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红三军主力会合于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后来决定开往湘鄂边。英勇的红三军,一路上克服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并疲乏等严重困难,跋山涉水、斩关夺隘,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消灭许多敌人,经豫南、陕南,于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湘鄂边。在这之前,湘鄂边的独立师(后改为团)早在一九三二年秋季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就开往鄂西区,加入红三军。这时那里只有零星的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红三军进入湘鄂边,再占鹤峰、桑植两城。这时分局书记夏曦同志并没有从严重的挫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一面消极悲观,一面仍旧坚持并发展了错误,如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则实行“左”倾关门主义。
红三军进入湘鄂边后,国民党徐源泉等部仍在洪湖一带,湖南的国民党军主力,也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附近,当地反动武装只有陈渠珍的一个师和许多地方团队。陈渠珍是地方实力派,他慑于红军的声威,曾主动表示愿与我军达成协议,互不进攻。红三军因为长途跋涉及其他原因,减员甚多,也十分疲劳,极需休整。因此,贺龙和关向应同志主张和陈部谈判,迫其让出侵占的地区,使我军得到暂时休息整理,并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尔后或向东发展,恢复洪湖区,或向南发展,与中央红军配合作战。但,“左”倾分子拒绝与陈部谈判,同时又不经切实准备,命令疲」之师,向驻在永顺县桃子溪的敌人一个旅进攻。进攻失利,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一九三三年夏季,敌人又纠集重兵向鹤峰进攻,红三军机动地转向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这期间,对革命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光荣的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紧紧地团结在贺龙同志周围,为争取新的胜利而坚持着斗争,并一度占领利川、黔江、彭水、沿河等城。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分局在贵州的枫香溪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在“左”倾机会主义到处碰壁,和以贺龙、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坚持斗争的情况下,“左”倾分子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作一些改变。会议决定了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以及发展黔东根据地。于是,建立了黔东革命委员会(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等部分地区),和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随后又建立了部分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这样,红三军才渡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鄂西统治期间,以贺龙、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方面,曾进行过不断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左”倾路线刚开始时就进行了。这个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方向。根据当时国内和湘鄂西的情况,红三军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是,红军除应在襄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以外,应以主要力量发展荆、当、远地区的工作。荆、当、远为川军和杂牌武装驻防区,敌人兵力不足,装备差,统治薄弱;另一方面地势好,群众条件好,物产丰富。如果这个地区得手,就易与襄(阳)、枣(阳)、宜(城)和兴(山)、(秭) 归、巴(东)两块红色地区打成一片,并可进而争取鄂西北,也易于和湘鄂边红色地区衔接。这样一来,天高地阔,红三军和湘鄂西的局面就伸展开了。如敌人大举进攻,我则有恃而不恐。而且,有了荆、当、远也可借以克服鄂西区因一九三一年夏天的水灾造成的物质困难。显然,这些看法是符合毛主席关于选择和发展根据地的思想的。但是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夏曦同志不同意这个计划。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错误论断,再三强调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进攻战略”、“左倾机会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提出“和鄂豫皖打成一片”、“和湘鄂赣打成一片”、“争取平汉路”、“会师武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他们规定红三军的发展方向是沿汉宜公路东进,夺取应城、汉川、云梦、孝感等城,逼近武汉和平汉路,重复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覆辙,热衷于攻打大城市。他们看不到武汉外围和平汉路附近正是敌军之设防地 带,兵力集中,统治严密,不利于红军的活动。结果红三军经常在京山、皂市、应城打攻坚战。虽然在野战中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是局面开展得很慢,而部队本身却消耗很大。
关于作战原则。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恰恰与此相反,“左”倾分子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看不到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这一根本特点,他们只注重阵地战,而不注重运动战,不注重战役的速决战、歼灭战;只许打大、中城市 ,打大仗、打硬仗、拚消耗,不要游击战 ;只许打仗,不许休整,否则便斥为 “右倾”。这样就使红军困于内线,穷于应付,力量日益削弱。而冒险进攻沙市、荆州未果,更增加了不应有的消耗。最后两路分兵,使转到外线的部队力量单薄,不能收釜底抽薪之效,留在内线采取单纯防御的部队,也不可能挡住敌人的进攻。
关于肃反。这个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夏季直到一九三四年夏季,两种意见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以贺龙同志为首的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无疑应坚决肃清,在这方面有任何疏忽、麻痹都是错误的。但是决不可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做敌我问题处理。但是“左”倾分子拒不考虑这些正确建议和反映,而轻信妄断,并进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报复,遂使肃反扩大化;后来发展到解散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取消红军中的政治机关,使红军成了一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武装集团。这些,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是极为痛心的。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鄂西造成上述许多错误,加上在土地政策方面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侵害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商人的过左政策,以及对湘鄂西周围的几块根据地同样实行错误的领导甚至歧视,遂造成湘鄂西根据地的失败,并把红三军带进一个空前艰苦困难的境地。那时“左”倾分子却不愿正视这些铁的事实。一九三三年一月毛坝中央分局会议,检讨湘鄂西失败的主观原因时,仍认为是:“ 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 ”, “对反革命派别警惕异常不够”,以及什么“战略上的个别错误……”才退出湘鄂西。