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停晚，收操以后，我们正在连部院子里召开支部大会，营长刘毅同志从藤田街上匆匆赶来了。他一进院子，汗也没顾上擦，就大声嚷“老孙，好消息，又有大仗打了!”
刘毅同志是和我一道从红四军下来的，原在红四军三纵队十九大队当排长。为人热情直爽，指挥打仗也有一套办法， 很得全营同志的爱戴。 我们看他那兴冲冲的样子，又听他把 “大仗”两个字喊得特别响，都知道有重要任务了。
果然，刘营长告诉我们，在边沿区活动的赤卫队送来了紧急情报，郝梦麟的五十四师正在永丰城里抓夫、派款、探听根据地的情况；吉安、吉水等地也有敌大部队在调动，看来敌人向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就要开始了。因为敌人来得快，根据地的空舍清野一时还来不及做好，所以县委决定我们一连火速赶到前面去，协同当地群众和赤卫队，沿从永丰到兴国的大路迟滞和袭扰敌人，掩护根据地群众空舍清野，以配合主力粉碎敌人的“围剿”。
事不宜迟，我们当即集合队伍，向边沿区出发了。
这时正是阳历七月中旬。往常，这傍晚时分，塍头、村口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摆龙门阵的、做游戏的，山歌连连，笑声不断，可是现在却换了另一种景象：赤卫队员押着反动地主，群众挑着粮食、赶着牲畜、抬着笨重农具，秩序井然地向山里走去；村口的树林里、池塘边，火亮闪闪，人影幢幢，大家都在把搬不动的东西埋藏起来……
在离古城不远处，我们又碰到了一支上山坚壁的队伍。他们一见我们，连忙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打听情况。我简单地谈了谈敌情，便向他们说：“把整个家搬到大山里去，真是辛苦呀，……”
我的话还没落音，就被一个粗大的嗓门打断了：“辛苦!干啥不辛苦?种地作田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哪，闹革命打国民党嘛，还能不吃苦!”
我一看，原来是赵家老爹。这老爹已五十出头了，是贫农团的积极分子。只见他腰里插着两把镰刀，背上背个包袱，肩上还扛着个舂米用的舂槌。看他这副打扮，我开玩笑地说： “老爹，怎么把这玩艺扛上山了?你还嫌山上的石头少哇?”
“嗬，这个可不能留在家里。”老爹严肃地说，“你不看新稻快熟了，得想法让敌人干瞪眼吃不上嘴才行。等咱们主力把白军一消灭，老子回家还要用这玩艺舂新米吃哩!”
他的话那么幽默乐观而又充满自信，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望着那群在黑暗中渐渐隐去的背影，不由得想到这些人的变化。今年二月间，这里还是赤白交界。那时候，我们偶尔活动到这里，打了土豪，把粮食衣物分送到群众的门前，他们都不敢要，其中就有这个赵老爹。后来这里变成了根据地，开展了工作，分了田地，人们的觉悟提高了，但对于应付战争却还没有什么经验。就在一个半月以前，敌人第二次“围剿” 开始时，我们来动员他们空舍清野，他们还坚持不肯离家。叫得最凶的人里又有这个赵老爹。可是现在不同了，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已经从切身经验中懂得怎样去赢得战争了。
想到这一切，我增添了无限的信心。
当夜，我们赶到前沿几个村子，找到了当地的武装委员和赤卫队长。他们刚刚接到城里秘密党支部的报告：敌人明天就要出动了。
敌人马上就来，这仗该怎么打法呢？我们名义上是一个连，其实不过四十多个人，加上附近几个村的赤卫队也不过百把人。全连只有二十八条枪，还有一半是些九响枪、单打一。以这样的兵力，要想顶住敌人是困难的。好在这里是芙蓉山区的西麓，地形很好。从这里往南，全是连绵不断的大山，永丰通兴国的大路就在这丛山峡谷间蜿蜒通过。我们决定让敌人进来，利用山林隘路来阻击敌人。第一个阻击点便选在藤田与古城之间的山谷口子上。
我和武装委员商量了一下，由我带部队去破坏沿途的桥梁、道路，并检查空舍清野工作；赤卫队负责在阻击点上设置障碍。
我们干了半夜，拂晓，来到阻击地点。一到这里，不由得吃了一惊：昨晚检查空舍清野的情况时，这村走到那村，到处是空空的，找不到一件家具，见不到一个人影，这会却满坑满谷都是人，一条冷清清的山沟变得比墟场还要热闹。原来群众一听说要在这里作战，便自动从山林里赶来参加破路。他们想出了种种方法：路面上挖了一条条沟壑，从大路两侧的山坡上撬下石块、砍倒树木，拥塞住道路。大家吆喝着、欢笑着，几个钟头的工夫，一段里把长的山谷到处塞满了树木、乱石，大路被严严地遮断了。
随后，群众便在武装委员的带领下转到第二线上去了。按照第二次反“围剿”曾经用过的打法，我们把三个排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配备一二支快枪，分散埋伏在两侧山头上。赤卫队配置在我们后面。
敌人路径不熟，找不到向导，沿途又要修桥补路，三四十里路足足走了六七个钟头。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才接到哨兵的报告：“敌人来了!”
