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的土地革命斗争，始发于一九二七年的秋收起义。但这个起义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南昌起义受到挫折以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武装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的形势鼓舞下，来到湘鄂西，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由于实行了许多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加上红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不屈不挠地斗争，到一九三○年上半年，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已取得很大胜利。
一九三○年七月，贺龙同志领导的湘鄂边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周逸群同志领导的鄂西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这时湘鄂西的党和红军，仍然依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榜样，继续进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壮大革命武装。当时在鄂西区的十多个县和湘鄂边区的六、七个县里，除了若干县城为敌人占据外，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红军建设方面，除了红二军团，湘鄂边还有几个游击支队，鄂西区各县都有游击队。至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人民武装组织，更为普遍。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者结合的一套人民武装力量体系，保障了根据地的巩固，也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以周逸群和贺龙同志为首的湘鄂西的党，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领导当地人民创造了根据地和红军，就是因为那时湘鄂西的党的革命实践，基本上是符合上述思想的，所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全国的革命力量在这期间都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三○年五月开始的蒋、冯、阎军阀的混战，给红军创造了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看来，革命力量仍处于劣势。所以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个时期的战略方针，仍旧应当全力开辟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可是在一九三○年六月形成的党的第二次“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政权的冒险计划。接着，湘鄂西的党也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
本来，在红二军团组成后，党的特委和党的红二军团前委，在江陵县普济观联席会议上决定，两个军首先分头拔除长江和汉水两岸的白点，以扩大和巩固鄂西根据地；尔后两个军合拢起来，夺取荆(门)当(阳)远(安)，再向鄂西北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发展计划，而且红二、六军也在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但这时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为贯彻其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从中央机关派代表到湘鄂西来，坚决要红二军团停止实行上述巩固发展的计划，指令集中全部兵力，配合进攻长沙，尔后夺取武汉。在讨论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的时候，曾发生过争论。以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周逸群同志和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同志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在主观力量还不够强大，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要红二军团脱离根据地从湘鄂西进攻遥远的长沙，超出了客观可能性，也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即使花很大代价打下来也站不住脚，因而不主张向长沙进军。但是中央代表只知机械地执行中央决议，拒绝了正确的意见，同时改组了红二军团的领导，自己担任了军团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坚决贯彻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洪湖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红二军团于一九三○年十月经监利渡过长江，向常德、长沙挺进。在江南人民和游击队的积极支援和配合下，一路上连克石首、华容、南县、藕池、公安、津市、临澧、石门等城镇，歼敌数千人。但因缺乏根据地思想，未布置工作，未留武装，城镇旋得旋失，胜利没有巩固。后闻蒋、冯、阎军阀混战业已结束，蒋介石正南调兵力向我各革命根据地进攻，同时红一、三军团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劝阻早已从长沙附近撤退，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贺龙同志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决定部队停止前进。但后来前委书记仍不愿率师北返，再次命令红二军团进攻津市、澧州。
正当红二军团第二次攻占津市、围困澧州时，国民党何键部集中了二十多个团的援兵，向我军进攻。红二军团机动地从津市和澧州城下撤出。在这期间，湘鄂西特委来信要红二军团返回鄂西根据地，以求巩固地向外发展。在松滋县杨林市前委举行的会议上，多数领导同志拥护特委决议，认为湘军为保存实力，不会进入湖北，红二军团撤回鄂西区可全力保卫老区，尔后再向荆、当、远和鄂西北发展。但前委书记却认为老区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而主张在当地与敌周旋，并且提出在武陵山脉创造另一个中央根据地的口号（这个错误的口号曾遭到贺龙同志的坚决反对）。这时，前委率红六军在杨林市和街河市地区，经二军则远在公安一线，由于行动方向上意见分歧，部队徘徊犹豫，使敌人得以从容布置，并以优势兵力向杨林市和街河市地区进攻。这一仗没打好，红二军团主力被迫退往湘鄂边的五(峰) 鹤(峰)根据地。
红二军团在湘鄂边期间，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例如在鹤峰县五里坪解决了到处流窜的川东土著武装秦伯卿、甘占元部，获枪数千支，人员、弹药得到不少补充；但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没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没有得到发展，加之在我军活动地区内，人力、物力缺乏，部队补充发生了很大困难。
一九三一年三月，红二军团又接到湘鄂西特委(不久即改为湘鄂西省委)的决议，要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并火速返回鄂西区，以打破敌人对鄂西的大举围攻。这样，前委又在长阳县枝柘坪举行会议。大部分领导同志拥护特委的决议，但前委书记仍无视鄂西老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回师鄂西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只同意到荆、当、远开辟新区。这样，红三军就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开始北上。
