大败廖雨辰两个师，乘胜追击，又在黑龙岩歼灭刘湘一个独立旅，接着又向纵深插去，一直打到宣汉、达县以北的土主场、石门场一线。东线敌人转入凭险固守后，八月中旬，红军主力调集西线，渡过巴水，又以夜袭突破杨森与李家钰防守的结合部，攻占得胜山、杨柏河。接着，各军勇猛出击，分路打了出去，各路敌军纷纷逃跑。在红军追击的道路上，到处是敌人的溃兵，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和弹药。仅兰草渡、黄木桠一战就俘虏万余敌人。从此，刘湘策动的六路围攻彻底破产了。当时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曾写道：“刘湘二十年的精华毁于一旦!”
十一月上旬，方面军总政治部在毛裕镇召开了政工会议，发了许多奖旗。给七十三团、七十五团的奖旗是“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给二六五团的奖旗是“夜老虎”；给二七四团的奖旗是“夜摸常胜军”；给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的奖旗是“百发百中”。
红军取得短期休整后，进兵陕南，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等城，直抵汉中城郊，大败了敌独立旅、骑兵团和四十九旅(“王老虎”旅)。一九三五年初，红军从陕南回师嘉陵江东岸，又把罗泽州(外号罗烟灰)打得一败涂地。
红四方面军从入川，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两年多的时间内，曾经接连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开创了广大的一片红色区域。所有这些，是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川陕地区党与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严重的军阀主义，他不要群众，不讲政策，不讲统一战线，不仅使红军在川陕地区的发展受到障碍，几经危机，而且最后丢弃了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继丢掉鄂豫皖根据地后，对党对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所犯下的又一次罪恶。
川陕根据地虽然被张国焘断送了，但是川陕人民和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斗争史迹，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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