我登上一块山石向前望去，只见敌人前卫约有一个连，一进沟口，就被横七竖八的障碍物拦住了去路。敌人是大部队行动，骡马辎重一大堆，非走大路不行。为头的一个军官四下观察了一下，吆喝了几声，士兵们便大背着枪，动手开路。这些年久的古树，又是从山上胡乱掀下去的，枝桠梢头纠缠在一起，哪能轻易扯得动?十多个敌兵拥在一起，好半天才像蚂蚁搬食一样拖出一棵。这正是个好机会。我把手中的小红旗一摆，一声令下，遍山红旗招展，各组同时开枪。这一阵乱枪里，敌人倒下了七八个。
敌人的大队也上来了，走在前面的足有一个营的兵力。一排长张龙清年纪小、眼睛快，他扯着我的衣服叫道：“指导员，快看！”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敌人正在一块小高地上架重机枪，后面一伙子敌兵扛着几门迫击炮奔向前来。我不由得暗暗好笑：“看样子，敌人是打算像样地干一家伙了！”其实这也难怪，我们空舍清野如此彻底，敌人找不到群众，就像瞎子一样，根本弄不清我们的情况，再加上我们一律用的是快枪，又有这么多掩映在竹林树丛间的大大小小的红旗，他们当然要把我们当作主力来对付了。
我们继续阴一枪阳一枪地引逗敌人。敌人开炮了，五六挺重机枪不分点地朝着山头射击，步兵也摆开散兵线向着山上冲来。看看敌人已经完全上钩，我们便派一个班长带一个组在这里继续迷惑敌人，又派一个排转移到第二线去照样布置阻击，其余的便悄悄撤退了。我们走出好远，还望得见山头上腾起一团团炮烟，听到那密集的枪声和狼嚎似的喊杀声。让他们去打吧，他们冲上去、撤下来，再扫清路上的障碍，少说也得两三个钟头，我们可要找地方休息了。
沿着山林中的秘密小路，攀藤附葛，翻山越岭，我们来到了群众隐蔽的营地。营地完全设在深山里边，离大路远，又秘密，不是熟悉的人是找不到的。
这里，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藤田一带几个村庄的群众都住在这里。古树间，竹林里，石壁下，山溪旁，到处是人，有的埋锅煮饭，有的喝着茶水，嚼着干粮，有的做针线，有的闲聊天。小孩子在母亲怀里安静地吃奶，牛驴在山坡上嚼着青草……在人们脸上，看不到任何惊慌的神色，倒像往常进山砍柴、收笋、种蘑菇，完工后就要回家似的。一切都那么安详、宁静、有秩序。自然，也有紧张繁忙的人：干部们跑来跑去，张罗着照顾群众；赤卫队员在山口要道站岗放哨，派出游动小组来回巡逻；少先队员们手执大刀矛子，警惕地看押着反动地主；向导队已打好了草鞋，砍好了竹杖；担架队员们在捆绑和检查担架；运输队员们的身边摆着一挑挑粮米、菜蔬……这些为支援红军作战所作的准备，虽不一定能用得上，但照例都是搞得停停当当。
我们一进营地，就被群众包围了，有人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有人拉住我们打听战斗的情况。在这里，我又碰见了赵老爹，他正聚精会神地削着一根竹杖，准备参加向导队去。我和他开玩笑说：“老爹，要给红军带路可得早去早回，别误了收新谷啊!”
