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用飞机大炮敲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面的大门，占领了广昌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我腹地推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创痛，使敌人拘谨万分。他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构筑碉堡，平均每天只能挪动二三里。加上霪雨连绵，山水横流，敌人的脚步更加滞缓。红军便抓紧这个空隙，在广昌以南的头陂一带，进行了休整。
那时，我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政治委员。这个团是广西百色起义来的红七军的一部分，曾经转战粤、桂、闽、赣各省、参加过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历次战斗。这个团党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曾经在福建以一个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的一个主力团，用它的全部捷克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参加广昌会战后,十三团就在头陂南边的半桥镇休整。 敌人的飞机不断前来袭扰，哪里冒烟，就飞到哪里投弹扫射，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山野之间硝烟弥漫。农民们有的扛着枪，有的抬着伤兵，有的挑着粮食，匆忙地在山道上奔 跑。处处都进行着坚壁清野。半桥镇上，萧条冷落，除了草鞋以外，什么也买不到。看了这情景，谁能不想起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来。那时候，红军最后消灭了蒋介石最精锐的主力之一——十一师，彻底粉碎了第四次“围剿”，根据地大大扩大了，农民们分得了土地。一眼望去，到处是忙着春耕生产、兴修公路的人们，愉快的山歌和劳动号子，四处飞扬。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景况却完全变了。看到他们失掉笑容的脸、愤怒的眼光、忍受着艰难和不幸的倔强的身影，我们恨不能立刻将进犯的敌人赶走。
不久，我们接到布防的命令。三军团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我们五师被配置在五军团和四师之间，十三团担任坚守半桥镇东侧的高虎垴和王土寨。这是敌人从广昌去石城的必经之地。我们的东面，是四师的防地；半桥镇以西，由五军团的部队担任防卫。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和进犯的二十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这还是第一次。那时，我们只觉得这次打法和过去不同，还不知道这是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消极防御战略的错误作战方针。因为过去几次反“围剿”都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取得了胜利，所以大家还是信心百倍，斗志高昂。
一天，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我们团部。他把我和团长王镇同志喊去，一同看阵地。高虎垴和王土寨是并列在半桥镇东的两座山头。从这儿向南，都是大山。这两座山峰，紧扼着敌人南进的孔道。站在高虎垴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迤北低矮山头的波浪。广(昌)石(城)公路，像白色的丝带，顺着一条小河蜿蜒伸展。这一带都是黄土山，山上山下，还有一簇簇苍郁的松林。军团长说：高虎垴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敌人 一定会死力争夺。我们要利用这有利地形，踞高临下，打他个下马威。接着，他又详细地指出： 阵地应该如何配置，兵力应该如何使用，工事应该如何构筑 ……上级首长这样布置，我们都觉得太对了，一句意见也提不出来。军团长立刻警告我们说：“这样不行，你们应该自己考虑更好的作战方案，仗是要你们来打的。”
