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文化程度，无线电队的学生最高。他们有的是初小毕业或高小肄业的；有的是在红军里学过两三年文化，能写写墙报的。但是要学无线电，这点文化还是很不够用。因为无线电这门课，必须要学习英文和算术；加上学习期限又短，只有六个月，所以学起来也很吃力。由于这些年青人非常努力，绝大部分同志都学习得很好。经过短期实习，就能当报务员。许多新来的教员，看了我们的教育计划直摇头，认为难以实现，但是最后都被这些学生的成绩说服了。记得有一个名叫曹怀银的同志，原来根本不认识汉字，只学了一点新文字字母和拼音，他到通信学校后，很快地就学会了无线电报务技术，并且同时学会了不少的汉字。
学校里学习的条件是很差的。群众让出来的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地住着学生和教员，大一点的房间就做教室。教室里，桌子和凳子很不齐全，借到什么用什么。从附近小学借来的几张桌子，算是最好的课桌了，次一点的是向群众借来的餐桌和条桌，更多的则是用几块石头架起一块木板来当桌子用；坐的，除一部分借来的板凳外，大多是石头和蒲团。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种种物资都非常缺乏。除了纸能保证供应外(当地出产很好的毛边纸)，其他如练写数码和英文用的铅笔和钢笔就很困难了。没有钢笔怎么能够学习呢?于是大家便想点子，自己动手来做，如利用小竹管或鹅翎削尖了当钢笔；如果谁要碰巧分得一个钢笔尖，就像得了宝贝一样，用了必擦，不让它生锈，用坏了，磨磨、修修再用。大家虽然没有学会做铅笔，但是在节约铅笔的方法上也有不少“创造”。每个班都开专门的讨论会，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方法；都把节约铅笔列为竞赛项目之一。每个学生都有几副夹铅笔的铁皮管或竹片，半寸以上的铅笔头是不会被随意丢掉的。
那时候，晚上哪有灯啊，一般都是用松柴照明，满屋子烟雾腾腾，只能读报、上政治课或者开讨论会。一九三二年以后，根据地发展了炼制樟脑油的手工业，我们才能点上不带玻璃罩子的油灯。听说一桶樟脑油能换五桶煤油，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我们即使用这样贵重的物资，仍然得不到明亮的灯光。
吃的方面，也十分困难，每人每天供给大米一斤半，另发菜金(包括油盐)二分。每人一斤八两大米，一起煮，饭量大的和饭量小的同志搭配起来都够吃。一九三四年因为粮食困难，上级号召节约，把粮食减为一斤六两，工作人员减为一斤四两，饭量大的人就有些不够吃，但是大家的精神却非常愉快，学习也非常积极。
一九三二年以前，我们一年能领到几次“草鞋费”，每次一元或五角，很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一九三三年以后，“草鞋费”不发了，我们总希望每月能在菜金内节约再节约，分到一点“伙食尾子”。在减发粮食以前，每月还能分到一角、二角的；减发粮食以后，希望就很小了。于是大家就想办法搞生产，养猪、养鹅、种菜、打柴，只要不损害群众利益的生产门路，我们都干。这样不仅节约了菜金，而且改善了生活。
当分得一角或者几分“伙食尾子”的时候，党、团员们总是先交两枚铜元的党费或团费，再交一枚铜元的“互济会”会费(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互济会)。剩下的钱就买牙粉、牙刷和针线，有的买二两苎麻搓绳子打草鞋。那时候经常打赤脚的人是很多的，如果能买点苎麻打双草鞋穿，就算是很好的了。
学校里有俱乐部，各队的“列宁室”里，有墙报、棋子、乐器，全校也时常进行各种体育比赛。自己组织的晚会，总是离不了“活报”、唱歌、小调、谜语、笑话和故事等几种节目，有时还来个捉迷藏。每逢春节，我们就同当地群众一起，敲锣打鼓，跳跳唱唱，搞得也挺热闹。虽然学习相当紧张，但生活是很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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