红三军进入荆、当、远地区后，前委在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主持下，既没有组织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在当地开辟根据地，也没有决心进入近在咫尺的洪湖区，以恢复和扩大原有的根据地。结果在受到敌人压力时，不能立足，就把洪湖根据地丢开不管，一直向北退却。后来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起初，红二军团脱离根据地南下时，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只给鄂西区留下一个警卫营和少数游击队。不久，因为军阀混战结束，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敌人即集中兵力向我鄂西区进攻。鄂西地区人民在以代理书记周逸群同志为首的特委领导下，采取各种办法武装起来，组成大量的赤卫队。特委又把江南的华容、南县、石首、公安等县的游击队，编为江右军；把江陵、监利等县的游击队编为江左军；把被“左”倾分子排挤的原六军军长段德昌同志带回老区的一部队部队和一批痊愈的伤病员，组成独立团，成立了新六军，大力开展了游击战争，一再打退企图窜进根据地的地主武装。
在敌人的正规部队烧杀抢掠步步逼进之际，广大群众斗志昂扬，参战人数有时达数千乃至万人。他们不断采取夜袭、伏击等战术，打击敌人，取得很多胜利。江南地方武装在群众武装配合下，数次收复华容，并以土枪、土炮封锁了长江敌人的交通。
敌人凭其绝对优势，并付出相当代价，占我鄂西区各要点后，又开始进行更毒辣的“清剿”。我军乃留下少数武装，利用湖泊港汊，在内线坚持，大部转到外线活动，并开辟了许多新的游击根据地。由于党、政、军、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几个月后，根据地内许多重要集镇，又告恢复。我军和群众夺取了敌人大批武器武装了自己，于是进行了整编，并建立了红九师。
一九三一年五月底，侵入鄂西根据地的国民党主力徐源泉部，在我连续打击下，加之蒋、桂之间又出现新的矛盾，遂撤出我根据地。这样，敌人的围攻乃全部失败，鄂西根据地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后来虽然发生了严重水灾，给根据地人民带来空前的困难，但红军仍在沙洋、潜江城诸战斗中，连战皆捷，歼灭敌人二千余人。
在红二军团离开根据地南下后的一年期间，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使主力红军和鄂西根据地都遭受了损失。其根本原因是违背了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而醉心于打大城市；冒险进攻失利后，又右倾逃跑，不敢回老根据地。这期间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虽一再企图开辟新区，但因为缺乏群众观点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加上只依靠单纯的军事活动打天下，结果形成到处流动。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多恶果，但由于周逸群同志和贺龙同志及广大干部向“左” 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和作法，因而弥补了错误路线造成的某些损伤，到后来不管是红军和根据地，都有发展。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这条新的“左”倾路线，较之第二次“左”倾路线，“左”得更加坚决，形态更加完备，因而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也更大。他们为了反对所谓“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并负责组成中央分局，从而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反对立三路线和“右倾逃跑”的旗帜下，否定一切，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后来周逸群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军队，到洞庭滨湖地区，会同地方党，发展了江南游击战争，并拟订了开辟滨湖十县的斗争计划。五月间，周逸群同志巡视工作完毕，拟返江北时，不幸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三军根据中央命令，从鄂西北回到鄂西区。“左”倾分子为了控制红三军和排挤贺龙同志对红三军的领导，污蔑红三军一贯右倾，取消了红三军军、师指挥机关，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但是这一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作战原则还没有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因此红军在襄(汉水)北仍取得不少胜利。
一九三二年一月，红三军一部为配合鄂豫皖红军作战，主动发动了进攻，连续打下皂市、陈家河等地，歼敌一部。应城之敌告急。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派敌四十二旅增援。我军在龙王集至应城公路两侧设伏，将敌十二旅全部歼灭，并生俘敌旅长张联华，乘胜召降了被困于龙王集之敌。同时红军另一部奔袭黄陵矶、侏儒山，歼敌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部一个营，逼近了武汉。红军这一胜利，大大震动了敌人。于是何成浚急调徐源泉、王陵基等所属的三十多个团的敌军，由东西两面向我根据地进攻。但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敌军不久即纷纷撤退。这些战斗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老区，而且扩大了许多新区，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
三月，敌人除用原有兵力，又由鄂东增调过来一个旅，向天门方向进攻，企图打通皂市、岳口间的交通，以便进一步打击该地区的革命力量。在敌人频繁的进攻下，“左”倾分子主持的中央分局不得不又恢复了红三军军部并重新编成第七、八、九三个师。这时，红三军集中兵力将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包围于文家墩，予以全部歼灭，并活捉其旅长韩昌峻。皂市敌人来援，被我击溃，并歼其一部。
在这三个月内，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另三个营，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这些战斗的胜利，主要是我军依靠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运用在长期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采取了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
在军事胜利的同时，鄂西地区的土地革命、地方武装和政权建设也有发展。根据地较之一九三一年底，扩大了一倍以上，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
不久，国民党又集中主力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新三旅、警备旅及许多地方保安团向我进犯。川军一个多师亦在西线配合作战。这次东线的敌人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了步步为营、交替前进的办法，每走一步都要作工事掩护。这时，“左”倾分子主持的中央分局，一方面把前一时期红军的胜利吹嘘为“左”倾路线的胜利，一方面却大力贯彻“左”倾冒险的军事路线，完全放弃了正确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命令红三军在根据地内“加紧修筑工事，加紧守备工作”，以达不使根据地“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之目的。红三军在这样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与敌在汉宜公路上之瓦庙集摆开阵势，进行了七昼夜的阵地战。由于红军的英勇抗击，终于迫使敌人退回天门、皂市、应城一线，但是红军也遭受很大的消耗。瓦庙集战斗后，理应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改变战略、战术和发展方向，可是“左”倾分子却不管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如何，一味要红三军向敌设防地带进攻。五月间，敌人再次大举向襄北进犯时，“左”倾分子仍然坚持“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因此，红军虽然也打过胜仗(如在新沟嘴等地歼灭川军近两个旅)，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步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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