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校校长兼政委是刘伯承同志。全校共有六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政治连，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学习期限为半年。我们这批已是第二期的学员了。
我被编在工兵连。 一开始学习， 耳朵里听到的全是些新名词：“药量”、“直径”、 “础材”、“桥桁”，“－”念成“减”，“＋”念成“加”，打疙瘩叫“连结法”，…… 这对我这个没“喝”过一天“墨水”的人来说，真是觉得处处新鲜、样样稀奇。
连长赵新明同志和指导员阿金同志经常向我们说：“工兵是一个要求具有丰富科学知识的技术兵种。”这话实在不假。我们学习的内容非常多，像工兵专业课程——筑城、架桥、渡河、爆破和战术，都是从十几本老厚老厚的书本中编选下来的。我们这些过去在家翻土巴的人，要把这么多基本技术和组织指挥作业的技能，在半年时间内全部学到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兵驻在瑞金南门外河边的一座小楼里。全连一百多个同志，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个个身强力壮，爱蹦爱跳，活像一群小老虎。可是提起看书和写算，那就傻了眼。尽管上级采取了“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原则，但是，我们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了，学习中还是遇到很多困难。
记得第一个学习科目是工具的使用和筑城。起初挖些散兵坑、掩体，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学到坑道作业，就觉得复杂得多了。吴教员上课时说：“坑道开口，按类型分‘垂直’、 ‘水平’掘进。”大家一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什么叫“垂直”、“水平”呢？后来还是吴教员用硬纸叠成坑道模型，上面写明各部名称和尺度， 加以说明， 我们才明白坑道的 “垂直”、“水平”是什么样子。弄清道理之后，接着就到城南六里处的竹麻岗坑道作业场去实习。晚上，坑道外点起汽灯、坑道里点起蜡烛，日夜不停地挖了三个星期，才将一部分工兵基本技术学到了手。
随后，我们便进入了操舟架桥或门桥漕行训练。一天下午，教员把我们带到一条河边。他简单地讲解了一下“流速计算法”，并说明要是每秒流速达三公尺以上就不能架桥。接着他就在河边作了两个距离不同的标记,又把一块小木头扔在水里，看了看手中的秒表说:“大家注意，现在开始!”我们都紧张地等待他报出距离和时间， 谁都暗地里希望能报个整数，以便于计算；不料他报告的距离是四十五米，时间是三十八秒。大家算了半天，也没搞出个结果来。这样连续练习了数次后，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就是怪!每次都带零头!”这话被他听见了，他说：“怪?打起仗来谁保证给你整数!”还有些同志嘴里讲得出来，可就是用笔算不出来。时间不早了，教员只好两手一挥说：“回去吧!明天再干!”当晚各班回来，便展开讨论研究。我们弄通了道理，第二天又练习了一上午，终于把这个“流速计算法”掌握了。
开始学习操舟，有的同志说：“这个玩艺不要文化，准容易学得会的！可是几个人往船上一站，篙子一撑，船却不听话了：竹竿往左打，船向右边歪；竹竿向右打，船又往左斜；再多使把劲，船就在河中直打转转，怎么也没法使小船前进。这时全连各班之间展开了看谁操得好、操得快的竞赛。我们班长管乾坤同志，就领着我们找窍门。经过研究讨论，发现操舟不能光靠蛮力气，必须有技巧。经过几次操练，大家果然掌握了操舟的要领，小船在我们手里便变得听话起来，叫它往哪它往哪。以后就是在激流中，我们也能使船平稳地按既定方向前进了。
使我们感到更头疼的是架桥前的河川测量。虽然吴教员在河边示范了几次，同志们还是没法用直角三角形方法来测量河的宽度。后来不知是根据谁的提议，全连采取了“视力测量法”，就是实地丈量了几条河的宽度后，再到别的河边，各人凭自己的眼力和回忆，估计这条河宽是多少米。记得一排长还特别补充说：“只能多估，不能少估！这个方法，经过多次先估后量的实习，证明大家的眼力估计还差不离。这个方法，辅助了我们的学习。
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我们能识几百个字了，但还不能作详细的笔记。那时记性很好，教员讲的东西，大都是用脑子记祝一到晚上，一团团的蚊子嗡嗡闹，咬得比针扎还痛。但谁也顾不得这些，仍坐在煤油灯下，复习爆破课程，背诵着“WC=威力圈”、“R＝半径”、 “WD=填塞系数”……念得累了就互相提问，直到熄灯好久，还躺在铺上小声唧咕。
在学习中，吴教员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是河南人，高个子，日本留学生，据说是宁都起义过来的。他说话和气，有条有理，从没见他发过脾气；讲的课通俗易懂，作示范时，动作熟练准确。他是连里最忙的人，工兵专业课全是他一个人上，一天到晚不是备课、找资料，就是画图表、做模型和给我们讲课。他费尽心机，想出很多切实可行、便于掌握工兵基本技术的方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爆破中计算药量的问题。一天，我们到了东门外爆破场，准备用黑色炸药炸破土壤，大家愁着不会计算药量，他就举例说：“好比炸破一个物体，如果外部装药用一公斤，内部装药就只要半公斤。”这么一说，既便于我们计算，也便于我们记忆。
刘伯承校长对我们的学习也是十分关心的。到了最后阶段，还亲自来给我们上了几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第一次给我们讲射击学。他穿着一套灰色单衣，打着绑腿，笑眯眯地走进课堂里来。还没正式讲课，先在黑板上写了“-”号和“+”号，问我们认识不认识。我们说出了以后，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很好!你们掌握了这个武器，学工兵就方便多啦!”刘校长非常善于用大家常见的事例，通俗的解释科学道理。记得在讲弹道时，他问大家：子弹出了枪口是直的还是弯的？有的说是直的，有的说是弯的。这个问题连里早就争论过，大部分同志脑子里一下子还是转不过弯来，仍相信弹道是直的。刘校长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没有讲什么道理，只是说：“大家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说得大家哄堂大笑。经他这一诱导启发，对于弹道是弧形的这一点，就再没有人怀疑了。刘校长平时对我们连的训练和生活也非常关心，曾几次到作业场去检查指导我们作业，看到对的，点头称赞；错的，当场纠正。特别是对工兵在作战中的作用，曾作过许多宝贵的指示。
刘校长还经常告诉管理员：“工兵连同志辛苦，日夜作业，必须在生活上多加照顾１其实，当时我们连队的生活和其他部队比起来，已是好得多了。记得那时每人每天菜金是一角二分，顿顿一菜一汤，每逢星期二、四、六还有一顿荤菜吃。并且每人一年还发给灰色军衣两套，白衬衣一套，一个月一条肥皂，两个月一块毛巾。校首长为了照顾我们工兵连体力劳动多，特地多发给我们每人菜金三分，肥皂一块、毛巾一条和蓝衣服一套。碰到晚上作业，还有夜餐吃。我们都懂得，在敌人的封锁、“围剿”极端困难条件下，党和上级这样照顾和培养我们，对我们的期望是很大的；而这一切的供应和给养，都是由部队的战友们不惜牺牲得来的。在学习中，我们只要一想起这些，就有了百倍的勇气和坚强的决心，再大的困难也不怕了。
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党和校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在连首长和教员同志的辛勤指导下，我和全连的战友们一样，终于克服了许多困难，突破了文化这一难关，在一九三二年六月，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学习任务，成了一个人民的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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