接着，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那时候，彭军团长隔不了一两天来前沿一趟，检查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射击孔。工事在他严格的要求下，不断地修正着、加固着。部队日夜在讨论，演习；演习，讨论。
我们的部署是这样：三营守高虎垴，山顶的支撑点由十一连来守；二营防守高虎垴西边的王土寨；一营作为团的预备队，配置在高虎垴三营的后方。
布置好后，就构筑工事。将粗大的松树锯倒，作为工事的顶盖，埋上二三尺厚的泥土。无论单人掩体、机枪的工事，都做得像碉堡那样结实。工事外围，又挖了深深的外壕。因为工具少，任务紧迫，只好日夜连着干。我们估计敌人这次使用的可能是刚从上海调来的税警纵队，该队是德国顾问亲自训练的，全副德国装备，还配有大口径的火炮。后来彭军团长来视察时，又作了指示。我们在工事上又加盖了两层粗木头，并且加强了附防御物的敷设。除埋下许多地雷外，又到山上砍来了许多竹子，削成一根根二三寸长的竹钉，放在锅子里炒干了，钉在木板上，然后把这些钉板铺在外壕的前面，上面撒上乱草和泥土。
一共经过了十几天，准备工作大体结束。
二
就在结束准备工作的第二天，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敌人后面的许多帐篷拆除了，而且有不少穿蓝衣便服、戴草帽的人，朝我阵地窥望。飞机的架数和次数都有增加，不断在阵地上低空盘旋。这些迹象表明：敌人即将有新的行动。下午，忽然阵地上响起炮弹的爆炸声，工事上的泥土被震得刷刷直掉。我们急忙跑出团指挥所一看，山头上黑烟滚滚，还有许多炮弹在半空爆炸了，绿色的黄色的硝烟，停留在空中，夕阳也变了脸色。“难道今晚就开始吗?” 我们互相望了一下，经过很简短的交谈，立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敌人不敢夜战，这是试炮，真正的攻击在明天。
“对，明天拂晓！”王团长肯定地一劈手，立刻喊叫起来：“通信员，传令各营，后半夜四点钟进入阵地!”一面向师部报告。
天刚拂晓，十多架敌机就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来了。我们通过了望孔观察着。敌机丢下的炸弹，像一大群黑老鸦飞坠在阵地上，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脚下的土地被震得摇摇晃 晃。一批飞走了，又来了一批。俯冲时凄厉的尖啸声，像一根铁丝，把那沉浊的巨大的爆炸声串连起来。接着，对面山上就开始打炮，高虎垴以及友邻部队的阵地，立即陷入一片烟火的海洋中，暴雨似的炮弹几乎把山头抬起来了，整个大地，好像在这片粗重的爆炸声中崩塌，下沉。
敌人攻击前，一定会进行炮击，可是打得这样密集、这样猛烈，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团长焦急地在工事里走来走去，把拳头捏得格格响，不时地嘟哝着说：“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
参谋长卢绍武同志正在不断地轮流和三营二营通话，喊得脸红脖子粗。我们从敌人的炮声和参谋长的话语中，聚精会神地探测着敌人的动向。忽然，卢参谋长使劲拍打起电话机来，用嘴吹，用手摇，最后懊丧地把话筒放下，叹口气说：“电话线炸断了!”我转身对团长说： “我去二营看看。”
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被硝烟遮蔽着，黯然无光。团指挥所就在王土寨的后山脚，到二营的阵地，只需要爬二百多米的一段山坡。我沿着交通沟到各个工事去检查战士们的战斗准备。工事里一片沉寂。战士们紧握着枪和手榴弹，头上、身上落满了灰土，脸色和灰一样惨白，而他们一个个严阵以待，一双双眼睛愤怒地注视着敌方，紧靠工事的土壁，不动，也不说话。我还注意到有一个战士正在系鞋带，他的手指抖索着，一遍又一遍，老是系不好。两个钟头以前，我亲眼看见他们欢蹦欢跳地进入阵地的，而现在，却像完全变了样。工事构筑得坚固，被打塌了的很少。在这点上，可以说，敌人几乎是白费了大量的炮弹。可是，这些 灼热的钢铁，却把初次打阵地防御战的战士们的心烫伤了。炮弹一个劲地往工事上倾泻，连队指导员和政治战士们却还在进行着战场鼓动，极力地叫喊着，想压过炮声。
就这样，一直打了两个多钟头。忽然，我发觉弹着点逐渐移到第一线工事的后方去了。我正在诧异，营部的旗语兵一头钻进了隐蔽部，急促地报告：“团部打来旗语：敌人要进攻了，准备射击！”这时，果然听到对面山下人喊马嘶。二营长梁纪生立刻传下命令：“进入射击位置！”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拂去身上的泥土，从胸怀里拿出武器来。从这些被保护得很好的武器上，我看到每个战士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手中的武器！