这种结论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三军在贵州省东部松桃县、印江县境内和任弼时等同志领导的由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遵照中央电令,组成总指挥部,后又建立了以贺龙同志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张子意同志为委员的中央军委分会,统一指挥红二军团(红三军这时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和红六军团,开始了湘鄂川黔发展的新阶段。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使经过脱离根据地远征苦战的红六军团,得到必要的休息与整顿,补充了马匹并互相调整了装备;红二军团在会师后则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两军的亲密团结和统一行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加以广大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部队士气昂扬,战斗力大大提高。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我军由黔东向湘西挺进,以调动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十一月七日,攻占了永顺县城。当时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部约十个团向我进攻,我军退出永顺城,诱敌尾追。旋即集中红二、六军团主力于龙家寨,勇猛合击敌行军纵队,歼敌大半。随又乘胜在湘西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连续占领大庸、桑植,围攻沅陵。不久,又在浯溪河打垮敌一个旅,并乘胜进占桃源、慈利,进逼常德,创造了以永顺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蒋介石深怕我军直捣长沙,便命令两湖军阀,并从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线上调遣军队,开始对湘鄂川黔红军围攻。敌人为迅速消灭我军,采取堡垒主义和四面层层包围、分进合击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他们共组织了六个纵队,分成六路,企图在大庸、桑植、永顺地区消灭我军。这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早已结束,以毛主席为首的新中央军委,及时来电指示:要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不统一,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由于当时对这一指示理解得不够,在反围攻的前期,没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敌人遂在四月上旬深入我根据地,陷大庸、永顺、桑植等空城。鉴于在根据地内部粉碎敌人的围攻已有一定困难,红二、六军团曾准备北渡长江,到湖北的兴山、秭归、远安等地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时,中央又指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这一指示坚定了我们在原地寻机歼敌的信心。在贺龙同志详细介绍和分析了湘鄂边广大地区的地形、物产和群众条件之后,我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以便在有利的地形和适当时机,歼其一路的战略战术。随后,我军在桑植县的陈家河,抓住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中孤立的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以绝对优势兵力,予以全歼。紧接着又在桃子溪再次全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并乘胜收复桑植城及广大地区。我军乘势转入反攻,东出敌侧后慈利一带。于是敌人手慌脚乱,纷纷后撤,防我继续前进。可惜这次我军未能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深入空虚的国民党统治区以壮大部队,并开辟新区工作。
我军返回根据地后,湘鄂川黔党的军委分会,重温了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两湖敌人的矛盾,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为此,我军又大踏步转向西北,包围宣恩,创造围城打援的战机。六月中旬,我军在忠堡地区消灭增援宣恩的敌四十一师三个团,并生俘其师长张振汉。八月三日,我军在板栗园设伏,全歼增援龙山的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八月八日又进行芭蕉托战斗,击溃敌军十个团。
至此,敌人的六个纵队和后来增调的部队,在我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战之下,一部被消灭,一部被击溃,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我湘鄂川黔的“围剿”。事实证明毛主席给红二、六军团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指示对粉碎敌人的“围剿”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贺龙同志的提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趁着打破敌人“围剿”的胜利,再次大举东进,顺利地占领了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等城镇和广大地区,使红军得到大量人员和物资补充。这一行动使国民党极为震惊。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一方面对于日寇在华北的侵略继续退让,一方面却增调孙连仲纵队与樊松甫纵队,配合湘鄂军阀共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对付我军。他们由四面包围、封锁过来,欲压迫我军于龙山、桑植狭小地区,妄图一举歼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从津市、澧州、临澧、石门撤回桑植。
湘鄂西的革命运动,从一九三○年起,受到两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侵害,招致了严重挫折,后一次较之前次更甚,时间也长。在两次“左”倾路线统治期间,以贺龙、周逸群和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左”倾错误不断进行斗争,坚持了许多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做法,因此各个时期都给予敌人许多沉重打击,取得了胜利,保存了力量,发动了群众,坚持了革命斗争,对全国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久,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此后,湘鄂川黔地区的亲密团结的红二、六军团,在军委分会直接领导下,遵照遵义会议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粉碎蒋介石疯狂“围剿”的辉煌胜利,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恢复、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至于湘鄂川黔地区的政治路线方面,虽然曾对夏曦同志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某些“左”倾政策也有了若干改正,但是“左”倾错误路线,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清算,例如在土地政策方面等。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其他工作的开展以及军事斗争。在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 行将到来之前,为了求得更有利的发展,红二、六军团遂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由桑植出发,英勇地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胜利地进入湘中广大地区,开始万里长征,从而揭开了荣战史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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