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南回忆红军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Admin 发表于2016-05-03 19:09:14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致使湘鄂西的反围攻斗争归于失败,根据地丢了,红军也损失很大,弄得红三军连续转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环境进行休整补充。领导上决定到鄂川边去,打开一个局面相机建立根据地。七师的一个团,在红三军的先头去攻打四川的黔江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从距黔江城还有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打起,边打边进。沿途打了三仗,总计行程一百二十里,到傍晚的时候打下黔江城,消灭了当地团防周化成部约一个团的兵力,使部队得到了一些枪弹和其他物资的补充。那时我们还不大量补充俘虏兵,只挑了百来人补到部队,其余都发给路费打发回乡了。我们还没有摆开做群众工作的摊子,四川敌人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向我们进攻来了。我们只组织了一个鄂川边游击大队在那里活动(后来发展为鄂川边独立团),部队就撤离了黔江。一九三四年五月,我们又决定去打彭水,这次城也占了,并且消灭了川军一个营,当时军的首长很高兴,认为红三军可依据彭水为中心,把邻近的酉阳、黔江、秀山等处联结起来,开辟一块极有前途的革命根据地。如果计划实现,将出现一个很好的局面。但这计划被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夏曦同志否定了。他说:“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坚决命令红三军撤出彭水,西渡乌江去黔东。以后贺龙同志回忆那次撤出彭水的行动时感慨地说:“那是很可惜的事!部队到黔东首先占领了沿河县。这里也有川军一个营,事先就闻风而逃了,于是我们就决定在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当然没有以彭水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好,但这里人民同样迫切要求革命,反动统治力量也较薄弱,在敌人暂时不能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利用这个安静的环境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尽是大山,交通闭塞,且背靠天险乌江,有利于我军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新的根据地是红三军全体人员的长期愿望,是革命的需要,黔东人民的需要。一九三四年五月底我们到了沿河之后,黔东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放下行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
黔东这地方,山岳连绵,乌江直贯其中。封建剥削很厉害,广大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有 “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根本不了解,开始人们听说红军来了,很多人都跑了。不仅地主、富农向县城里跑,甚至许多穷人也向山凹里逃。
多日来,红三军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不只一次地向部队讲话或召开干部会议,特别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贺总指挥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关政委也说:“我们要想在川黔边区站住脚,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现在,我们一到,群众都跑光了,这说明群众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也说明工作是要从头做起的。”于是调了军部一个一百多人的干部大队,另外还抽调了各师警卫部队的部分人枪,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分散到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秀山等地的各区乡去发动群众。逐渐,有些跑出去的老乡们试探着回来了。我们就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 纳税的政策;又打开土豪的粮仓,让群众背粮。开始时群众谁也不敢背土豪粮仓的粮,后来,我们送上门去,有些老乡还是拒绝接受。我们又想了个法子:晚上部队把粮送到穷苦人的家里,或在天亮以前,将粮食袋放在他们的门口,老乡们一开门,粮食袋便倒了进去,他们见没有人看见,便悄悄地把粮食藏起来。有时我们也把打仗缴获的布匹、衣服送给缺衣服的人。我们还帮助老乡们种田、挑水、修补房屋、喂猪,什么活儿都干。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这支军队的确与川、黔军团防不同,做的事和说的话很合他们的心意,因此消除了对我们的戒备,说我们就是他们干人(穷人)的队伍,逐渐和我们亲近起来。他们能和我们谈心了。我们也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分得土地,不交租,不还债,不受压迫,不准剥削等等斗争情况,把他们说得心里热乎乎的。
沿河县有个市镇叫淇滩,我们刚去的时候,群众还不愿接近我们,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后来我们团结了一个长工,把党的政策对他讲清楚,他就联合了一些人,组织起一个唯一的贫雇农小组。有组织就有力量,他们向当地的地主、恶霸展开了斗争。不久,就以这个贫雇农小组为骨干,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在赶集的一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建立了一个乡工农民主政府。接着又组织了赤卫队。如此从点到面的发展,沿河及其他各县许多区、乡的工作普遍展开了。许多山村的贫苦农民,派代表找上门来,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成立政权和成立自卫组织,要闹革命,要闹翻身。