从观察所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的进攻。高虎垴阵地前面，敌人非常密集，可能有两个师的兵力，显然，敌人是想夺取这个制高点。王土寨前面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从东面，从西面，都传来敌人冲锋时的嚎叫声。我又仔细地观察敌人的队形：冲在最前面的是法西斯蓝衣社分子，一个个歪戴草帽，腰束皮带，手提“二十响”，像阔少爷那样，摇摇摆摆地向上爬；后面就是如潮水一样涌来的步兵。这一线一二十里的山坡，变得黑糊糊一片，像蚂蚁一样几乎全被他们盖满了。而我们的阵地，却还是一座沉静的大山。那时候，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多半用自己造的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叫嚷，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沉默，在敌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刚才两小时炮击的结果，于是愈加疯狂起来，嚎叫着，争先往山上蠕动，只见烟尘滚动，刀光闪闪。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每一个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颗等待击发的子弹！
我看了看表，敌人是九点钟开始攻击的。
敌人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的射距以内，于是，重机枪粗犷的音调突然呼啸起来；不久，许多轻机枪、迫击炮也响了。枪炮声激动、振奋着战士们的心。战士们都在专心一意地射击着，和刚才挨炮弹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制服敌人。尽管不少敌人倒下了，但活着的还是一股劲朝上涌，很快就到达了我们鹿砦的跟前。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蓝衣社队员，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个踮着脚蹦跳起来，一边尖声惨叫，好像站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敌人后面的大部队，大概因为眼看快冲到了我们的阵地，劲头来了，只顾朝前拥，从倒下的人们身上踩过去，于是一批紧接着一批滚跌下来，嚣张的冲杀声立时变成了凄厉的号叫。虽然来势凶猛，却终于扑倒在岩石砂砾之中。
这时，高虎垴阵地前面，突然冒起一股股黑烟，接着地雷“轰轰轰”地爆炸了。二营长也立即派出战士到投弹孔投掷手榴弹。子弹虽缺，土造手榴弹倒有的是，骄傲的敌人，这时却变成了泥鳅，在外壕前三四十米这一段地带，你挤我轧，乱蹦乱跳，又哭又喊。“附防御物”发生了作用！我们的手榴弹又让那些麇集着的敌人安静下来，以各种不同的姿势躺倒在山坡上，那些还没有进入竹钉地带的敌人，只好匆匆忙忙滚跌下去。敌人第一次密集队形的冲锋，便以丢下数不清的尸体而告结束。
战士们忙碌地到阵地前去抓受伤的俘虏，收集枪械弹药。二营长即刻整理部队，准备对付敌人第二次冲锋。
我钻出了工事，才注意到敌人的炮火打得正紧。一眼望去，在一营集结的地方，浓密的硝烟像黄色的布幕，悬挂在低空，什么也看不见。看来已经有几百发炮弹落在那里了。我想到，一营作为预备队，没有筑什么坚固的工事，只是挖了些掩体，这一顿炮弹吃得消吗？想到这里，好像踏空了一脚，心猛然往下一沉，急急忙忙往山下奔去。这时，敌人因为攻击失利，炮火又转移到我第一线工事了，而且飞机又来了，带着骇人的怪叫，俯冲投弹。
我一进指挥所，就看见团长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他一见我进来，就嚷起来：“老苏，哪有这种事，前面在冲锋，忽然，炮弹就一齐打到后边来了，打得你头也抬不起来，躲闪也来不及。咳，哪有这种事！”他平日对待士兵很体贴，打仗是个猛将，而现在，他看到一营伤亡很大，尤其是还没有捞到和敌人交一手，就打得这样惨，无疑是在他心上剜一刀。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文书进来报告说：“一营趁敌人炮火移向前沿的空隙，查点了一下人数，全营只剩下九十多个人。”团长一听，就咒骂道：“打这个倒霉的阵地防御战，命都给整掉了一半！以往几次反‘围剿’，我们从来都是吃肥肉的！”说着，又赶紧打电话通知一营迅速整理部队，尽量疏散，修补工事，防备敌人再次炮击。这是几百个战友的鲜血换回来的经验教训呀！