“放心吧，只要毛政委带着咱们主力一过来，我这新米准保吃得上!”
我们正谈论着，忽然山下又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这是敌人在第二线上和我们另一个排碰上了。
当天晚上，敌五十四师进了藤田。算起来，从第一次阻击的地方到藤田不过七八里路，敌人足足走了五个钟头。
敌人一驻下，我们赤卫队的侦察小组就来报告，说敌人进村以后正忙着号房子、弄饭吃、修筑外围工事，看样子今夜是不走了。
敌人想安安宁宁地休息，没有那么便宜！我把一排长张龙清和二班长老刘叫来说：“你们俩带一个班下山吧!”
“干什么?”他们在睡梦里刚被叫醒，还有些迷迷怔怔的。
“咦，敌驻我扰，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嘛，怎么忘啦?”
“好!”他们一听说去掀敌人的被窝，瞌睡劲全没了，抬腿就走。
半夜，藤田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开始只是零星的步枪，不多会，连重机枪也打起来了，整个墟场像开了锅一样，好不热闹。
拂晓前，张排长他们回来了，毫无损失，还带回来一支步枪和一袋子弹。原来他们都是这一带人，藤田镇的地形很熟。当晚他们摸到村头，找到一个瘸腿老头（这是我们坚壁时留下来探听情况的），从他那里了解了敌军情况和岗哨位置。接着，他们偷偷地摸进村里，朝着里面打了几枪，随手又把空场上的一个禾堆点着了。敌人顿时乱了营。他们在里面东打一枪、西打一枪，直到敌人开了重火器，才趁着乱劲溜了出来。临出墟场又“顺手牵羊”抓到敌人一个哨兵，得了一份武器。
这夜,我们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好觉,藤田镇上敌人的机枪、步枪却一直响到天明。
在藤田、饶岭、沙溪一线连续打了些小仗，第七天，我们便退出了沙溪。
连日爬山作战，实在有些疲劳，晚上，我向二排布置了袭扰沙溪敌人的任务之后，又查了一遍哨，便找棵树底下休息一会。快天亮的时候，被一阵吵嚷闹醒了，睁眼一看，同志们正围着一个俘虏在盘问。不问而知，这是二排的同志夜间从沙溪摸来的。
开头几天，我们常抓到俘虏，掉队的、开小差的、抢东西的，什么都有。可是这几天敌人给吓惊了，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来，抓俘虏就难了。这个俘虏来得可正是时候，我叫一班长将他带到连部，决定详细盘问敌人内部的情况。
不多会，俘虏带来了，是个黑大个子，头发老长，脸颊瘦削，看来饿得厉害。他一手端着炊事员给他的一碗饭，一手大把抓着往嘴里塞。
我问他：“饿坏了吧?”
“可不，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到一顿饭了。”这一问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说，刚从永丰出发的时候，长官欺骗说到了红区要啥有啥，可一进来，到处挨打不说，眼看是个大庄子，住进去，除了几间空房子和满墙的标语以外什么也没有。吃粮要靠从吉安、永丰一路运来，而且沿路还不断受到游击队的伏击，常常运不到。好容易运到一点，没锅没柴禾，也难吃到嘴里，有时只好吃点生米。这几天运输线更长，受袭击的次数更多，连生米也难得吃到了。
他边说边做着可怜相，那样子，不像我们在审问俘虏，倒像他在向我们诉苦了。我身边的赤卫队长憋不住拿话逗他：“没有米怕什么，我们田里稻禾长得好得很嘛!”
