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国民第一集团军。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同年九月，冯玉祥归国，在五原誓师，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国民军开始改变了愚兵政策，废除打骂制度，并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全军设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以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为主任，所属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大多是共产党员负责。为了培养大批优秀的下级军官，先后设立第一、第二军官学校，接着又将这两个学校合并为军事政治学校，王一飞、唐澍等同志就在这学校里担任教员。当红日自秦岭的高峰映射着八百里秦川的时候，国际歌声便昂扬地回旋于西安这个庄严的古城之上。
但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很快的波及到西北军。社会科学停讲了，共产主义的书籍停出了，学员的讲演会、辩论会，一切有益的活动被禁止了。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的出走了，有的被驱逐出境了，有的黑夜失踪了。混入革命的不坚定分子，有的销声匿迹潜伏在部队之中，有的则潜归乡里，有的甚至夤缘附势升官了。
但是，反动派的屠刀是杀不劲吓不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为了给反动派的屠杀以直接的回击，中国共产党曾领导西北地区的部分军队，在清涧、渭华等地，先后举行了多次起义。
可惜这些起义失败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被破坏了。留在军队的革命者失去了组织领导，大多是各行其是：有主张不顾一切干起来的；有主张研究理论把头脑先武装起来的；也有主张先找上党的关系，然后再干的；还有主张先拉队伍再找党的……直到一九二九年杜一民同志离开军校到北平，才找上党的关系。接着，一九三○年刘振亚同志亦与党接上了关系。王超同志离开学校，也找到了河南军委。于是，在反革命高压下暂时隐蔽起来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们，便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线，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些与党接上了关系的革命者，就成了西北军中点燃革命之火的火种。
一九三○年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西北军失败了。第二年初，蒋介石塞了几十万钞票在孙连仲腰包里，把这支吃了败仗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等旅)，进驻山东济宁。在改编中，一部分军官学生编为教导团的第四队(这个队后来全部归陈调元指挥，驻安庆集贤关)。当时，我和李肃等八人因为有“共产党的嫌疑”，被迫离队。大家商量决定，分头到江苏的清江浦、安徽、河南等地去找党的关系。
二、三月间，就在二十六路军被调到江西进攻红军的时候，我也赶到了江西，在宜黄的黄陂圩找到了在七十三旅的刘振亚同志。他是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着关系的共产党员。他给了我一些路费，要我回开封与陈立接头。地点是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
我到开封时已是五月初了。遵照约定的地点，来到相国寺后街，慢慢数着门牌号数，找着了这个饭庄。饭庄的半扇门掩着，从那黑底金字的招牌看来，样儿是个老店号。这到底是机关呢，还是个人寄居呢，或者是个通信的地址呢？得观察观察动静再进去。我便顺步到相国寺看看。这是开封最热闹的地方，人流中有一些人在交头接耳地说：“刘峙今天又要枪毙人……”无意中得到的这个消息，使我更急于找上关系。走出大街，一眼看见一个身材秀丽的少妇正从同春饭庄走出来。我连忙迎上去：“对不起，请问同春饭庄在哪?”
她凝神看了我一眼：“你找陈立吗?他还躺着呢……”
“我们是老同学……”我一面说着，便进了屋里。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床，床下有双破鞋子，一张方桌，桌上放着口杯、肥皂盒，一只大网篮装得满满的，大概他所有的家私都在里面。陈立正躺在床上。我向他说明是来报告二十六路军及清江浦、集贤关等处情况，找组织关系请示办法的。陈立沉静地笑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
我们正谈着，那个少妇拿着两块烤红薯回来了。看来她是被临时找来应付环境的。她笑笑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一路人。”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自惭——应付环境的能力太差，被这样一个女人看穿了。她接着说：“今天南门外又要枪毙人哪，说也是你们的，小心些吧，三弟！两块烤红薯不大不小，这明明是有计划的两个人的早餐，她在一块上面掰下? 小段，勉强分做三份，笑着说：“头两天烤红薯也吃不起，是不是， 三弟？”
陈立同志把刘峙新到开封屠杀共产党员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讲完了他又说：“我们准备搬家。”一面说着，一面穿上衣服，那疲倦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是操劳过度、缺乏睡眠。他还没有下床，忽然一个戴破草帽提包袱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人原来是我们都熟悉的王超同志。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你们不要太大意了，白色恐怖下要提高警觉。……”他是由归德(商丘)到陈立同志处汇报璜川吉鸿昌部情况的。