团长很不安静，似乎要用不断的强烈的动作来克制自己的痛苦。我呢，理解他，同情他。我也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指挥上必须保持镇静，可是又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我心里也很乱。 指挥所附近突然落下了许多炮弹。从了望孔向外探望，敌人的炮火又移向我第一线阵地后面了，这就是说，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击。因为敌人炮火封锁，同三营的交通很困难，电话线断了，没法了解阵地上的情况；接连派出了几个通信员，又不见回来。
突然，一个战士几乎是滚进了指挥所，满身烟火。我认出他是三营的通信班长小刘，矮矮的，脸孔黑里透红，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有了三年党龄了。我们一边帮他扑灭身上的火，一边焦急地问他：“怎么了？怎么了？”他喘着气口吃地嚷道：“报……报告，韦……韦营长牺牲。他……要……要弹药!”团长一听，跳了起来。
通讯主任放下听筒，对我们说：“军团长亲自来电话”。一会又补充道：“上午，他越过师，直接来了三次电话。”
从听筒里，我听到了熟悉的彭军团长的声音，我连忙朝团长招招手。我们两个人像小孩子似的，头和头靠在一起，把听筒放在两人耳朵之间，仔细地听着军团长的说话。军团长第一句就说：“你们打得很好！知道吗！在你们面前，是敌人的精锐部队！可是，他们照样碰了壁”我们请求他补充弹药。他用爽脆的声调说：“马上派人送来！”
“我们一定守住阵地!”团长对话筒里喊了一声，直起身就对通讯主任说：“你去代理三营营长。”
忽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员喊起来：“三营的电话接通了!”
团长摸过去，抓住听筒就问，“怎么样?怎么样?伤亡大吗?能坚持吗?”
他的脸色，由紧张而逐渐和缓，连声回答着：“好!好!对!注意节约子弹……抓住时机，组织小部队的反冲锋，用刺刀!敌人害怕它，我们的战士却喜欢它！”
他丢下听筒，转身把粗大的手掌向下一按，对身旁的参谋说：“命令团直属队的勤杂人员全部集中，补充到一营，去准备战斗！”
敌人的第二次攻击很快被我们击退了。前沿阵地沉寂下来，只有炮弹不断地在山梁后爆炸，敌人还死力地封锁着我后方的交通。军团部几次派人来送弹药，师部和兄弟部队来送饭菜，可是都无法送上阵地；而且，不幸的是电话线又断了，和高虎垴阵地的联络，竟至完全断绝。
我们正在焦急，忽然看见从高虎垴山上滚下来一个人，他一会儿飞跑，一会儿卧倒，穿行在炮火中间。等他跑到指挥所，我们才认出又是那个通信班长小刘。他掏出一张纸，递给团长，一边说：“为了送这封信，我们班里牺牲了三个同志。”他的声调很平板，淡漠，好像是说着几年前的一件旧事，表情也很呆滞，真看不出就是刚才那样机灵地穿过二里长炮火封锁区跑来的人。
这是一张普通的被揉皱了的光连纸，上面有几块鲜红的血迹，墨水大部分被汗水浸化了，但还可以辨认出那些匆忙写出来的笔迹。纸条上这样写着：
团首长：请不要派一营增援，团里不能没有预备队， 我们三营有信心坚守阵地，只要补充些弹药，哪怕剩下一 个人，也不让敌人跨过高虎垴一步!
三营
这一定是通信主任去后，告诉大家：我们准备动用一营预备队增援他们，才写的。
我们都很感动。这就是我们的红色战士，据守在这样危险的阵地上，考虑着的却还是全局的安危。我看见团长反复地读着那几行歪斜的字，捏着纸片的手指微微有点抖动。我知道他也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沉默了一会，他问小刘，“三营伤亡多少?”
“大概有一半”。小刘回答。声调还是那么平板。
这时候，有两个人跑进团指挥所来，原来是军团参谋处的侦察科长和管理科长。军团首长听说好几批弹药送不上去，很是焦急，派他们来，坚决要利用中午敌人停止攻击的空隙， 将弹药送上阵地。
他们一说明来意，我和团长还没有回答，站在一旁的小刘却猛然跳到他们面前，脸上光彩焕发，连声喊道：“真的吗？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来带路！快走吧！”他的声调忽然变得宏亮、热烈了。
他们走了以后，团长按着我的肩头说：“政委，你守一下指挥所，我去三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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