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在高兴圩的北面又和蒋光鼐部打上了。
黄昏时分，敌人向后撤了，战场安静下来。我们正打算休息一下，上级命令我们一连乘着夜色插到高兴圩街上去，任务是：如果没有敌人，当即占领它；如果发现敌人，立即接战并派人回来报告。
我们悄悄地摸过山坳，向村里摸去。不知是敌人哨兵撤了还是睡着了，我们一直插进街里，还没有被发觉。可是正当我们泰然地走向街心的时候，突然一道手电亮光落到我们身上，随即有人惊叫道：“共军进来了!”接着一场混战便在街心展开了。
这真是一场突然的遭遇战。幸而我们队伍比较精干，又是作了战斗准备的，一打，便趁着乱劲闪开了敌人，钻进一所敌人用作厨房的屋子里隐蔽起来。这时街上敌人的喊声、哨子声、杂乱的脚步声混成一团，不时有成队的敌人从房边跑过，嚷叫着：“ 搜，挨家搜! ” “抓活的，别让他们跑了１显然我们已经落入敌人的重围之中了。我一面派出通信员偷摸出去向团部报告情况，一面清查人数，布置好警戒，准备稍加整理，再趁着乱劲冲出村去。 落入这样危急的境地，在我们连还是第一次。连长、副连长都在白天战斗中牺牲了，现在应该怎样把部队带出这个危险的地方呢？我一面检查着岗哨，一面思索着。突然，靠北窗的墙根下一个战士的谈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听他那北方的口音就知道是那个第二次反“围剿” 后才补来的新战士。他大概负了伤，这会正一面啜泣着一面说：“完了，这会咱连算完了！ ……”
这时旁边一个人答话了：“怕什么，我们能突出去！听得出这是杨维桂的声音。他还很年青，是不久前才入党的。在白天的战斗中胸部受了伤，这会一说话还不停地咳嗽。
“他们好人还可以突，可我们……”新战士索性哭起来了。
“不要紧，丢不下你!”杨维桂压低了声音说：“你知道么，我是共产党员；放心好了，有我就有你!”
我正想参加他们的谈话，忽然胳膊被谁碰了一下，原来是二班副班长(名字不记得了)。他附着我的耳朵激动地说：“政委，有什么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好了！他把“我们”两个字说得特别重。我明白“我们”是指的共产党员们。二班副是个农民暴动时参加党的老党员，平时闷声不响，但在这紧要关头他却主动来要求任务了。二班副说得对，越是在危险的时候，越需要依靠连队的坚强的骨干——全体共产党员们，把这支部队从危险的边缘上带出来。于是我低声地但是坚决地喊了声：“共产党员站出来!”
同志们一个个急速地向我走来。虽然白天战斗中伤亡不少，党员只剩下十几个了，但他们却是整个连队的支柱。就在屋子中央、灶台边上，一个临时的党员大会召开了。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当前的处境和突出重围的打算，并且提出：要求全体同志不怕牺牲，带领好群众，照顾好伤员，把部队带出去。
我的话说完了，杨维桂同志首先发言。他说话很困难，不停地喘息着：“只，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就一定把部队带出去！这话表达了全体党员的决心。就这样，一个重要的决议便迅速地通过了。
我们把部队组织了一下，几个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组成了一组，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其他的党员同志分别插配在队伍中间。准备停当了，便悄悄地贴着墙根向村外爬去。
村里，敌人还正乱着，直到我们爬到村口他们才发觉。领头的几个同志当即卧倒，向敌人还击，连队迅速沿着田沟撤到山边的一个小寨子里。
部队安全脱险了。担任掩护的同志也陆续集合起来。走在最后的正是共产党员杨维桂同志。他在掩护全连时又负了伤。只见他大声喘着气，左手挂支步枪，脚步蹒跚地走着；右手却还紧紧地挽着那个受伤的新战士。
天亮的时候，我们安全地找到了部队。
掌握武器的人
第四次反“围剿”以前，我已调任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黄陂战斗开始时，我又调到十一师政治部任总支书记。
这次战斗打击的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色的新式装备。部队一出击便缴获了一批新式武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法国造“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样子奇特，烤蓝崭新。大家这个瞅瞅，那个摸摸，眼看是个好东西，可就是干着急不会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火速报告到师里，师里要我们在半小时内组织人力学会使用，我连忙通知各连的青年干事和支部书记集合。他们都是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年青脑，投入当前的战斗。
接受了任务子快，又有决心。在集合人的功夫，我又到俘虏队里，找到了一名使用这种机枪的射手。
一切弄停当了，谁知动员这个俘虏的时候又费了周折。俘虏听说要他半个小时以内教会使用，便把两片肥厚的嘴唇一撇，轻蔑地说：“半个钟头？光认识零件、装装卸卸，半个月你们也学不会。当初我学了整整一个月还用不好，你们……”大概他还有点害怕，把半截难听的话咽下去了。
这可把同志们气坏了。青年干事杨维桂怒气冲冲地说：“我们怎么？你会打，还不是连人带枪都当了俘虏?你要不教，我们自己来!”这时一连支部书记张家宗同志伸手拉开杨维桂，笑着对俘虏说：“老乡，你要说教着费事，那么打打我们看看总成吧?”