当天晚饭后，我们送走了这个同情革命的善良的女人，就搬到西门里绣球胡同。在这里，河南军委派方继纲同志主持了我们三个人的会议，分别交出有用的关系，决定王超同志和我到二十六路军去。
去前，先到上海找中央。凑巧在徐州车站遇见了李肃同志，便一同到上海，住在二马路中国旅馆。
党对我们的训练开始了。天天都有人来“拜访”，有穿大衫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着工装的(后来知道这些人里面有李富春同志，朱瑞同志)，每个人都给我们担任讲授一个题目，如：两个高潮之间、新军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对盲动冒险主义、兵运的最高目的是武装暴动等。
这天刚吃罢早点，又来了个细高个儿，他戴顶台湾式的草帽，穿件纺绸大衫，大摇大摆的，见面又说又笑：
“表弟你好?哈哈……”
“请坐，表兄!”王超满脸堆笑也应和着。
“上海是个好玩的地方呀，跳舞嘛，爵禄饭厅、卡尔登；看京戏嘛，黄金大舞台、天蟾舞台……好玩，上海真好玩……”
“茶房，拿麻将来！
看“来客”谈吐自如的样儿，知道他是个应付环境的能手。摸着麻将，他说：“中央决定，派你们到江西二十六路军去，明天就走。上海的情况不好。你们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就说朱瑞叫来的。”
五月的天气，早晨的江风还微微有些凉意，火红的太阳从江的尽头放射着柔和的光芒。我们准备抢过江去赶火车，迎面碰到了刘振亚同志。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了。
队伍扩大到四人， 便一同搬进南京旅社。 刘振亚向我们介绍了二十六路军最近情况： “七十四旅还跟晋城(冯玉祥住那里)保持联系；八十旅还是那个劲，坚决跟孙肉头干；李松昆有可能当二十七师师长；赵博生跟董振堂基本上是走一条路的，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愤慨。我曾向董表示：打日本就要与共产党合作，董说我年青不懂什么。这次我请假‘回家’，他批准了，并向我说：‘你到上海打听一下刘伯坚好吗？’他现在专心钻研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他张着大嘴笑了一阵，继续谈到对董振堂的工作，他说：“他对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武装暴动是将信将疑的，我只向他作侧面的表示，没有正面谈什么。”
了解了初步情况，我们便赶着往江西走。一路上，王超同志像老大哥样的带着我们。他是我们这一班人的实际上的领导者，一路上任何一点可利用的时间，他都抓紧给我们谈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特别着重解释三民主义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他认为到二十六路军去活动，不能正确地批判三民主义是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的。
到南昌休息了一天，王超去接了一处党的关系。第二天乘烟篷船南下。船上遇着一个由晋城派往七十四旅的代表，是原西北军军官学校的同学。那家伙趾高气扬，对我们横眉冷眼。我们很憋气，只有王超却和他从舱里到舱外，谈得很欢洽。上岸的时候，王超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接触。都像你们那样天真烂漫，今天就会错过一桩对我们有益的机密……”至于什么机密，他却没有讲。
到了宁都，我们便分散开来：刘振亚回七十三旅，李肃往七十四旅，我去七十九旅，王超往总指挥部。
从此，二十六路军开始了党的有组织的活动。王超介绍罗亚平（又名罗致中，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入了党，刘振亚先后介绍杨金镗（中校参谋）、王文宏（上尉执法队长）、李青云入了党，我也介绍王铭五（机枪连中尉排长）、王振铎（上尉执法队长）入了党。谁知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竟发生了一件严重而危险的事：不久，王文宏与杨金镗以威胁的口吻提出退党。党组织亦以坚决的态度提出：“以不暴露秘密为条件，否则以流血的手段对付革命的叛徒！
这一事故幸好没有影响整个工作的进行。在宁都城北一个小铺的楼上，以煮鸡吃为名，党第三次研究争取赵博生的问题。王超同志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赵博生在西北军里不谄、不骄、不爱财，勤学苦练，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大革命时倾向左派，国共分家他不满意，企图率领部队上山；此后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到宁都后的表现是同情革命的，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送总指挥部后，他都叫释放了。他经常找卫士谈话，如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也常问他：“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样大?”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曾在军人大会上公开抨击，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多方面看，赵博生是不满意二十六路军所处地位的。谈到这里，王超加重语气说：“他内心活动的主要的东西，肯定说是在积极地找寻新的出路，我们党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时机的！
他把赵博生的情况分析过后，便把预先拟好的长有万余字的一封信念给我们听。这封信主要是向赵博生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大家讨论，加以补充、修改，决定送去，由罗亚平同志收集反应，并决定：如果情况良好，则由罗同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子，罗就直接逃进我根据地。