“不瞒你们说，割青禾我们也干过，”俘虏略带不安地说，“可是没有杵头又没舂臼，只好用砖头在石板上搓……”
他说得那么惨，惹得大家都笑了。这使我又想起了扛着舂槌上山的赵老爹。正是他们彻底的空舍清野，才把敌人整到了这般狼狈的地步。
接着俘虏又讲了他们在我军民合力围困下的困难情况，特别是部队非战斗减员更为严重。五十四师北方人多，来到南方本来就水土不服，又正逢这酷热的暑天，再加吃不上、喝不上、走不好、睡不宁，这么一折腾，闹病的就多了,生疮的,中暑的，拉痢泻肚的，打摆子的…… 每次宿营，第二天村外就留下几个坟堆子。有的连减员过半。他们班本来有十一个人，拖了这么七八天，只剩下五六个人了。士兵们都伤心地说：“打不死也得饿死、拖死、病死。”
俘虏讲的这些情况，说明了郝梦麟这条壮牛已经被我们活活拖瘦了。我把这些情况向部队和群众一讲，大家对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更高了。
我们就这样边打边退边扰，一连干了十五天，直撤到良村。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迟滞和疲困了敌人，掩护了群众坚壁清野，完成了县委交给的任务，但因为时间长了，人们不免有些急躁。战士和群众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打个大仗呀?主力到哪去了，怎么还不来?”特别是到良村以后，再退就是兴国县境了，大家的急躁情绪就更加强烈。我们虽也做些解释工作，但因不了解整个情况，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甚至连我也暗暗有些发急，盼着主力快些到来，痛痛快快地打个大仗。
撤出良村的当天夜里，我们袭扰敌人回来，刚想和营部联系一下，营部通信员找来了，说营长叫我。这期间营长一直带其他连在敌侧后活动，虽有些通信联系，却没有见过面，现在听说他也活动到这边来了，并且连夜叫我，心想该是有新任务了，端来的饭也没顾得吃，便跑了去。一见面，刘营长就乐呵呵地说：“知道不?主力过来了!”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忙问：“到了哪里?”
“近在眼前，”营长指了指面前的一封急信，告诉我：主力昨天晚上在莲塘圩消灭了上官云相的一个师，正连夜赶过来打五十四师。县委来了信，要我们配合主力作战。
听说有任务，我更急了。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我们曾配合三军团打石马中村的高树勋旅，那时没经验，又是自动配合的，有点乱，缴获也不太多，这次一定要好好搞一下。于是我赶紧请求说：“我们连……”
“别急嘛，有重要任务给你们！”营长把重要二字说得特别响，接着反问我：“从良村往东北通约溪的路上有个大山口子，记得不?”
“记得!”这一带我很熟，前天还从那里走过。
“今晚主力一打，可能有些敌人逃跑。你们连马上出发，天亮赶到那里，堵住路口，能吃得下就吃掉，吃不下就把他们顶住!”
接受了任务返回营地，已经下半夜了。我把任务向同志们一传达，大家那高兴劲就没法说了。我们连夜出发，穿山越岭，绕过良村，到达了营部指定的山口子。这真是一个打阻击的好地形：大路沿着一道漫坡延伸上来，在这里被两侧的山梁紧紧卡住了。赶着早晨雾大，我们在山梁上隐蔽起来。
刚布置好，良村方向便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主力攻击开始了。我们相信只要主力一打响，战斗是不会拖得太长的。果然，午后一点钟左右，侦察员报告发现从良村方向来了一股敌人。毫无疑问这是敌人的溃兵，我兴冲冲地奔上山口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看样子足有七八百，正向山口奔来。我们只有二十八条枪，能拦得住吗？我连忙召集各排排长商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问题都集中到一点上：我们的士气、地形都没有问题，就是火力不行，如果敌人发现我们是地方武装，拚命冲击，我们就很难堵住了。一提到火力，使我想起过去在红四军时，枪支子弹也少，当时常用的办法是集中火力齐射，打“排子枪”。我把这个打法告诉各排长，各排长都说这个办法好。我又嘱咐他们：“打响以后，各班排的旗子可以亮出来，要有组织地进行喊话，可是人却一定要隐蔽好，不要让敌人发现我们是地方部队！”
我们刚安排妥当，敌人也来到了山前。当敌我距离只有一二百米远的时候，我把小旗一摇，哨子一吹，桓雠抛忧勾蚬ァ５腥嗣幌氲交嵩谡饫镌獾椒鳎皇钡琅赖刈甑缴绞竺妫蛘吖龅铰繁叩乃道铩Ｎ颐浅嘶暗溃骸鞍拙苄置?不要跑啦,你们跑不掉啦!” 接着又喊：“缴枪吧，红军宽待俘虏！”“缴枪不杀，愿当红军的留下，不愿当红军的每人三块大洋放你们回家……”
敌人被打愣了，乱糟糟地趴在那里，不还击，也没有吭声。我一看这样不行，等他们定了神就不好办了，于是一吹哨子，朝着人多的地方又是一个排子枪。接着又喊：“再不缴枪可就不客气了!”我还故意提高了嗓门喊道：“三连，准备冲!”对面山头上一个排随口应和，一时整个山口上红旗招展，此起彼落到处响起了喊声。
这一来，敌人沉不住气了。一个军官从一棵大树后面探出头来问道：“别打，别打，你们是哪一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厉声回答。
“真的?”