有了政权组织,群众觉悟提高了,我们军队打仗和行动就有了靠山,有了耳目。有一次,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了两个团向我们进攻,立刻就有人前来通风报信,相隔百多里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作好了准备,以逸待劳,敌人刚跨进黔东根据地,就被我主力军打垮了。残敌想逃跑,又被赤卫队、游击队截住,缴了枪。有了根据地,有了赤卫队、游击队,主力到边沿区去打仗毫无后顾之忧;打完仗可以回到基本区休整,伤病员分散在基本群众家里,草药土方有的是。部队士气旺,真是如鱼得水。
赤卫队的普遍建立,有力地支持了主力红军的斗争,我们部队成员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这些人员成分好,斗争热情高,他们来后,使部队得以补充壮大,犹如获得新的血液一样。 为减少斗争的阻力,扩大革命力量,我们对某些开明的上层分子,也进行了许多统战工作。这就使顽固的地主恶霸分子更加孤立,分化了他们的封建营垒。我们宣布: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我们,不再剥削人,都可以回来祝这样一来,许多逃到城里或外县去的地主、富农都回来了。还有一时摸不清我们政策的没有重大罪恶的地主,在城里没有收入而坐吃山空,正愁得慌,见到回根据地的地主、富农并没有什么事,便央求曾经给红军带过路或与我们有过通讯关系的村里人,向我们说情,要求让他们回来祝我们觉得可以让这些人回来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就同意了。
对于无法争娶瓦解的反动势力,我们只得采取军事打击。沿河有个冉家祠堂的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庭,十分反动,造谣惑众,捕杀我们的人,还强迫群众为他守寨子。我们便以一部兵力加上游击队把他的寨子围起来,还在寨子外修了一道封锁土墙,一直围了一个多月,围到他们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群众再也忍受不住了,就开了寨门拥出来。冉瑞庭团防被消灭了。这个打击,对瓦解、争取其他地主武装和为地主服务的“神兵”武装有很大的影响。
封建迷信的“神兵”武装,在黔东地区很多。其中有个别的“神兵”首领比较开明,红军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于是我们就派干部到“神兵”里去作下层工作,委任他们的首领(开明的首领)当司令,送驳壳枪给他们,还发钱和粮,结果把可以争取的“神兵”争取过来,改造成为红军特科大队。对始终抗拒我们的“神兵”,就用对付冉家祠堂的办法打掉。这样做,对于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有着直接的作用。群众的顾虑就是怕那些团防和“神兵”头子迫害他们,现在这些人投降的投降了,不投降的被打掉了,群众说: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顾虑。因此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就更好做了。为培养军队和政权干部,红三军领导机关还开办了地方工作干部训练班,这对建立根据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贯彻了正确的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军队全体成员都做群众工作。军队自己既能战,又能休整补充。就是这样,两个多月之内,军队得到很大发展。由贺炳炎同志任师长的黔东独立师,就是从地方工作队发展起来的。初期,贺炳炎同志只带领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在沿河县属的上坝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月极度艰苦的工作,就猛烈发展成一个沿河独立团,继又扩编成独立师。其他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成立了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等四个独立团,另外还建立了十个游击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沿河的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分配土地及建立地方武装等重要决议。
大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已有纵横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这天,山村里喜气洋洋,红旗到处招展。回顾两个月前,红三军连续转战,没有休养生息的立足点的景况,对照现在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发展,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走向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到黔东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曲折的过程说明,胜败的关键在于有无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群众与发动群众的决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就在这块新建的游击根据地,迎接了从湘赣根据地作战略转移来的红六军团。这时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接着,我们红二、红六两个军团就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奉军委命令:从黔东出发去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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