隔了两周，罗亚平同志带着满意的表情，向我们谈起了他“试探”的经过：“那天操课的时间，赵参谋长叫我到他的寝室，从桌上摆着的几本书里，拿出我们给他的亲启信。他那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这回显得更亲切了。他指着信上划满红道道的地方，不断地称赞： ‘说得对，说得完全对－…’又对我说：‘这封信我看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系。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曾到过上海，后来又派李参谋到上海，企图找到主任（指刘伯坚同志），没有达到目的。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做我的引路人吧!’……”
党组织把赵博生的情况和要求报告了中央。不久，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同志入党；并介绍李青云任七十三旅学兵连连长。同时，中央指出：宁都党有“官长路线”倾向，并指定我与李肃同志深入到士兵里去。
党组织讨论了这一指示，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在发展组织中，也已经发现了些问题，例如有些军官说：“叫我干共产党，先骗几个钱再说！有的质问：“领导人是谁，经费从哪里来？”七十四旅一营书记长柯植(军官学校学生)干脆说：“我不冒这个险，做个同情者吧！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上层活动的忧虑。党组织决定按中央指示改变工作。于是王振铎介绍孙步霞、杨履元入党(都是总指挥部的上尉执法队员),并以此为核心,采用“拜把子” 的形式，掌握执法队。不久，李青云介绍王际坦等同志入党，在学兵连建立了领导核心。我介绍田玉珊(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李春华(特务排一等兵)入党，准备建立七十四旅的士兵支部。在七十九旅的熊伯涛同志也与我们接上关系，并开始积极活动。赵博生介绍卢子美、董俊彦(都是上尉连长)入党，在八十旅也有了党的活动。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党的情况，决定刘振亚作书记，我做组织工作，王铭五做宣传工作。士兵和官长分别组成支部， 刘与官长支部保持联系，我和士兵支部联系，王则负责文件的收发和党费收支。从此，二十六路军中党的活动就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这支久经军阀混战折磨的军队，在蒋介石“以毒攻毒”的政策下，被赶到江西“剿赤” 的前线，固守孤城已一年多了，前进则必然被红军歼灭，后退则为蒋匪帮的军令所不容。部队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因而内部矛盾更加纷纭复杂。七十四旅是冯玉祥的亲信部队，骄傲蛮横，与其他各旅都有矛盾；将校团派与士官生派之间有矛盾。军官学校学生多是下级军官，接近士兵，他们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不过最尖锐的矛盾还是集中在克扣军饷“拉紧士兵肚皮”上面。饥饿、 疾并死亡袭击着二十六路军，宁都城的四郊埋遍了士兵的尸体 (据不完全统计病死有五千人之多)。当兵的伤心地指着一排排坟墓说：“我们都要到这里来站队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炮火，激起了全国反日的怒潮。二十六路军便是这一怒潮中汹涌的波涛。“回北方，打日本！不仅成为广大士兵的政治要求，而且成为一般军官的政治要求。高级将领在这一怒潮逼迫之下，也不得不联名通电向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同年十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提高了广大劳苦群众的信念，给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也动摇了二十六路军中那些反动分子的“剿共”的决心。但是，二十六路军中的广大士兵群众，却完全是相反的情景。他们绝大多数是陕、甘、宁、青的农民，因不堪豪绅地主的压迫，而怀着阶级仇恨的怒火，被迫当兵的。工农民主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正反映着他们世世代代的希望和要求，吸引着他们的心。同时，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也起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几乎可以天天看到这样的标语： “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你们在河南苦战八个月，除了饥饿、寒冷、疾并死亡，得着了什么？”“来吧，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这些激动人心的语句，甚至对一般军官也起到了教育作用。在高兴圩、老营盘战斗后，红军放回的二十七师的俘虏， 也生动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的生活 ，夸耀着自己幸福的遭遇。红军的 “神话”秘密地传遍了全军。
当时二十六路军所盘踞的宁都，除宜黄、广昌这条唯一的却时而受到红色游击队袭击的交通线以外，其他方面相距二三十里外便是革命根据地。宁都实际上已是红色区域中的一个白点。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党中央调王超去上海了。当时，因为南昌接头的地方被破坏，王超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关系交给了敌人。十二月五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我当时用的名字)、王铭五三名共产党，星夜送行营惩处。”
刘振亚同志找我研究这个意外的事变。我忙问：“参谋长的态度怎样?”
“表示拥护党的决定，”刘振亚同志说，“这意见是译电主任转来的。”
“董知道吗?”
“现在不知道，准备告诉他。”刘振亚说，“这也是参谋长的意见。”接着，又反问了一句：“你对王超的看法怎样?”