“废话，当然是真的!”
那家伙不再说了，只见他和几个军官凑到一起，交头接耳地嘀咕了些什么。看看敌人有些动摇,我们乘机又喊了一阵,那家伙连忙高举着手走出来，喊道：“不要打了!我们缴枪!”
一听说缴枪，又为难了。我们一色的便衣、土枪，下去收枪不就露馅了?倒是一排长张龙清心眼来得快，他低声问我：“叫他们放下武器空着手上来好不好?”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我便对山下喊：“放下武器上来吧，一个挨一个，不要乱!”张龙清又补了一句：“快呀，我们派人带你们到总部吃饭去!”
敌人毕竟是些败兵，听说缴枪什么也顾不上了；再加听说有饭吃，更是个个争先，都把枪一扔跑上山来。张龙清带着个战士，每人端支好枪，威风凛凛地站在路口，过一个数一个。不到一个钟头功夫，俘虏全部缴枪完毕，在一个树林里集中起来，查点了一下，共有六百多。
清点完俘虏，我带着全连走到那堆得像小山似的枪支跟前。战士们又忙起来了，一个个扔掉手里的土造枪，换上了一色的好枪和花机关。我的那支老套筒也扔了，换了支崭新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剩下的那些枪弹，除了赤卫队换装以外，由运输队搬到后面去，装备了本营的其他连队。
良村战斗胜利结束。郝梦麟这条被我们拖得黄瘦的老牛，终于被主力一刀宰了。我们连押下俘虏，又带着赤卫队到山沟里搜索了残存的敌兵，便回到了良村。
县委和营部都已进驻良村。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了营部。我一见营长便正正规规地敬了个礼。
“看你神气的!”营长显然也像我一样高兴，笑着问：“搞得怎么样?”
“俘虏六百多，全连搞了清一色的新武器……”
“好！”营长看来要表扬我们，却忽然像想起了什么，故意把嘴一撇说：“可就是没有什么意思!”
他把末尾几个字咬得很真，一下子说得我脸红了。这是冲着我说的。今年一月间，刘毅同志和我、毛春山、老张、老朱五个人离开红四军到永丰独立营来。当时独立营新建，装备不好，没有什么训练，打不上大仗，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对于地方武装的作用，对于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认识不足，觉得没有干主力来劲，因此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便说过“没有什么意思”的话，谁知这话却被营长拣起来，直记到现在。其实我这个思想早在第二次反“围剿” 的时候就解决了。这次从藤田打到良村，直到五十四师全部歼灭，在实际战斗中更进一步体会到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了。
县委书记张子恒同志见我不好意思，便把话岔开来说：“打过这一仗，怕是拿棒子赶你也赶不走了!”
我说：“是啊!”
刘营长说：“记得在红四军的时候，毛政委就常说，地方武装是主力军的眼目和左右手，现在我们可是真正体会到了。敌人有千军万马，我们有千山万岭，有红透心肠的根据地人民。我们只要把人民发动起来，就能把敌人打瞎，打瘫，最后配合主力把他消灭掉!”
这夜，我们就这个题目谈得很多很多。第二天拂晓，为了掩护主力东进，我们又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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