俘虏懒洋洋地说：“打打你们看看嘛，那倒可以。”说着拖过枪来，装上子弹，朝着对面山头打了一梭子；一边打，还故意卖弄地来了个“花点”。
打完后，张家宗又要求道：“再来一次，动作慢一点。”俘虏又照做了。俘虏的手刚一离开枪身，张家宗便一下子扑到枪上，按照俘虏的动作，一丝不差地把枪调理好，然后瞄准了右前方的一棵大树猛地扣了扳机。只听得“达，达达！几个连发，被打中的树干上，白色的树皮像受惊的麻雀一样扑扑棱棱地飞散开来。打完，他站起身来，对我说：“总支书记，我上去啦１说罢扛起枪，挟起两个弹盘便飞也似地向阵地上跑去。这时，我看看表，刚好是十五分钟。
张家宗走后，孙福厚、陈庆云、杨风山等同志也都每人拖过一 支枪来，按照俘虏的动作做了两遍，然后分别带着枪，迅速地跑上了阵地。
俘虏愣愣地望着一个个远去的背影，完全被这奇怪的场面惊呆了，连我向他道谢都没有听见。好半天，才转身向我立定了，感叹地说道：“你们，你们共产党一定能够得胜!”
“这回你算说对了１我用毛总政委多次教育过我们的话对他说：“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革命觉悟的人，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我的话没有说完，第一挺“哈齐克斯”已经在一连阵地上清脆地、有节奏地响起来了。
“紧要关头”
黄陂战斗已经进入了围歼的阶段。上万的敌人被紧紧地装在山谷里。在震天动地的冲锋号声中，我两侧的部队正像山洪一般涌向谷底，插入敌阵。
这时我正在三十二团指挥所，和团的杨成武政委一起观察前方战斗情况。当我们正在为这大围歼战即将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忽然在谷口的方向有一个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只见有一大股敌人正向着谷口的山头冲击，从火力的情况和队伍的形状看来，很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他们为了夺路逃命，拚着全力扑向山头。攻击一次比一次猛，而且越来越接近山顶了。扼守谷口的部队也正在全力坚持着。凭经验可以看出，双方的争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哪一方，只要增加一点力量便可以把对方压下去，但是彼此似乎都缺少这么一点点力量，因此，战斗正处于胶着状态。
这时，我们都不由得暗暗发急了。手头没有部队拿上去，那么，扎口子的部队能顶得住吗?万一吃不住，敌人就有可能逃掉一部分，全歼的计划就要遭到破坏了。
我们正着急呢，不知谁低声说了句：“聂政委来了１我一转身，看见军团百色起义百色起义政委疾步跨上了一块山石，举起望远镜向谷口方向望了望，然后几步跨到杨成武政委的面前，严肃地说：“看出来了没有?”接着他又一字一顿地说：“这是紧—要—关—头!” 我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聂政委，等着他继续作指示。可是杨成武同志却一弯腰向着谷口方向跑去。他一面跑一面高扬着手中的驳壳枪，大声喊道：
“同志们，刚才聂政委对我们讲啦，这是紧要关头，冲啊!——”
他那矫健的身影迅疾地跃上正在激战着的山头。直到看他登上了阵地，还可依稀听到那激动人心的喊声：“……这是紧要关头，冲蔼—!”
就在这及时有力的政治鼓动下，战斗马上变了模样：我们阻击阵地上枪声更密了，喊声更响了，一大队反冲锋的队伍端着刺刀扑向涌至山头的敌群，把敌军一直压向谷底……
看看这情景，聂政委嘴角上挂上了笑意。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经历了紧急关头而今转危为安的阵地，思索着刚才的一切。
从杨政委的模范行动里，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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