“如果是王超出卖了宁都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研究这个电报了。要是出卖，首先被捕的就是赵博生同志，当然我们是不能例外的。”我这样回答说。因我知道王超同志是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指导南昌党的，在其他部队中也有关系，这就是说其他关系也会遭到破坏的，就现在情况看来王超并没有叛党。
“对王超同志，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现在要告诉董振堂，好准备行动。”刘振亚从内衣里掏出一个纸条说：“这是王超临走时留下的。”原来上面写的就是来二十六路军时在烟篷船上遇着的那个冯玉祥的代表所谈的机密：冯要季振同在必要时，假道红区，与粤系陈济棠取得联系，相机回北方。
刘振亚说：“现在是到了最后的时机了。”
“我同意，但必须和参谋长商量一下。”
“对。你到根据地接头吧，……”
二十六路军的总指挥孙连仲这时到上海休养去了，主持二十六路军军务的是总参谋长赵博生。他立即给南昌复了个“遵令即办”的电报。
十二月九日，朝霞刚染红了东方，一架国民党的巨型飞机飞到了宁都，盘旋一圈降落了。司机申言：有“委座”(匪首蒋介石)机密“手令”，要面交总参谋长。博生同志接来一看，原来是落到敌人手中的二十六路军中我党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还有蒋介石企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中革命者的“手令”。但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逮捕令竟变成了促使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导火线。
时机是万分紧迫了，犹豫就等于死亡。党组织决定采取坚决行动：仍由赵博生复电应付南昌的压力，命我星夜进根据地接头，以便取得红军的直接援助。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听了关于二十六路军工作的报告以后，作了如下指示：如能全部起义，部队改为红军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仲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如全部起义不可能，即以七十三旅(旅长为董振堂同志)为主，以“进剿”红军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的军官，起义到革命根据地来。如系部分起义，必须注意：镇压反革命头领，应采取坚决的手段；暴露的同志随起义军到革命根据地，未暴露的同志继续潜伏工作。起义的时间，决定在十二月十三日黄昏。
为了配合起义，军委决定派出红四军予以协助，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诸同志携电台到彭湃县政府联络。此外，中央还要求我们：在可能时，逮捕严维神、黄才梯这两个宁都群众的死敌。
宁都党组织，为着即将来临的生死搏斗而百倍地紧张起来了。赵博生借点名发饷的机会，作了广泛的政治鼓动；李肃在病院里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公开慰劳伤病员；王铭五写标语，通夜不眠；季振同在革命巨浪中也被推动起来了，对士兵公然这样讲：“要打日本就要打倒军阀！“红军跟我们是弟兄，他们也要求打日本。”……全军到处谈论着红军，甚至在士兵中流传起这样的歌子：
红军来了，缴枪吧，
每人三块大洋，回家吧!
红军来了，都欢迎，
打倒卖国军阀，回北方!
……
同志们为了鼓起士兵的革命热情，为了起义的胜利，紧张得觉睡不稳，饭吃不下，摩拳擦掌地等候十三日的黄昏。
决战的时间来了，意外的波折也来了。七十四旅要把预定起义的日期迟延一天，理由是：（一）棉衣与饷款已运到广昌，要等它到来。（二）嫌编十六军的番号名义太小（这是主要的，但没有明说）。于是以七十三旅派郭如岳（不是党员）、七十四旅派鲁寿椿（不是党员）为代表，当夜随我赶到彭湃县，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联系。结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起义推迟一天，胜利后，全军改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仲岳任十五军军长；当即发给由毛泽东、朱德同志签名的委任状。另外，军委又附送军事地图一幅。
在灿烂的灯光下，董振堂、赵博生、李青云等同志在宁都南街的小楼上开会（刘振亚同志住在城外，因秘密关系，没有出席，但他告诉我，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议决如何行动。赵博生同志遵照党的决定，把总指挥部及一部分现款一并搬到七十四旅，他本人也搬了过去，以坚定季、黄行动的决心；并在有关行动的会议上，带头坚决拥护党的全部起义的决定，以推动其他人。
会上决定，起义的具体部署是：赵博生以召开紧急会议的名义，在总参谋处解决团以上的反动军官；董、赵又以私人关系争取边章五(八十旅的参谋长)，掌握八十旅。我以师生关系争取王鸿章(二十七师参谋处长)掌握七十九旅。孙步霞同志在参谋处协助解决反动分子，并由他鸣枪以作全部行动的信号。季振同选拔精锐，到北门外解决总指挥部。李青云同志掌握学兵连的一部分，控制二十五师的电台；学兵连的另一部分由郭如岳率领，掌握总部的各电台。刘振亚同志率领特务排，保持起义后抵达根据地的交通。董振堂同志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七十四旅之间，准备策应不意的事变。我与王振铎同志则往返于各部队之间，以取得各方面的配合与联络。
一切准备就绪了。十二月十四日的黄昏终于来了。宁都城北角总参谋处的小楼上，尖锐的枪声击破了夜的沉寂。革命的狙击手们，分头奔向指定的目标行动起来。起义的火花飞满了宁都，胜利的捷音激荡在起义者的心头。
起义胜利了!
宁都城临时宣布戒严。重新颁布口令。赵博生同志亲手写了两个字：“解放!”
太阳出来了。十二月十五日早晨的宁都城上，飘起了胜利的红旗。红军第五军团呱呱坠地了。
谁在收藏
浏览：192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